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四月和flora一起写的一个作业。部分被发表。这是全文一稿。
1. 不流血的霸凌
小学，小柳最怕体育课。一个人坐在旗杆下的花坛边缘，没人说话，还不能读书，最漫长的孤独时刻。十米外，一群小鸟一样活泼欢快的小姑娘在跳皮筋，“时不时得意地瞟你一眼”。
孤立来得莫名其妙。二年级一个周一，小柳无意听说朋友们整个周末都在谈论自己，话题只有一个：她有多么讨厌。这令小柳异常错愕，周五分手明明雀跃地约好周一见；但整个周末，她们却忙于谈论“小柳和某某（班级另一身材较胖女生）谁瘦下来能好看？”“小柳就算瘦下来也很难看。”
那天早上，小柳没有像往常一样和朋友们打招呼，她们也自然地不再和她说话。没有对质，没有绝交，甚至没有争吵，朋友们在集体活动中把她当空气，但又不放过她，使眼色、传纸条、说闲话、恶作剧……她想直接询问，或者吵一架，然而愤怒像一拳打在空气里——女孩们异口同声否认对她不满，然而孤立旷日持久，持续整个小学。
从学校传出的喧闹嬉笑，往往令成人无限感慨地想到纯真、童年、杜鹃花，小柳说这才是恐怖的地方，也许她们正在折磨另一个女孩：“你听到这样纯洁的笑声，你知道里面也许包含着很大的恶意，也许她们正试图毁掉另一个女孩。”
没有殴打辱骂，小柳的遭遇似乎很难被定义为“校园暴力”；但女孩小团体孤立他人，并不是学校里的新鲜事。混杂着嫉妒和刻薄的“友谊”，甚至作为女孩特有的校园文化，被文艺作品津津乐道。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份报告《关于校园、涉及性别的暴力妨碍优质教育》第一次定义了校园性别霸凌 (School-rel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它“普遍存在”，“是性别歧视的最恶劣表现之一”，包括“性暴力、身体暴力和心理暴力”。针对女孩的性别暴力存在多年却被长期忽略，第一次作为有别于“校园暴力”的特殊霸凌种类，有了姓名和定义。
位于广州的公益组织“友善校园”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关注校园性别霸凌的公益组织，从2017年起为关心性别平等的中小学教师提供反性别霸凌的培训。疫情前，友善校园每年组织120个老师线下培训三天，由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工作人员讲解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规训的概念，给老师们提供教学素材，希望老师把正确的性别观念带进学校，影响学生。疫情后至今培训改为线上，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约2000名老师接受培训。
“友善校园”负责人小宝自述关注性别霸凌，是因为学生时代曾遭到长期外貌羞辱。小宝是一位高挑、瘦削的年轻女性。肤色较深、天生卷发，长相很有异国情调。但在中学时期这是她的噩梦来源。因为“喜欢打篮球、晒得比较黑、气质比较阳刚”，同学们认为她“像男人”，叫她“男人婆”。而与众不同的外表，则被判定为缺乏女性魅力，“飞机场”、“长毛怪”等绰号纷至沓来，她花费大量时间在消除体毛上，不敢上厕所，“因为别的女生会说，你的厕所在隔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无论是小柳受到的孤立，还是小宝遭到的嘲讽，都属于“校园中基于性别的暴力”，“是由于社会里的性别规范和刻板印象造成的”，有1/4校园暴力与性别相关。根据友善校园，这个数字在中国更高，十个孩子中三个遭过欺凌，女生受到的性别霸凌较男生更普遍。
