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并非首先是提供特殊的技能，而是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巴里·巴恩斯
1919年1月，为了回击当时社会上的保守派对《新青年》杂志的攻击，陈独秀在《新青年》6卷1号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些德莫克拉西（democracy 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个近代史中重要的文化符号登上舞台。在中国往后的一百年历史进程中，”科学“一词的内涵从最初的仅仅指代实用技术，扩展到了平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进入到了文化领域当中。
比如“科学“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我们会用“这不科学”来表达某事不符合常理，但其所指却并不一定要与科学原理的对错有关。可见如今，”科学“已经完全突破了原有的物质领域，成为了一个可以用来指代一系列文化观念的超级能指。
北大学者李静在她的新书《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中敏锐地指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科学一直都是高度人文化和道德化的，与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密切互动。
作者: 李静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标题: 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出版年: 2024-8
”科学“是如何走出实验室和教科书，渗透进中国的社会化进程中的？李静选取两个科学技术地位迅速提升的“科技升格”时代——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与2016年后的互联网时代。通过对多个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对社会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力图阐释科学如何在当代进入我们的生活与观念，以及随之带来的种种挑战。
本文选取《赛先生在当代》一书中上篇部分中的四个话题——工业管理、知识分子、教育、科幻文学进行介绍。这一时间的历史背景是文革刚刚结束，社会生产开始进入恢复时期，科学对生产力的重要性被确立，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被文学史称为”新时期文学“。
1
“科学”还是“民主”管理
“赛先生与“德先生”的角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社会的重心也从运动转向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一方面，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已成为时代共识，无须多言。但另一面，相较于科学技术这样的“硬科学”，人们对于“管理科学”这门“软科学”的态度却还存在着分歧。
作为一门科学的现代管理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工厂中，这套管理方式是否能行得通在当时还是一个问题。这一时期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蒋子龙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 连环画
乔厂长曾是留苏干部
蒋子龙的小说主角大多是一批懂生产、有信仰、有定力的“老干部”，他们作为工厂的领导层，希望通过借鉴苏联与美国的管理经验与一系列铁腕手段重整生产秩序。他们一心为公，努力将“社会主义”“科学” 与 “现代化” 圆融一体，但结局往往是失败的。
他们的失败有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情社会与官场生态的原因，但更值得讨论的是在管理当中存在的科学与民主相悖的问题。他们所想要推行的“科学管理”——即苏、美式的管理模式——注重生产数据化，强调科层管理，靠物质激发工人的积极性。这与中国前二十年通过自主探索总结出的社会主义管理模式——“鞍钢宪法”与“大庆精神”——强调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全面关心职工工作有很大出入。
“老干部”们的科学管理最初都有一定成效，但他们的严格冷酷逐渐造成了工厂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最后工作也没办法顺利推进，作为管理者的他们也只能黯然退场。
鞍钢宪法宣传画
管理应当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令行禁止的纪律与一目了然的数据固然重要，但管理最重要的对象始终是人，人心的安顿和发自内心的积极性才能换来长久地发展。前者需要依靠“赛先生”，后者实则需要依靠“德先生”。
“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成功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民主管理，工人们能最大程度地参与到工厂的日常管理中，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然后就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日常生产与改进中去。
蒋子龙的小说，揭示了当时社会主义文化与科学话语之间的复杂张力，以及那个特殊年代对管理方法的探索以及社会心态的变化。
2
知识分子的崛起
英雄“赛先生”
1978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这篇文章塑造了数学家陈景润“对专业研究认真勤奋、如痴如醉，对时事政治与个人生活毫不关心”的“知识分子英雄” 形象，令许多年轻人心神向往，也让知识分子成为了继工农兵之后新的时代楷模。
《哥德巴赫猜想》连环画封面 赵瑞椿 绘
如果我们将徐迟的文章与同一时期秦牧的《探访 “科学怪人” 陈景润》对比，就会发现他们对陈景润的描写截然不同。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发现他有一种内在的美。他那心不在焉、恍恍惚惚的神情，给了我一种感觉：他似乎没有生活在我们中间，他生活在数学的王国里；仿佛他并不是我们这个感性活动世界的人，他正飞翔在理性世界的思维空间里；此刻，他只是迫不得已才降落到我们中间来，接受我对他的访问，但却仍然心不在焉，仍在低飞着，盘旋着，露出一种晨光熹微似的理性的美，智慧的美，闪耀着他那为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理想而献身的、内在的美。
——《哥德巴赫猜想》徐迟
