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勇||“经典”的诞生:20世纪学术史上的《史学要论》

摘要：李大钊《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书写中占据重要位置。然而事实上,学界对此书的重视,经历从“边缘”到“中心”的复杂演变过程。民国时期,《史学要论》作为一般性知识,用以启迪普罗大众的史学智识,由于多种因素,其影响尚未见大,甚至沉沦为边缘性文本;新中国初期,缘于史学关注面焦聚于“宏大叙事”,以及受时代“阶级话语”的规训,凸显其批判以“胡适派”为中心的实验主义史学,遮蔽其史学理论之实,渐有工具化倾向;80年代后,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与知识语境的变化,史学界开始对《史学要论》的学术地位重估,呈现以谱系化叙事为表征。李大钊《史学要论》这一学术权势的位移,映现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李大钊;《史学要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49年,随着新旧政权迭替,学术范式亦斗转星移,唯物史观跃居学界主流。李大钊研究成为史学研究者瞩目的重要议题,尤其在50年代,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取得相当大的业绩【36】。据1984年刊布的《李大钊研究文献报刊篇目索引(1949—1965年)》一文统计,此时期尚有百余篇关于李大钊研究的文章【37】。但此类研究多以塑造革命者形象的李大钊居多,作为学术史叙事的李大钊则相对退隐其后。由此,李大钊《史学要论》在这一时期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相反,当时的史学界眷恋于对“宏大叙事”的追寻,“五朵金花”及其衍生的一系列议题占据史学讨论的中心;甚至教条式曲解唯物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方法等。在此情形下,李大钊《史学要论》与时代相互纠缠,呈现出异样别貌。

众所周知,新中国初期学术最显著的特点是“阶级观点的盛行和学术与政治的一体联动。”【38】在50年代,最典型的是由丁守和主持编撰的《李大钊选集》对《史学要论》的篇章收录。此集收录李大钊从1913年至1926年的论文、演讲、随感录、讲义等,共计133篇。据学者杨琥、王宪明揭露,此集“不仅未能将当时已搜集到的李大钊论著全部收录,而且对已收入的不少文字进行了删节、改动。”【39】譬如,在50年代刘桂生曾为编译局主动提供李大钊1918年为曾琦《国体与青年》作的序,因曾琦在五四以后成为“国家主义领袖”,创建青年党,故而未被收录;又如,北大1922年校庆时,李大钊作《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一文,因重视学术文化,与当时政治空气不完全符合,亦未被收录;再如,《李大钊选集》中关于赞扬吴佩孚、考茨基等文字全部删除【40】。而《李大钊选集》对《史学要论》也仅收录第六节“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41】。这虽与选集的文本属性相关,但文本的制作却并非随意而为,文章的舍弃、文字的变动、文章的次序等,都隐藏着一套严密的内在运行逻辑。《李大钊选集》光大《史学要论》第六节,而遮蔽前五节,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譬如,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生根发芽,而新中国初期由于效仿苏联的学科体系建设,在1952年高等教育院系调整中,此类学科被意识形态化,往往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与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等挂钩,从而被打入另册。1958年6月,由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一文,毛泽东阅后,写下的几条批语与批注,其中就有“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之语【42】。也在同一年,国内学界掀起针对心理学的“大批判”运动。而李大钊《史学要论》注重史学研究的跨学科取向,例如,《史学要论》第二节“什么是历史学”,主张史学研究须兼采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结果【43】;第三节“历史学的系统”中关涉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般关系【44】;第四节“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中更是牵涉桑西门、孔德等社会学【45】;第五节“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中涉及社会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46】。此前,张静如在《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1957年)一书中对李大钊《史学要论》有简要概述,而在言及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仅指明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而此“哲学”也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47】。故此,李大钊《史学要论》未入选篇目大多与时代知识语境相背离。