在校园暴力已经引发广泛讨论的今天，人们谈及这一话题，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流血事件，然而女生受到的性别霸凌大多与身体暴力无关。但它充斥着校园生活的每分每秒，既来自同学，也来自老师：外貌打分，校花评选，一句“女生学不好理科”，集体不和某个“自以为是”的女孩说话……在一个性别不友好的环境里，很难想象一个女孩能安然度过青春期却不留下心理创伤。更糟的是，它们往往被视作校园“日常”的一部分，女孩们被裹挟其中，但并不能像被广泛讨论的“娘娘腔”男生或同性恋受害者一样，能够清晰地意识到所受欺凌中包含的性别因素。
如果说男孩们主要面临的霸凌确实与殴打辱骂相关，针对女孩的性别霸凌却是细丝慢慢勒进皮肤，相比之下，针对女孩的霸凌的讨论屈指可数。正如蕾切尔.西蒙斯在2002年出版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Odd Girl Out: 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 in Girls）对女孩校园生活的总结：“其中盛行着瘟疫般的霸凌行为，独特且具有毁灭性”。
2. 被选中的女孩
乔乔至今记得二十年前走出五年级办公室，想从四楼直接跳下去的心情。“这么小年纪就想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啦？” 她的班主任，一名头发烫成方便面状的中年女性，皮笑肉不笑地把《珍妮姑娘》当着全年级老师的面摔在她面前。这是德莱塞所著讲述美国20世纪初因贫失足少女的小说，以“不准带课外书”为名从她课桌里搜出来的。
所有老师好奇地应声回头，肆无忌惮上下打量她，前来观赏前所未有的不足12岁的荡妇。乔乔形容“那场面真是壮观得要死，《红字》知道吧”，通奸女性胸前被烙铁烫字、站上断头台示众。“最可笑的是，我被骂小学就想生孩子，那时候我连月经是什么都不知道。”乔乔夹了一个脏字。
长大她才慢慢意识到，背上“荡妇”罪名和读什么书关系不大，被选中是因为她是“出头鸟”，而荡妇羞辱又最能摧毁一个女孩的自尊。“我特别喜欢赢，就是赫敏上课抢答问题那种上蹿下跳的，包括体育比赛”，上课会指出老师错误，和男生打交道也毫不扭捏。换句话说，不是刻板印象中女孩应该有的样子。
在温州一所高中教语文的小布老师证实了校园中针对女孩的“枪打出头鸟”潜规则，并对此感到不平。他从“友善校园”创始就接受培训，是一名学生推荐他参加的。他在学校里就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平等观念，深受学生信任。小布老师发现活跃在学生会和社团的能干女生往往得到的评价比较负面。女生工作能力强，“我觉得是干练，但其他老师评价会比较贬义，比如做事泼辣。” 小布老师观察到多数老师“不喜欢女生太强势”，往往以一种不赞同的口吻评价她们“太会折腾、太雀跃”，但如果换成男生，这就不是缺陷了。
小布老师是一名85后，作为一名男性文科老师，自己就深受性别刻板印象困扰。同校理科男老师调侃搞诗词歌赋的“娘里娘气”，为他擅长也喜欢和学生打交道感到吃惊，“我不像你，我没那么大耐心，他们会这么说。” 连相亲对象都委婉暗示“以后可不可以不当老师”。在当地社会观念中，老师是“照顾人的角色”，没出息，不是男性应有的抱负，“可能去和权势发生关系，才是男性价值的追求。”
这样的经历，让小布老师对女孩们在学校中所受的隐形性别限制感同身受。社会文化要求女孩文静、谦逊、乖巧，这就意味着不符合标准的女生会被当作异类，强势能干会被老师讨厌，活泼大方也招致同学恶意。曾经有一名女生找他倾诉，说女生们议论她“行为不检点”。调查后，小布老师发现这名女生只是性格爽朗，喜欢和男生一起玩，“觉得痛快点”，其他女生对此十分反感，开始制造关于她的谣言。
