—— ——
↓↓↓↓关注【官场指南】备用账号：闲谈政史↓↓↓↓
通常来说，一个省份的正部级岗位分为四个：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长、省政协主席。在大部分省份中，省委书记通常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因此，实际正部级岗位只剩下三席。而这三人中，省政协主席的地位显得最为特殊。
自2013年7月以来，省政协主席不再是省委常委成员。这一调整让许多人认为，省政协主席的岗位更像是通向“二线”的养老职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从党政部门调任省政协主席，虽然职位有所提升，但仕途也大概率到此为止。能够从政协岗位“回流”党政系统的情况并不多见，甚至被视为仕途封顶的象征。
现实与惯例
实际上，大多数省政协主席都在这一职务上退休，极少有人能够重新回到党政系统。但历史上也确实有一些例外，这些官员不仅打破了“仕途封顶”的定论，还在从政协岗位回流后实现了更高的职位飞跃。他们延续了政治生命，甚至再次“起飞”。
少数的逆袭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的张文岳。那一年，他当选辽宁省政协主席，许多人认为他的仕途已经结束。然而，仅仅一年后，2004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并代理省长，最终正式成为辽宁省省长。这一升迁轨迹让人们对省政协主席这一“养老”岗位的看法产生了些许动摇。
类似的还有2011年，北京和吉林分别出现了两位政协主席转任省长的案例。王安顺先是当选北京市政协主席，之后又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并代理市长，最终成为市长。与此同时，吉林省的巴音朝鲁也经历了类似的仕途变化：从省政协主席转任副省长，继而成为省长，甚至最终走上了省委书记的职位。
这些罕见的案例表明，虽然大多数省政协主席的仕途止步于此，但对于少数人来说，这个位置反而成了他们升迁的跳板。
十八大后的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样的例子更为稀少，但依然存在。例如，2014年，天津市政协主席何立峰成功调任国家发改委常务副主任，并在之后进一步晋升为国家发改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甚至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副国级领导。这一系列的晋升轨迹让何立峰成为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逆袭者。
2015年，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被调任辽宁省长，两年后升任辽宁省委书记。而广西自治区的蓝天立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他从政协主席的位置调任广西自治区主席，继续主导当地政治。
可以看出，虽然“回流”现象少见，但并非没有。尤其在一些民族地区，官员调动有其独特的考量。例如蓝天立，他的任职符合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求。
浙江的特殊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省的这种案例尤为突出。2011年，刘奇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调任宁波市长，此后仕途一路攀升，成为江西省委书记，并最终在2023年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而2016年的唐一军则是从宁波市政协主席调任市长，随后又升任辽宁省长，直至成为司法部部长。
这些官员的逆袭之路显示了某些省份和地方的特殊性。尤其在浙江，官员调动和升迁有时超出常规。
人大系统的回流
除了政协系统，人大系统中也有官员实现“回流”并实现更高职位的例子。现任广东省委常委袁古洁便是其中之一。她从学术界转入人大系统，随后进入广东省政府，最终在仕途上继续攀升。这种从人大到党政的调动，虽然不如政协转任的罕见，但同样显示出在特定条件下，某些官员的职位变动并未局限于所谓的“养老”岗位。
另一例是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他从全国人大调任福建副省长，最终成为河北省委书记。同样的例子还有财政部原部长刘昆，他从人大预算委员会调任财政部，最后成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管理者之一。
这些人大系统的“回流”案例表明，不论是政协还是人大，尽管总体上升途有限，但并非没有例外。
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省政协主席的岗位被视为仕途的“终点站”，但少数官员通过打破这一常规，重新进入党政系统并实现仕途升级。无论是从政协转任省长，还是从人大进入党政核心，这些特殊的案例提醒我们，在政治舞台上，没有绝对的规则可循。特殊情况下的职位调动，往往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