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骨铭心的抗日历史叙事之下，有时会令我们忽略了另一些角度。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与伪满洲国的建立，不只关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还是1930年代东北亚格局走向混沌的象征，更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的迫近。
一个更令人诧异或鲜为认知的历史事实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20多年时间内，竟是21世纪中日关系史上的政治蜜月期。即使是反建制、反君主制的革命派人士，亦在泛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与诸多日本浪人结为“同志”。
不过这种“和衷共济”、“其乐融融”的景象，终将会随着1920年代初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的增长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早年推崇孙中山先生革命道路与三民主义思想的日本“支那通”们，皆改换门庭，成为屠戮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到1920年代末，中国东北地区的离散朝鲜人群体的国籍和利权问题愈发成为中日两国产生经济摩擦和武装冲突的焦点。而作风强硬但又痞子气十足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便可能是所谓“朝鲜人问题”的第一个牺牲者。
1895-1910年东京华人的学业、革命与前程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中日甲午战争落下帷幕。不过，在之后近20年间中日两国关系却并非针锋相对。正相反，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国家步入一段近现代历史上尤为罕见的蜜月期。
受到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刺激的光绪发自内心地希望通过借鉴睦仁的成功经验，尽快掌握富国强兵的秘诀；而明治维新诸元老其实也乐见于清政府将日本作为建设近代国家的榜样，不仅是为了扶植中国国内的亲日势力，更是要向全世界彰显传统朝贡秩序的翻转。
1896年6月，清政府官方派遣第一批留日学生抵达东京就读。他们响应张之洞“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的号召，要去看一看“日本蕞尔小国，何兴之暴也”。
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廷决心仿效日本展开立宪运动，派遣了大批公费留学生负笈东瀛。根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后给出的数字，1899年“清国”留学生207人，1901年有280人，但到1902年则一下子猛增到500人。
可见在当时像竺可桢、梅贻琦这样，靠着英、美等西方国家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旅欧、旅美的清朝留学生，所占的比例非常小。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数量更是攀上顶峰。年初日本报告只有三四千人，到下半年就超过了八千人，次年更逾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学生普遍出生于1880年代，其中包括宋教仁、鲁迅、汪精卫、蒋介石、张季鸾、张东荪等等，这份名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他们或公费或自费，但真正从正规高等院校毕业的，并不多，只是上过日语补习班，或者读的是预备学校。
例如蒋介石本人就没有进入正儿八经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的是所谓的振武学堂。再如著名文学家鲁迅是仙台一个医科学校的肄业生，一直在日语学校里补习日语。又如未来的银行家蒋抑卮，到日本留学时几乎没有上过什么课。
讽刺的是，正是这群“不务正业”、整日“游手好闲”的留学生最先滋生出“排满兴汉”的主张。他们对日本近代倒幕运动、西南战争等事件了解得越深，越觉得中国需要一场针对满清统治者自下而上的“革命”。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膨胀，成为暴发户的日本人表现出极为狂妄的姿态。加之中国留学生人数剧增，日本普通民众对待留学生的态度发生彻底变化，可以说当时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情绪弥漫在整个日本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代出生的这批留日学生，大多尚未完全摆脱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和政治思想影响。他们的专业高度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并自诩为中国的社会精英群体，向往着从古至今受到历代精英推崇的“修齐治平”的人生。
而精英意识越强，人的自尊心也就越重。日本社会从上到下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歧视，必然会让清廷派遣的留日学生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其结果，一方面是一股强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思想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则是仇恨清廷的腐败与“不争气”。
当然，我们不能把晚清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爆发简单勾稽在一起。因为清廷对这群留日学生始终是抱有一定“信任”的。否则，反革命的清政府大可以釜底抽薪，即直接断绝留日学生的经费，严禁国内青年渡日留学等手段。