在刻板印象主导的性别文化中，当大部分女生都接受了社会强加的自我克制、沉默矜持的规训时，无视性别规则的“强势能干”或“活泼大方”自然成为背叛。然而，好女孩并不能上天堂，内向顺从、不惹事生非也不能让女孩在学校中自保，免于不友好的评判。佳琪就不明白自己还能如何降低存在感，她性格文静，长期穿肥大衣服遮挡身体，但同桌男生还是取侮辱性绰号嘲讽她的身材。男生下课在走廊里推来推去，像玩碰碰车一样，谁撞到她就会引发哄堂大笑。这种来自异性的没来由的恶意，使她直到大学都不敢和异性说话。
因外貌招致的嘲讽几乎是每个女生在学校中都会面对的困扰，因羞于回击更感屈辱，就算被评选为“校花”，同样被置于一种任人评判的性客体逻辑。小布老师对主要针对女生的外貌羞辱十分恼火，“这在日常生活中频率是很高的，主要是男生对女生指指点点。初中刚青春期的更厉害，简直不讲道理。” 走过学校走廊，他总能误入穿着校服的男评委们举办课间选美，“对楼下经过的女生品头论足，甚至还在那里打分”。他立刻喝止，“但批评只能是制止当下那个行为”，男生并不理解自己错误的原因。
正如小布老师所说，对“与众不同”者的排斥，以及因此衍生的外貌性格羞辱，是社会规训在校园中的体现：如果一个女生不安静谦逊、苗条可爱，没有安分地呆在性别分配给她的刻板印象里，或完成得不够好，她就是糟糕的、可笑的，应该群起而攻之，打压她的骄傲，或嘲笑她的丑陋，直到她屈服于规范。这是社会恶意的提前演习，工作狂、剩女、女博士，全职母亲又会被称为“丈夫的米虫”…更多侮辱性词汇等着女孩们长大。
知识和课堂不能成为女生逃脱性别刻板印象的避难所。所有中学女生都共享同一句亘古不变的诅咒：“女生成绩好因为勤奋，擅长死记硬背。”
小布老师有时也为其他老师的偏见感到震惊：“尤其在理科学习中，女生得到的鼓励更少，反而打压很多。”他认为文理科的擅长与否与性别没有关系，但老师们似乎对男生学好理科“就是有莫名的期待”，同样面临挫折，男生会得到鼓励，女生则会被劝退。他惟妙惟肖地学理科老师的课间议论：“女生脑子就是不行，学理科脑子转不过来。男生开始学不好没关系的，后期爆发力好，花点功夫一定能学好的。”
浙江高考不分文理，初衷是让学生可以自由搭配擅长科目，有更多发展可能；然而在性别歧视的教育环境下，小布老师发现反而更多女生被劝说放弃纯理科，“现在同时选学理化生的女生特别少。”一些老师的性别歧视甚至基于某种好心，自以为在替女生的将来考虑。
“风吹日晒的专业”当然不适合女生，比如土木工程，是要劝阻的，还有水产养殖。“这个专业真的特别好，学费全免，是浙江一个特色学科。”小布老师替女生惋惜。在涉及专业选择的谈话中，部分老师的言论常带歧视而不自知。一个老师甚至在课上说：“不得不说，有的专业在婚恋市场上比较受欢迎。”比如小学师范，高中老师又不“好嫁”了，没时间照顾家庭。“听到这种话，下面女生会表现得很反感。”小布老师说这种师生冲突发生过不止一次。
根据小布老师观察，老师是否“迂腐”，与年龄性别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跟老师的成长经历和性别观念有关。在有问题的社会观念里，所有人都会被裹挟在里面，大家都会有偏见。”
张老师是东莞一所高中的95后女老师，也通过接受友善校园培训而关注校园性别平等。她并不是一名观念不够现代的老师，由于不喜欢学校惯例“女生节”总是安排“学习礼仪”培养淑女气质，她组织了运动节，鼓励女生参加投篮等竞技比赛。然而，当谈及她所教的生物，她却认为女生相对擅长文科、不擅长理科是“数据呈现出来的客观事实”。但出于对性别平等的尊重，她不会让女生知道自己逻辑思维不如男生这一“事实”，连哄带骗鼓励她们：“相信自己！你当然可以学好！”
教同一科目的男老师小保则有不同的观察，他在广州一所高中任教。“就说我们生物，” 他的声音陡然抬高，“如果每次统计一下性别，考得好的男生和女生的人数差异也不会有多大。好学生里有男有女，差生里也是有男有女啊。”如果数据显示女生理科弱于男生，他认为这也得归咎于社会观念从小对女生的塑造强化了她们的潜意识，“在理科学习中，她们从来没有得到同等的鼓励和认可啊。”
3. 面目模糊的凶手