这人剪着平头，戴一副近视眼镜，样子天真，甚至带点憨态。他面色有点红，那是结核病菌仍在他身体里活动的征象，而不失健康的颜色。他的中山装上衣很短，大概比一般短了两至三寸，鞋子上没有结鞋带，衣服上个别纽扣也不曾扣好。他说：“好，好，我不送。”说着，就伸手去抓桌上那顶皱成一团的帽子，随随便便放在头上，倒像是一个盘子放在西瓜上一样。《人民文学》一位编辑看了，不禁笑着帮他戴好。他走在前面，开门的时候，突然在走廊里跑了起来，然后以一个顽皮儿童的神情在远处叫道：“我要送！”这样，就一直把一行人送到楼下大门口。
——《探访 “科学怪人” 陈景润》秦牧
陈景润
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将陈景润这个“科学怪人”视为 “美”的化身，他通过一系列的抒情手法，展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内在美，并召唤出读者对科学家、知识和人类理性的崇敬。在徐迟笔下，陈景润的“美”完全是内生的、自足的、超越的，是主体持续存在的状态，不受外在事物的规定与制约。
在美的抒情机制下，徐迟将隐藏在陈景润内心的独白一并带出：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支持不了啦！惟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陈景润对数学的忘我投入，对个人生活的毫不关心，在徐迟的文本里被高度道德化。在上一个十年中被视为需要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通过不断地独白，以一种柔弱的的姿态，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主体地位。
与这一时期对应的历史事件是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作了《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定位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即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而这一时期人与集体之间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李静提到了一组有意思的对比，同样作为时代榜样，1963年的雷锋与1978年的陈景润，虽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全心全意为国家与人们服务，但
细究起来，雷锋和陈景润最大的不同在于，雷锋无私地帮助他人、“外向”地吸纳他人融入对工作和生活的共同创造中，而陈景润则是六平方米内的独居者,“内向”地在科学世界里跋涉。
雷锋所代表的品质是一种“集体的英雄主义精神”，而陈景润则是以更为个人方式为国家做贡献。这样的选择并无优劣之分，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在于，时代对于楷模选取的不同倾向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而这一时期的变化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被抹平，知识分子的“专”也开始成为成为被高度肯定的品质。
《哥达巴赫猜想》唤起了那个时代青年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向往，但事物也总有两面。知识分子作为时代榜样的出现，与教育领域“学习”开始变得功利化是同步发生的，这正是下一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3
救救孩子
“赛先生”的限度
教育的“内卷”并非二十一世纪才有的问题，而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初露端倪。教育问题从来就不只是教育领域单独的问题，“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教育问题总是密切连通着成人社会对未来的想象与规划，因而教育总是一个各种社会问题集合投射的场域。这一时期聚焦教育的文学作品，也都提出了自己对教育的观察，并也都开出自己的药方，但也都存在着不足。
刘心武《班主任》手稿
刘心武的《班主任》取材自他的亲身经历，小说的主线是“阅读”。小说主角张老师通过不同学生对小说《牛虻》的态度，发出了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 的呼声，并将希望寄托于通过集体阅读，恢复孩子们的精神生活。
而这篇小说的问题在于，好的教育应当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人格。但主角张老师是作为一个“掌握真理”的启蒙者角色出现的，而孩子们则被视为有待启蒙的客体进行灌输。
如果“孩子”只是待启蒙的对象，唯一的价值是服务于“进步”的目标，那么“孩子”就丧失了存在的独异性、言说的可能性与参与的权力。
巴金的《小端端》与叶圣陶的《我呼吁》以及《中国青年报》对青年学生的调查报告揭示出了这一时期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厌学情绪滋生，人际关系也发生扭曲等问题，引发了关于竞争与友谊的讨论。
当时参与讨论的一种声音认为，应当将“竞争中的友谊关系”理解为新时代的“同志关系”，以此弥合青少年的人际关系问题，李静认为这种思路其实忽视学生们真实的情感需求：
友情关系是一种爱的共同体，是一种相互的属于；同志关系是一种工作共同体，是一种相互提示存在的状态。换言之，友谊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与自己身边的人产生“共感”，产生对于朋友的认同；而同志则是从共同职责出发组织起来的人群，他们团结的动力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共同的事业。
以上论述希望用社会共同利益来组织竞争着的个体达致团结，因而近乎下意识地去调用“同志”这一意涵。这一论说方式，放弃了对于“友谊”的真正讨论，忽略了中学生在学习竞赛场中组织个人情感生活的实际需要与真实困惑。
王安忆的《分母》则聚焦于教育体制下优等生和差等生的不同境遇，以及学生品德与成绩分裂的问题。小说揭示出在以分数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下“好学生”往往是自私的，只关心自己的学业；而“差学生”反而更多地保留了对于人情世故的敏感和热情。这一悖论性的结果是对教育本质的最大否定。
王安忆
在《分母》中，班级里的差生周小慧离家出走，小说的主角卢老师遍寻无果返校时，成绩好的学生们都在忙于考试，只有成绩差的几个学生在关心周小慧的情况，卢老师由此发出感慨：
他们并不是坏孩子，无奈功课这样差。当然，这是个极大的缺点，可除了这缺点，他们还有许多优点。他们也许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拿不到，可没有文凭，终究还是要生活下去的。将来哪怕真的摆摊头修拉链，他们也有可能是个好人，好师傅，有权利要求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呀……差异是永恒的，而人，终究应该是平等的，平等的!