清朝政府在1905年11月试图通过公使馆完善留日学生监督体制，固然有其防范留日学生思想转向的一面，但更多是为了督促学生们专心学习。事实证明，即使那些明知已怀有“反动”思想的留日学生归国后，也会被积极提拔予以重任，典型如徐锡麟。
1903年6月，有御史公然上奏“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矣”的说法，与其说是担忧留日学生思想不端进而有所异动，不如说忌惮于因为科举选拔人才机能的衰朽，继而出现留过洋的新派人物，全面替代恩科进士。
清政府十分清楚，自己真正的政敌并不是这些成天空想、好高骛远的留日学生，而是盘踞在东京的康党。尽管清廷已经开始实施“新政”，从内容上来看，“新政”也基本上继承了维新派所提出的各种政策，但清廷却并没有因此停止追究。
更让清政府感到危惧的，是同样以东京为根据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的主张对留日学生更有吸引力，也更具有行动力。中国同盟会实际上从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主干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筹备会议那一天起，其大部分骨干就是中国留日学生，清末中国留日学生界终究还是成为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母体。
晚清革命党人和维新党人曾有过接触，并尝试两派合作的可能性。在康有为访问加拿大期间，孙中山与梁启超甚至就两派的联合问题进行了协商。可终究不欢而散，双方分歧不单局限于保皇与否，还在于各自对其背后的理想国设计方案。
纵观中国近代史一直有一个无法绕开的视点，即中国进入近代国家时期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个非汉民族集团。清廷两百年来在中原实行的旗汉分籍政策，使得革命家们在反感和反抗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余，呐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而这样的行动纲领显然与维新派的主张大为不同，至少梁启超本人就认为不应以民族界线划国家疆界，相反他提出了按国家疆界划分民族。民族只是手段，国家才是目的。而在中国追求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国家，无疑是一种作茧自缚。
在维新党人眼中，革命党人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会授人以分裂中国的借口。满、汉、蒙、藏、回之后，前明所谓的两京一十三省内的地域性嫌隙也会无限放大，进而被列强细分为无数个小邦。
更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在“创立民国”的过程中，晚清革命党人得到了许多日本人的帮助。同盟会就是在黑龙会幕后老板——头山满提供的民宅内，宣布成立的。日本浪人团体和不以日本皇室为中心的保守分子，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孙中山本人有一大批矢志不渝支持他的日本同志，如宫崎滔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等；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非常欣赏宋教仁的组织头脑和游说能力，二人互为知音；倚为“帅才”的黄兴每一次起义，身旁都不乏日本浪人的身影。
理论家章太炎更是认为，中日之间命运轨迹相同，两国革命者有着精神血缘上的连结，无论是在思想文化上，还是在行为模式上、人生际遇上。相应地，很多日本人也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视为“支那之曙光”。
其时日本处于大正民主时代，议会政客多倾向于在尊重领土主权的前提下，通过资本逻辑实现对中国的控制。大藏相高桥是清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与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中国，不如通过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逻辑维持日本在东亚的中心地位。
革命党人在“民族国家”领域的若干项主张，很难说没有借鉴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他们在实际的物质生活层面也的确和许多日本人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吃穿住用行到购置军火的金钱资助、支持。
然而，帮助同盟会进行“民族主义革命”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事实上正是出于日本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因此，中日两国在未来50年的你来我往，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段相互冲撞、厮杀的历史。
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日本“中国通”的历史宿命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东京，立宪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当即决定赶赴中国，亟欲使中国的事态按其夙愿发展，即保证中华民国政府的亲日立场，避免“同室操戈”。不过，很快，一个“真实”的中华民国展现在这些“泛亚主义”者面前。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千年帝制，但其对寻常百姓的人伦日用与价值观念的影响极为有限。“民主”、“共和”不仅是一小缀精英的意识形态执念，也应有不同社会力量的响应。但正如濮兰德的悲观预言，在结构上，袁世凯的中国仍延续着慈禧太后的中国。
孙文的美国式宪政方案严重水土不服，南京国民政府很快就崩溃了。毕竟如何将口号转化成现实，将舆论宣传转化为一种政治实践，需要一整套复杂的程序。1912年的中华民国之于普通人而言，只是发出了一些大而无当的空洞承诺，没有丝毫更深层的落实动作。