小保老师给学生做性别教育已有十年。作为一名生物老师，早年他的关注点偏重性教育，结果学生们很不耐烦：“我们都懂啦。” 直到参加友善校园的培训，他意识到“性别”不只是生理知识，更关于社会观念。“当时我很震撼，第一次真真切切看到校园性暴力受害者站在你面前，跟你讲他们遭到的欺凌。” 他意识到性别霸凌也在自己身边。
他带过一个班，全班女生集体排斥一名女生，不和她说话。小保老师准确地嗅到“霸凌”的味道，试图干预。“霸凌者们”给出一大堆理由，这个同学没有边界啦，总是不经同意乱拿东西啦，不尊重别人的隐私啦；女孩们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排斥是无声的抗议。可是，当小保老师找被孤立的女孩谈话，又听到另一个“受害”版本：“大家不是朋友吗？用朋友的东西也是不尊重人吗？朋友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案例的不断反转，让小保老师意识到女生间性别霸凌的复杂。有时候，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对错题，不管是被霸凌者，还是霸凌者，某种程度上都被同一种有问题的性别文化裹挟其中。
西蒙斯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中研究了女孩间性别霸凌的最重要表现形式——通过集体孤立来攻击某个女孩的“关系霸凌”：“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女孩置身于公开冲突之中，她们因此被迫采取非肢体接触、间接、隐蔽的形式进行攻击。”当女孩的拳头和舌头都被“友善、温和”的行为规范束缚住的时候，她们不能通过“不打不相识”发泄情绪，她们的愤怒另辟蹊径：通过更不易被成人察觉的方式，虐待冒犯了自己的同龄人。
她们选择的武器是剥夺“关系”，把“讨厌”的人从集体中驱逐出去。对于女孩们来说，在学校拥有一个稳定的姐妹团是重要的，这不仅意味着在食堂和体育课不会落单，更意味着证明自己“正常”：好人缘、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一样——“出头鸟”是性别霸凌最容易选中的受害者。
因此，当其他女孩收起笑容，冷冰冰的沉默本身就是致命惩罚。甚于口舌肢体暴力，肉眼不易察觉的伤害会将伤口深深刻在被霸凌者的体内，甚至摧毁被选中的女孩的人生。
在“友善校园”的跟进案例中，13岁的初一新生小仁被全班女生孤立，陷入抑郁，被迫休学。友善校园介入转学后，在新学校又被孤立，只能再次休学，至今频繁出入精神科。小仁受到的“虐待”似乎并没有影视中夸张的扇耳光、被卷发棒烫，仅仅是不让进宿舍，没人和她说话，为什么她仍然受到如此不可挽回的精神伤害？现已成年的小柳如今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尽管每次回忆细节，她的叙述仍然异常费力。
“说服大家都讨厌你太容易了，因为霸凌你的人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小柳翻着白眼在空中比了一个引号，“这比直接打一架难受多了，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校园生活。”在中小学，学校生活和社交就是女生的全世界。
在全员参与的关系霸凌中，反抗是徒劳的，被霸凌者无法独善其身。性格强硬的小柳“不想让霸凌自己的人体会到胜利的快乐”，虽然没有朋友，她也擅长自娱自乐——无人理睬的体育课，她会一个人在教学楼后人迹罕至的乒乓球桌上玩，甚至因为远离人群，可以感到轻松一会儿。
但对于将霸凌当作游戏的女孩们来说，受害者是不被允许自行下线的。有一次，小柳像往常一样走出自己的小避难所，操场却异常寂静。体育课取消了，同学们不知何时被叫回教室，没人告诉她。想到迟迟出现在教室门口，一定会被不分青红皂白训一顿，小柳就僵在原地。她哭了出来：“原来被全世界抛弃是这种感觉。我委屈得太早了，那其实才只是一个开始。”