《李大钊选集》

另外不容忽视的是,范文澜与王南1949年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一文。从时间上看,此文至少有两层不同寻常的意义:一是此文发表于李大钊殉难二十二周年之时,有“文本纪念”【48】之意;二是稍前人民解放军已攻占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国民党在大陆统治崩溃,此文也为新中国对李大钊史学的评估奠定了话语基调。在内容上,此文以《史学要论》为主线,将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尤其指出:“大钊同志在历史科学上的功绩,首先应该提出的,就是他所说的‘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49】,而这一话语即在无形中形塑了新中国初期知识分子对李大钊《史学要论》的整体印象。因而《李大钊选集》对《史学要论》的篇目收录,无疑也延续着这一思路。不过,也有学人称“因为当时没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而未收入”【50】。但此说尚难成立,虽说李大钊《史学要论》在当时存世量稀少【51】,但在之前一些学人就已勤于对李大钊著述的搜罗与整理,而且将相关讯息,公之于世,如刘弄潮《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蔡尚思与方行合编《关于李大钊全集目录》、文操(方行)《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六)》【52】。

范文澜、王南

《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

不过,在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仍有少数学人由关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而旁及《史学要论》,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话语中,这些学人往往采取选择性叙事策略,以阶级情感代替具体的、批判的历史分析。他们的叙事话语中呈现的共同特征是,将李大钊《史学要论》塑造成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的“宣言”,借以攻讦以胡适为中心的实验主义史学【53】。例如张静如在对《史学要论》的概述中,就强调“批判了像胡适之流的反动‘历史学家’们所宣扬的反动思想”【54】、史学家李平心亦援引《史学要论》中关于历史的定义,瞄准胡适之流的反动历史观点开火【55】。这种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思维,与1954年批判胡适的学术思想运动、1958年在史学界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导向不谋而合。当时国内的史学研究,强调“从现实斗争出发”,“为革命而研究历史”【56】,实则为实用主义史学的一种表现。换言之,是从阶级情感汲取《史学要论》的思想资源,是阶级斗争思维在《史学要论》的一种投射。

至1960年代中后期,国内“左倾”思潮更甚,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难以推进,尤其在“文革”中,李大钊研究几乎成为“学术禁区”。张静如曾称:“问题不单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存在了。在50年代,我搞李大钊研究,到60年代时,就听到康生讲,你们搞李大钊,毛主席的地位怎么摆?在参观革命博物馆时,康生又只讲要突出毛主席。当时的情况,就使人感到很难搞下去。”【57】之后,尤其在“四人帮”大肆攻击和污蔑李大钊时,其在上海的党羽,以编党史为名,任意篡改党史,污蔑李大钊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并捏造罪状,将李大钊打成“叛徒”【58】。丁守和与殷叙彝稍早撰写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在“文革”中就被定性为“吹捧陈独秀,抬高李大钊,贬低毛主席,是本大毒草”【59】,而遭受大大小小的批判。以当时轰动一时的学术事件为例。1960年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建议,由北京市委党校组织编写《李大钊传》;在此建议下,当时北京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迅速成立《李大钊传》编写组,组织袁谦、朱乔森、黄真、张仲豪、杨芹、李美瑞等编撰。然而,1964年,自诩为“理论权威”的康生,借批判杨献珍之机,对赵征夫进行打击迫害,组织编写《李大钊传》成为他的一个严重“罪行”【60】。稍后,由于此书是在邓拓的支持下编写,自然跟所谓的“三家村”事件又扯上联系【61】,而赵征夫亦再次被“四人帮”批斗,组织编写《李大钊传》再次成为其重要罪行,而后批斗至死,主要执笔人也遭受摧残,致使《李大钊传》的编辑出版任务中断十年【62】。因此,在时代语境下,随着“四人帮”及其党羽对李大钊的政治污名化,其《史学要论》更是“湮没难彰”。