袁之掌权，是辛亥革命中南北政治力量妥协的一个结果，袁本人对于新政治缺乏知识，尤其是内阁制运作规矩，不甚了了。不仅袁世凯本人，当年最有实力的北洋系，上上下下几乎全部对于议会政治活动不感兴趣。
颇具讽刺的是，北洋军阀固然对于共和体制及其操作缺乏了解，当时中国的知识界同样对于什么是“共和”也并不清楚。1912年2月16日，旧金山的中华商会在得知袁世凯当选为总统之后，一边庆祝民国的诞生，一边准备着孔子诞辰2463年的庆祝仪式。
这些人将所谓“民主”理解为“天命之下的禅让”，《清帝逊位诏书》中对“统治权转移”条款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极为模糊。似乎是清朝统治者主动察觉到天命已经发生转移，因而将自身的权力交给新的得天命者。
差异仅在于，新的天命承担者不再是另一个君主，而是国民整体。只不过，国民整体并不能行动，因而组织共和政府仍需要承担者。于是，诏书最后又委任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商议统一之策。
如果全面肯定这一条款，无疑意味着南京临时政府的统治权并非由革命而来，那么在清帝让与统治权之前，南京临时政府就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这就否定了自下而上的革命。而如果全面否定这一条款，那么对于民国政府接收蒙、藏等少数民族大区极为不利。
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中华民国都缺少合法性与正当性。唐绍仪内阁在三个月内即告倒台，陆徵祥内阁组建失败，随后中华民国出现几达两个月的政治真空期，可见国民党、立宪派和北洋力量都不足以令全体国民信服。
终于在各方的妥协之中，赵秉钧内阁在民国元年9月出台。由此赵氏内阁至宋案爆发的半年时间里，中华民国维持了短暂的稳定。但随着1912年年底国会大选的展开，赵秉钧内阁亦进入风雨飘摇的阶段。
如果在一个成熟的议会制国家，遇到宋教仁案这样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突发事件，涉嫌行政负责人或许会自动辞职，化解危机。毕竟政治家就是要有政治家的担当，然而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而言，却遵循着前朝逻辑。
袁世凯自信宋案和他无关，因而没有辞职的必要。可越来越多的线索却显示，主谋洪述祖是为投袁世凯所好，才采用暗杀手段。此时袁世凯与赵秉钧百口莫辩，不再相信法律的孙中山在广东发动二次革命。
更重要的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纲纪伦常”全恃君主一人尊严，清帝逊位，造成中国人内心的道德约束似乎登时失效了。“贪黩去职，声名污丧”的情况未见好转，甚至比清朝还要糟糕。一位留学生在民国元年（1912年）3月30日的日记中称：
“至沪上，则见所谓志士者，莫不花天酒地，利海名场，终日昏昏，几忘国家大计、个人本分，不胜诧异。”那些政界官僚“惟敛资财，积玩好，黄金满籯，坐贻子孙。即以贪黩去职，声名污丧，而作官营业之收场，总算发利市矣”。
普通老百姓对什么是“共和”、“总统”均一知半解，细究几番之后也仅限于大总统不能传位给他儿子的层次。以至于将小说戏文中鹰视狼顾的司马懿形象，安到袁世凯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官僚身上。
地方议会“多系钻营奔竞”之徒，充斥着“劣衿”、“奸商”、“村蠹”，真正能够知晓“民主”概念及价值的寥寥无几。地主与雇农在封建王朝时代尚存有一丝温情的乡愿面纱，被一把扯下，只剩下唯利是图的土豪劣绅。
曾几何时，晚清士人在谈及“共和”、“立宪”时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需求。“共和”、“民主”、“宪法”并不意味着实际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地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实质上的主权，而是意味着一个政治系统。
在这个系统下，能增强国家力量，洗刷民族屈辱。倘若清廷代表着专制、腐败、无能、满人的权力垄断，这种新政体就能够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可民国缔造了两年之久，不见任何成效不说，人们的道德底线愈发败坏。
何况旧官僚出身的袁世凯本能地认为议会选举，尤其是国民党选举大胜的结果，无疑是是在危及中央政权。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袁世凯选择在1915年称帝，亦公亦私。83天后袁世凯病死，中国进入了长达12年的军阀混战时期。
对民初政治的失望情绪如瘟疫般到处弥漫，长江沿岸的各码头涌出的无数乞丐游民令那些对中国抱有“幻想”的日本人频频皱眉。这样的中华民国，怎么可能帮助日本在种族平权、振兴东亚的问题上，助其一臂之力？
至少在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眼中，是一幅权贵纸醉金迷、底层饿殍遍野、官吏贪赃枉法、军阀混战不断的景象。“中国人麻木不仁、毫无自我，没有任何国家意识与民族情怀”差不多是每一个旅华日本人的判断。
1917年八月，从昆明出发前往奉天的板垣征四郎认为，中国的情势“内乱接连不断，国家统一的前途渺茫”。“中国人的理想是猪栏式的理想”，因此“由谁来执政、掌控军权与维持国家秩序，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确信只要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反抗占领满蒙的活动或混乱将不会发生。很明显，当时羸弱、分裂的中国和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滋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吞、蚕食中国全境的野心。而在下一个十年，这些“中国通”几乎全部变成了侵华急先锋。
他们指责中国“不诚实”与“背信弃义”，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曾同情或支持过辛亥革命，那么中华民国在成功“驱逐鞑虏”后就理应给予日本特殊待遇。然而，试图从“半殖民地”状态挣脱出来的中国，绝无可能将日本视为例外。