教室里人声鼎沸。黑板上写满意味不明的板书，讲台上已经垒起厚厚一摞作业。小柳踏进教室同时，班长一把抱起作业本，丢下一句“剩下的人自己想办法”就走向办公室。小柳明白了，自己是唯一被“剩下的人”。小柳又被独自留在教室，把黑板上的字抄在练习本上，企图猜出这到底是个什么作业。从那之后，每科课代表似乎都在和小柳玩“你比我猜”，小柳得像个侦探一样，搜集线索连蒙带猜，才能完成一个作业。
万幸的是，小柳的学业并没有因为霸凌受影响，但她的人生确实被那场持续五年的霸凌改变了。成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听到背后传来笑声，小柳仍会头皮一紧。紧张过后她才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再也不会有人在背后笑她胖、贴侮辱性纸条了。
当女孩们意识到不理不睬已经不会让小柳受到伤害后，她们的攻击开始升级，仍以成人不会觉察的方式。她们用对一个体型偏胖的女生能够使用的所有侮辱性话语攻击小柳，有时候是伴随着笑声但又足以令小柳听到的悄悄话，有时用小纸条贴在小柳背上。直接对质是不现实的，“她们会说，我们是在聊天，没人在说你啊。”
当一个女孩长期被群体羞辱，她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令人厌恶。过早经历的关系霸凌让小柳形成矛盾的性格：既有点讨好型人格，又对集体极度冷漠。小柳朋友极少，至今无法轻易相信别人，对友谊本身也比较悲观。她没去任何一次毕业典礼，拒绝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终于能够离开一个集体总是令人如释重负的。”
西蒙斯认为，与通常欺负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男孩霸凌相比，女孩攻击的对象往往是朋友。心理虐待很少留下证据，老师很难察觉；甚至当受害者求助时，也会被轻描淡写地视作“朋友间的小矛盾”。更糟的是，关系霸凌让施暴者拥有极大的匿名性，隐藏在集体中使她们安全，甚至可以心安理得地摧毁一个女孩而不带任何负罪感。
小保老师记得一个全年级参与、却揪不出任何一个霸凌者的案例，一名女生被全年级议论“喜欢勾引男生”。这名女生在初中已经拥有稳定朋友圈，混在一堆渴望交朋友的高一新生中，她的淡漠显得格格不入，令其他人不爽，觉得她“比较高傲”。加上她虽然话少，但并不怯于与男生打交道，于是“只和男生说话”的“荡妇”传言不胫而走。
小保老师接到求助后，花了很大力气一个个询问相关学生，追查谣言源头，但收效甚微。高一高二不断分班重组，谣言从一个班扩散到一个年级，每个传谣学生都觉得自己很无辜，只是“吃瓜群众”。小保老师对此非常无奈：“这种情况，感觉我个人能做的也是非常有限。” 而小柳的同学也早就忘了曾经的集体霸凌，健忘到邀请她参加同学会，小柳非常疑惑：“为什么要叫我？见了面，指着所有人的鼻子骂一顿可能是我最友善的姿态。”
“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直接负责。”西蒙斯在书中总结了针对女孩的群体霸凌的最大特点——躲在群体中作恶，霸凌者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同时，参与关系霸凌的不仅是发起者，所有面目模糊的旁观者都是帮凶。
尽管对女孩发起关系霸凌的往往同样是女孩，大多数还是被害者的好友，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友谊”具有原罪，等同于互相嫉妒和伤害——“有毒闺蜜”是一种因果倒置。社会观念对女孩性格的驯化，阻碍了她们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达态度，不能靠打一架、吵一架把话说开或彻底绝交，才不得不利用“心机”使冲突悄无声息。