杨芹:《忆邓拓同志指导编写〈李大钊传〉》

综上言之,新中国初期国内知识分子痴迷于对“五朵金花”及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仍是处在30年代国内“社会史论战”的延长线上;而此时国内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也在摸索之中,史学理论著作并不多见,依然是史学理论让位于历史理论。同时由于国内“左倾”思潮干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迷恋“造神运动”,塑造“权威型”领袖,政治叙事压抑学术研究。因此,新中国初期李大钊《史学要论》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当时少数学人虽注意到《史学要论》的学术价值,但在时代语境下,几乎将其内容割裂,窄化其史学精义,渐有工具化倾向,未能真正将其转化为学术遗产。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迎来新契机,乘着改革之春风,长期压抑的学术界,开始砸碎思想枷锁,冲破史学禁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1979年对李大钊的研究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一年是中国史学走向新时期的标志性一年,同时也是伴随着对李大钊“诞辰90周年”的纪念。叶桂生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一文中宣称《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概论”,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63】。此文可视为对李大钊《史学要论》“再发现”的先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再发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李大钊《史学要论》的版本增多。民国时期,李大钊《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仅发行1924、1926年两版;而至新中国成立30多年里,尚未见翻印。1959年版《李大钊选集》,立于现实,仅收录第六节。时隔半个多世纪后,198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将其重印,列为“五四以来史学论著”之一【64】。这自然与史学家白寿彝组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抱负有关,却也意味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再版,从而开启新时期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出版热潮;相对于1959年版《李大钊选集》仅收录《史学要论》第六节,1984年版《李大钊文集》对《史学要论》则是全文收录;1990年,由周谷城主编的“民国丛书”亦收录李大钊《史学要论》;1999年,商务印书馆时隔73年后,亦再次重印此书;在世纪之交,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收录33位已故史学家的57种著作【65】,李大钊《史学要论》亦在其中。尽管此时期,李大钊《史学要论》单行本种类仍不多见,但整体相对于民国时期与新中国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二,国内学人对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学术地位重估。1983年由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是新中国最早问世的两本史学概论【66】。白寿彝在《史学概论》中认为李大钊著《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67】而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不仅接受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历史”的阐释【68】,同时也认为“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上,有开创之功,他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他所指明的治史方向,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以李大钊的理论工作为起点,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都运用新的科学的历史观,呼应着大革命时代的需要,写出了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历史,鼓舞工农运动的历史论著,充分体现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69】稍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对李大钊著《史学要论》亦是高度称赞。他认为李大钊《史学要论》是国内“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对后来史学概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从渊源关系上来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史学概论,无非是李大钊当时所阐述的那些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进一步发展。”【70】此后,国内学人编写的“史学概论”著作大多延续这一叙事。不唯如此,在一些重要的史学史著作的叙事中,学人对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学术重估也同样如此。例如,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主要以《史学要论》作解李大钊对现代史学的贡献【71】;胡逢祥、张文建合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一书中,认为1924年李大钊著《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著”【72】。1992年桂遵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为当时国内最为系统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桂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书写,以革命史范式塑造出“红色史家”谱系,而在这谱系中李大钊及其《史学要论》占据重要一页【73】;1999年,瞿林东在《光明日报》发表《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文中,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方面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石。”【74】不难看出,此时期李大钊《史学要论》由边缘走向中心。

不过,李大钊《史学要论》在新时期的复归,并非为简单的史学知识流播,而是以谱系化叙事为表征,尤其关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性叙事问题。1981年,白寿彝在《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一文中就表露出,将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接续李大钊《史学要论》的谱系意识,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在《史学要论》以后又一部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著作”【75】;之后,白寿彝在《悼念侯外庐同志》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李大钊《史学要论》是20年代的标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30年代的标志,侯外庐的著作在40年代有独特的地位【76】。这在无形中打造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条谱系链。1985年,田居俭在谈“史学研究应向‘第二条道路’迈进”时,就预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李大钊《史学要论》的问世为起点【77】。1992年,苏双碧在“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的话语中,凸显出李大钊《史学要论》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后相承的关系【78】。1998年,戴逸在《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叙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时,亦是将李大钊《史学要论》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后相接【79】。此种叙事大多超出《史学要论》的知识本体范畴,强调李大钊《史学要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的谱系意识。《史学要论》被后认为第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常以此将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形成叙事张力【80】。