面对庞大的教育体制，卢老师除了无力地发出人道主义的呼喊：“而人，终究应该是平等的，平等的!”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同志”与“朋友”， “好学生”与“坏学生”折射出教育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困局，其实这正是上一章中“时代榜样”陈景润与雷锋问题的延伸。是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到“集体中人与人关系”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领先者与后进者的问题，也是公平与尊严的问题。
4
科幻的生成与转变
“赛先生”如何想象未来
如果教育的问题是对未来想象的一种迂回投射，那么科幻题材就是对未来想象的最直接呈现。李静通过1958年的两篇科幻作品与1978年的儿童科幻畅销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对比，展现了不同时期对未来图景的迥异想象。
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年出版后广受欢迎，总印数达到300万册。故事讲述了记者“小灵通”去到未来都市，全面体验了未来吃穿住行的高科技便捷生活。《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畅销，反映出了当时人对于科技必将创造美好生活的坚定信仰。
《小灵通漫游未来》连环画
20年前剧作家田汉创作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本是十二幕的现实主义话剧，但最后一幕则是对二十年后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十三陵水库的幻想，也可以算是一篇“科幻作品”。
二十年后的十三陵水库人们偶尔挑挑扁担只是为了锻炼身体，甚至“幸福已经到顶了” “生活里已经没有什么矛盾、斗争”了。
这部分内容在当时受到了评论家朱艺祖的批评，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已经到达了终点，矛盾的消失意味着历史不再向前运动，社会失去了更新“未来”的可能性，这只是一种对未来的庸俗享乐主义的幻想。
朱艺祖的说法不无道理。对未来的想象，除了指向生产力层面的物质极大丰富，还应该指向生产和社会关系的不断革新，更应该指向人的自由与不断解放。
如果我们以朱艺祖的视角去看20年后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也会得到一样的结论。《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未来都市的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所有事情都靠“自动机器”和按钮解决。但这里似乎只有物质条件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关系却依然保持着落后。比如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依然存在，只是奴役的对象被转移到了机器人保姆“铁蛋”的身上。
小虎子一家去空间站旅行时，本不想带着机器人铁蛋，但因为空间站缺少打工的机器人，才允许铁蛋与他们同行，对此铁蛋感恩戴德：“愿意，愿意，一百个愿意。”到达空间站后，铁蛋没有自己的座位，只能站在卫生间里。而在空间站中，只有机器人劳动，人可以不劳动。小虎子一家进入梦乡后，铁蛋还要彻夜站岗。
这也不禁让我们想到当今的许多好莱坞大片中，外星科技已经发展到人类无法企及的地步，但外星人的政体却还停留在封建国王制甚至酋长制，他们来到地球的目的依然是老掉牙的奴役人类。
好的科幻作品，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对未来的整体想象，不仅仅是物质的想象，还应该有对新的社会关系的想象，后者尤其稀缺。
众科幻作家聚于郑文光家中，左起为叶永烈、肖建亨、郑文光、王晓达、徐唯果
在这点上，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同年发表的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共产主义畅想曲》就稍有不同。《共产主义畅想曲》也同样是以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为背景，虽然生活已经“美妙得像天堂那样”，但书中的干部强调的却是“任务不轻”、“劳动内容更复杂”， 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咱们国家推进到共产主义的更高阶段”。
虽然这种想象并不够具体，甚至有过于抽象和“政治正确”的嫌疑，但这部作品表现出的气质和另外两部不同，人的劳动和矛盾在《共产主义畅想曲》里并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消失，而是不断在向着更高一层迈进。
郑文光 被称为“中国科幻之父”
通过对三篇科幻作品的分析，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困境与难题，包括如何平衡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如何处理生产力提高与劳动者价值的关系，如何总体性地对未来进行想象。
这段历史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就是1979年爆发的的关于科幻文学究竟隶属于“科学”还是“文学”的争论。属科派认为科幻应当为科学服务，为科学知识做好普及工作。属文派认为，科幻应该属于一个新的独立的文学门类，科普只是科幻文学中一个部分。
刘慈欣
这场争论后来愈演愈烈，甚至一度打断了科幻文学的生长，使其进入了一段沉寂时期。而下一轮科幻热潮的再次爆发，就要等到二十一世纪的《三体》的出现了。这也将是《“赛先生”在当代》下篇的开篇内容，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下篇内容的时间背景为2016年后的互联网时代，此时的科学已经无须文学的“游说”与介绍，完全渗透进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并重塑着我们对文学的感受和创作。
下篇内容将从科幻的现实主义维度、写作的机器拟人与人拟机器、诗意的生产与享用、四大名著与鲁迅的后现代命运四个主题展开，敬请期待。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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