对女性气质的贬低，使得女孩在学校里饱受外貌、能力、智力羞辱，这些侮辱既来自同龄人的比较，也来自权威的断言，连侮辱男生的词都是“娘”。同时社会文化缺乏正面女性友谊的脚本，对女生个人力量的贬低和对社交能力的强调，又使得她们容易对同性产生基于性别的竞争心理，同时习惯在霸凌同性时躲在群体中。
关系霸凌是一种处理冲突的迂回策略，是因为人们受到更严格行为约束、不被允许通过更直接激烈的方式表达情绪。小保老师的观察证明了这点，并不是女生爱搞小团体，这是被文化塑造的：“你以为男生不会搞小团体吗？也会整个宿舍孤立一个跟大家不一样的人。”他所任教的学校成绩较好，学生受到的道德约束相对严格，因此校园欺凌大多属于关系霸凌，不分男女。
可以说，在校园性别霸凌中，霸凌者和被霸凌者都是受害者，被社会观念所霸凌；最终导致一个个体由于权力关系的弱势，被挑选出来。这才是针对女生的性别欺凌普遍存在于校园的唯一原因。
4. 关于性别平等的“死亡诗社”
正如小保老师所说，如果一个老师在性别霸凌已经开始才介入，那能做的就非常有限。“友善校园”的工作就是希望通过老师，将正确的性别观念传递给学生，在霸凌开始前进行预防，这才是治本的干预策略。根据“友善校园”回访，接受培训的老师在学校里工作四、五年后，校园中的性别霸凌能减少一半。
老师传达“正确的性别观念”非常重要。小布老师回忆起一则令他忍俊不禁的老师干预案例。一男一女在课上打起来，原因是两人都从性别角度攻击对方。女生评价男生的新眼镜“怎么那么骚气”，男生回嘴以“你这个丑八怪”。老师在制止打架时，又从刻板印象出发批评男生：“你是个男生怎么能跟女生动手？”男生一听立刻哭了。又从社会对女孩的行为准则训斥女生：“你一个女生打架成什么样子？”女生不服，也哭了。
作为要“以理服人”的语文老师，小布老师觉得，改变观念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要上课结合课文，下课结合新闻，用板报说、用课前讲话说、过特定节日说，还要让学生不时写随笔谈谈想法。“经常跟学生讨论，才能使他们慢慢转变错误的观念。改变观念是防止校园性别霸凌的重中之重。”小布老师说。
他曾经目睹过学生持有错误性别观念的严重后果。一些气质、性格与群体格格不入的学生遭到霸凌，霸凌者会认为自己没有错，因为“这个人很变态，被打活该”。而其他学生都在围观，没有人站出来指责。错误的性别观念一旦定型，那么气质较为中性、性格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人就成了“异类”，学生们会怀揣某种与中世纪无异的野蛮“正义感”，根本不觉得自己在霸凌。“错误观念形成，干预就很难了。”小布老师无奈表示，这种情况只能看到一次制止一次，很难根治，“后来不打了，但搞冷暴力，不打不骂也可以关系霸凌的。”
于是，小布老师的语文课变得有点像《死亡诗社》。师生间涉及价值观的精神交流，使得现代性别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至少能让他们开始反思”。在讲《祝福》时，他带学生思考导致祥林嫂悲惨命运与女性身份有什么关系；讲到《雷雨》鲁侍萍的“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他问学生这个“命”到底是什么；讲《致橡树》，他热情赞颂其中展现的反传统女性形象。