那么,李大钊《史学要论》何以能从“边缘”走向“中心”呢?法国年鉴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的序言中曾写过一段比较玩味的话:“先驱者的命运总是难以捉摸的:他的同代人可能当即就会支持他,于是研究者的菲薄之力就融入了集体的强力之中;他的同代人也可能抵制他,于是他过早地撒在地里的种子的培育工作就只能留给下一代了。这就是一些书和文章会获得令作者吃惊的延期成功的原因:它们在发表10年、15年之后才遇到真正的读者,而且有些支持的力量还来自外界。”【81】费弗尔此言道出,一部史学著作的“再发现”,情况是异常复杂的,必蕴藏着内在理路与外在因缘。就内在理路而言,《史学要论》内容观念的科学性与80年代的知识语境相契合。在80年代之前,学界严重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史学教条化、机械化理解运用的现象,甚至“阶级斗争”一度成为唯物史观的代名词,苏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认知思维,从关键词汇、概念、话语,甚至到重大议题等,都充斥着国内史学界。而李大钊《史学要论》成书较早,几乎没有受到苏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束缚。尤其苏联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其没有作用力,诸如“五种生产模式”的普世性叙事在《史学要论》中无从体现。相反,李大钊《史学要论》对史学理论的灵活解释,对西方社会科学等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以唯物史观自限。《史学要论》中关于“活的历史”、对考据的辩证认识、跨学科意识、历史功能等科学性阐释,与80年代的时代语境不谋而合。譬如,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举行的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在讨论中就谈及要“批判地吸收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批判地吸收外国历史学界的某些研究方法”【82】,这与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史学科学化意识相契合。

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

外在因缘主要在于学术界对新中国前30年史学的反思,尤其是对“文革”中造成史学秩序的混乱,寻求对史学生态的重新恢复。当时不少学人意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等同于史学理论,更不能代替具体史学理论的位置【83】。因此,史学理论的重建任务迫在眉睫。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决定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84】;同年《世界历史》发表《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一文,宣扬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85】。1983年至1988年的“史学危机”大讨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史学理论危机的讨论。此间,史学理论学科制度化趋势明显,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上日程,如史学理论课程设置、“史学概论”“史学史”著作编写、史学理论相关期刊及机构等创设。因此,在时代知识语境的变化中,史学理论长期让位历史理论的情境得以扭转,二者至少“并驾齐驱”。另外,随着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学术史叙事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不断被重构与诠释。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史热”的悄然兴起,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民国学术记忆被唤醒,更是刺激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构建。李大钊《史学要论》在新时期呈现出的谱系化叙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谱系塑造具有同构性。在这一谱系中,李大钊《史学要论》独占一席,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共同构成这一核心圈,隐喻对中国现代史学秩序的塑造。

李大钊《史学要论》的百年沉浮与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近代“再发现”又何其相似,这说明一部学术著作的生命力,不会随著者个体生命逝去而消散,而是由其学理内在因子与外在因缘所共同决定,是历史与现实不断对话之结果。同时,李大钊《史学要论》由“边缘”走向“中心”这一学术权势的转移过程,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情势相契合,即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尚未居于主流,在时代因素下,其偏执于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史学理论让位历史理论,《史学要论》沉沦为边缘性文本;新中国初期,史学界仍迷恋于对宏大叙事之追求,加之“左倾”思潮蔓延,强调“阶级斗争”话语,《史学要论》渐有工具化倾向;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思想解放与知识语境的变化,学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度反思与调整,《史学要论》又重新回归启蒙语境,以谱系化叙事为特征,由边缘推进到中心。而这一中心化趋势在21世纪初期仍在继续加强【86】。这也启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在追求社会效益之时,亦应兼顾学理性,没有史学理论作为支撑的历史理论,如同信马由缰;缺少历史理论关怀的史学理论,终为梦幻泡影。二者不可偏废,中国史学研究方能少走弯路,以稳健之姿朝向科学化与本土化,创造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