小布老师很自豪上过自己课的学生确实变了。有一次，政治老师在课上讲唐山打人事件，谴责犯罪后，又加一句“如果当事女生没有在夜里出门，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女生们立刻发出嘘声，当堂抗议。事后，愤怒的女孩们向学校提出投诉，要求这名老师不再教自己班。根据小布老师回忆，由于女孩们对性别平等的在意，过去就性别问题口不择言的老师都谨言慎行了，“他们说，我现在学聪明了”。很多刻板印象即使无法完全纠正，至少也不敢公开表达了，“他们被学生倒逼着改变了性别观念。”小布老师很开心。
获得学生信任对于处理隐性的校园霸凌非常关键，对小布老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老师要言行一致，让学生感觉到成人的友善、值得信任，“避免让学生感到你要教他们做人”。小布老师在课堂上的开放言论，确实让更多学生对他放心说出校内外生活基于性别的顾虑。他既收到过女生递来的关于在校外受到性骚扰的小纸条，也遇到过男生来他办公室坐了很久，突然问：“同性恋是不是病？”
小布老师认为学生们之所以愿意倾诉极其私密的困惑，是因为他对社会性别议题的讨论保持开放，不会给他们灌输某种标准答案。有时候，他刻意讨论一些极端性别案例，问学生：“如果你的孩子是跨性别，是否接受？”“如果孩子找了一个比你年纪还大的男女朋友，你怎么办？” 有人反应激烈：“绝对不行！”有人犹豫不决，有人积极表达开放的观点。最终，在小布老师的引导下，大家能得出一个大致共识，并理解社会讨论没有单一正确答案。
在展示干预校园性别霸凌的成效时，“友善校园”用的词是“霸凌减少”，而非“霸凌消失”，观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类似愚公移山。小布老师也有特别欣慰的时候，当他读到学生上交的随笔，说一些现代性别观念自己仍然接受不了，即使本能上反感，但并不会因为其他人的不同去攻击他们，“我觉得这样的学生，观念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不喜欢你，但是我捍卫你应该有的权利。”这已经是很大的一步。
5. 危机四伏
毕业多年，佳琪与当年霸凌自己的男同桌重逢了。对方真诚道歉，她第一次知道了为什么当年莫名其妙被霸凌。男生自己因为胖被霸凌，看到佳琪，觉得他俩“很像”，就用自己被霸凌的方式虐待她。谈到这段往事她仍因情绪激动而声音哽咽，但面对道歉的霸凌者，尽管创伤并没愈合，她仍选择像成熟的大人一样，和对方礼貌寒暄，同时心情复杂。
在性别霸凌过去后，受害女生后来的人生是否因此受影响？被霸凌者应该怎样面对霸凌者？
在性别霸凌中，被霸凌者和霸凌者之间存在模糊地带。有时，受害和施暴的身份甚至会发生转换。一些被全班欺负的人，往往选择成为下一任霸凌者，为了转移矛盾，为了融入集体，或者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全，她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处于食物链最底端的人，哪怕只是向上移动一环，都能感到更安全一点。
“友善校园”的负责人小宝老师在每次活动中都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她曾经在被霸凌的同时，霸凌他人。因为气质中性，被全班嘲笑“应该去上男厕所”，她常常要憋到快上课才敢去厕所。为了融入集体，她转而霸凌班上一名气质阴柔的男生。她总在体育课报数时，第一个大喊：“我们班有22.5个男生，有一个不男不女！” 全班哄堂大笑时，她会觉得自己和大家是一样的。这名男生也被霸凌得不敢上厕所，情况比小宝老师更严重，得了尿路感染。
由于自身经历，小宝老师介绍“友善校园”对霸凌者的干预策略时，强调当霸凌情况不是太严重时，不要过早地定义霸凌者。“霸凌者”是一个过于强烈的标签，学生或许因此自暴自弃，产生持续霸凌的倾向。当学生没有感受到自己被责怪时，他们才能慢慢反思自己的行为。小宝老师经历过一次难以开展的学校活动，来听的学生都是班主任选中的“霸凌者”。活动现场气压很低，孩子们觉得自己是来开批斗大会的，都很不开心，再也不愿信任老师。
如果说无论被霸凌和霸凌他人的女生，都是被有问题的性别观念裹挟其中、都是刻板印象的受害者，“友善校园”认为，最重要的是让霸凌者明白自己所受的错误观念，并意识到霸凌行为可以因观念的改变而纠正。
这个理念很理想主义，带有向上愿望，但受霸凌者的心理和生理创伤有时是不可逆的。有的霸凌者的生活被彻底摧毁：拉帮结伙孤立同学的女生们顺利上大学、工作，但被霸凌者被永远困在中学，因为休学和精神问题，连高考都无法参加。有的受害者发现当年霸凌者长大后变成了致力于奉献社会的人，因而感到情感复杂，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谴责。旁观者忘记了曾经纵容过的暴力，很多人在谈到性别霸凌时常常一脸茫然，表示“我一直以为很少人才会遇到这种事情”。
即使现在过着令自己满意的生活，小柳仍然认为一些东西永远留下了：“我会永远怨恨所有霸凌过我的人、所有霸凌过人的人、所有面对霸凌不作为的旁观者。更不用说曾经霸凌过别人、现在希望通过做好事自我疗愈的人，为了缓解愧疚找受害者道歉的人。谁允许他们走出来的？谁允许他们自我疗愈的？” 而乔乔选择去国外生活，她坦言该选择与为了彻底与传统性别文化割席直接相关。很多时候，霸凌的创伤无法弥补地留下了。《黑暗荣耀》这样被霸凌者长大、复仇成功的爽剧的流行，是因为在现实中人们对霸凌的无力。
干预校园性别霸凌的复杂性在于，由于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过于强大，性别教育工作者有时也被裹挟其中，甚至出现不自觉的观念反复，尤其是从小处于刻板印象的审视下的女性。
作为长期从事性别平等教育的女性，小宝老师和张老师有时也会不经意流露出囿于刻板印象的痕迹。在教女生消除外貌焦虑，鼓励她们接纳多样的美、“喜爱自己的外表”时，她们常常会加上一个前提：“虽然（在社会审美标准下）我也不好看……”，尽管她们都是各有特色、富有魅力的女性。张老师本人很讨厌听到“女生应该……”的性别规训，但在她看来，她的很多观点不符合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我常常还会克制自己在课堂上去发表一些比较主观的判断”。
男老师也难以避免在进行性别观念教育时产生的无力。为了避免家长给学校压力，学校并不支持小布老师总是在课堂上“过多谈论有争议性的话题”，“说怕给学生误导”。而小保老师常常被被同事戏谑地称为“性学大师”：“他们不认为我是个生物老师，他就觉得你就是性教育的老师，还要把’性’字说得很重，会有不怀好意的那种笑。”
在大多数中小学生都拥有手机的今天，网络社交成为校园生活的延伸，也使得校园性别霸凌数据不降反升。根据西蒙斯在2002年对美国青少年的观察：“社交网络使得霸凌加速。”经她统计，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11-18岁青少年受到过网络霸凌，而女孩在网上被传谣言的可能性是男孩的两倍。
小保老师的担心证实了网络社交的确已经使得校园性别霸凌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防。他发现很多学生在匿名的网络上好像变了一个人，用西蒙斯的话说，就是“社交媒体像是带有喷气发射器的厕所涂鸦墙，孩子可以将自己墙上的咒骂话语直接发射到同龄人的卧室或口袋里”。而 “网络”也已经脱离校园范畴，老师发现制止也更加困难。
在来势汹汹的霸凌新危机面前，“友善校园”和老师们的工作，也格外显得像西西弗斯与巨石的缠斗。正如小布老师反复重申的一样，性别霸凌“是一个社会观念需要改变的问题”，只有当老师、学生和全社会的性别观念发生变化，性别霸凌这块已经令青春期女生“死伤无数”的巨石，才能被持久地封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