于是，任何有损日本利益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皆会被日本军政要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为“背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日本人除了震惊于中国国内反日、抗日浪潮外，转而认定这是“中国革命”正在“堕落”的表现。
无论是南方国民党人的“容共”政策，还是北方段祺瑞、吴佩孚等倒向英美的军阀，皆是这种“堕落”的明证。如大川周明之类的军国主义理论家，便热衷于批判中国人总是试图将英美势力与“犹太资本”引入东亚。
这些日本人全然忽视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早已不再一味依赖于“以夷制夷”那样的外交政策。正如历史学家户部良一所说，“他们把握了真实的一半，却又无视另一半。”“亚细亚主义”理想破灭后，侵华战争便犹如宿命般降临。
外蒙古问题和1920年代“满蒙独立运动”的破产
近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曾两次在宛如匕首般插向日本列岛侧腹的朝鲜半岛，以及位于朝鲜半岛背后的中国东北，赌上国家的命运。对日本而言，耗费了“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帑”才得到的辽东半岛，是无可取代之地。
1910年日韩合并后，满蒙作为所谓“生命线”的意义更加突显。面对沙俄及其之后苏联的威胁，中国东北之于日本军部，是不言而喻的国防战略要地。此处所蕴含的丰富自然资源，同样也为日本资本家们觊觎。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在贡比涅森林向英、法等协约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但其对日本军人产生的正面冲击才刚刚开始。欧洲西线战场的惨烈与鲁登道夫提出的总体战理论，强烈地刺激着日本军官，尤其是日本陆军中坚将校的神经。
赢得一场战争的手段，除了前线军事进攻外，还包括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以及疯狂掠夺战略物资和劳力等方式、方法。而能否将总体战策略进行到底的关键，便在于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正是在这批中坚将官横向联络下，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一事，排入日程。他们有意利用自身人脉，将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安插到关东军内部，并定期秘密召开二叶会、周四会、一夕会，讨论如何展开刺探中国东北情报的间谍活动。
当然，刺激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蠢蠢欲动的，不止有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浪潮，还有来自北方沙俄/苏联方面的军事政治压力。罗曼诺夫王朝对中国北方的野心从未随着日俄战争的失败而偃旗息鼓，相反，c”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按巴德玛耶夫——这个布特里亚蒙古人的设想，对中国北方领土的鲸吞蚕食应分两步走。第一阶段要修建两条直插中国腹地的铁路。一条从海参崴经东北平原修到北京，另一条从贝加尔湖西南通过蒙古草原抵达兰州。
第二阶段，则要在铁路沿途地区建立一个藏、蒙、汉、回各族居民反清暴动的秘密政治中心。暴动发生后，再由这些民族的绅商贵族向彼得堡请愿，祈求接纳他们做沙皇的臣民。这样，沙俄就可以真正将“黄俄罗斯”方案付诸实现。
由于清政府对外蒙古的控制和内蒙古王公的反对，巴德玛耶夫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但辛亥革命的发生却为外蒙古问题的异变提供了条件。在此前百余年中，满清王朝与蒙古贵族之间的建立的政治关系，有且仅系于清帝一人。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出，蒙古诸王公忧惧于“驱逐鞑虏”的口号愈发向沙皇俄国靠拢。恐慌于自身优免待遇在革命后丧失，且长期受到俄国恩惠和拉拢的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借丹书克祭礼日举行喀尔喀四部上层王公喇嘛会盟，秘密筹划“独立”。
1911年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集团在沙俄的支持下全副武装开进库伦。该事件激起中国各族各界的强烈抗议，也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1911年末1912年初，北京曾两度委派查办库伦事件大臣武力解决外蒙问题，但都在俄国驻华公使库明斯基的阻挠下未能成行。
1913年11月5日，袁世凯政府为获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援助，私下向俄方妥协，《中俄声明文件》正式签署。在这份文件中，袁世凯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自治”地位，声明不在外蒙驻兵，不向外蒙移民和派置文武官员。
俄国方面虽然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这一表面性条款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收益。1915年6月中、俄、外蒙伪政府三方签定的《中俄蒙协约》，基本上肯定了之前的《俄蒙协约》及其附约，外蒙已经在事实上沦为沙俄的附属国，尽管其之后曾短暂回归中国。
在此基础上，沙皇俄国继续向内蒙推进，不断派人到呼伦贝尔和洮南地区活动，拉拢各旗蒙古王公，“使之亲俄”。对此，日本人加紧了在中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的步伐。其活动之频繁甚至引起了英国人的察觉，并导致外交干涉。
1916年，日本民间右翼分子川岛浪速依靠善耆等宗社党人，联合内蒙巴布扎布匪帮在大连密谋叛乱。但日本军方内部对此举意见不一，“奉天派”认为这种小规模的暴动并不会取得成功，他们有意扶植东北地方军阀势力张作霖，实现“满蒙独立”的诉求。
早在1915年10月，张作霖本人就假借参加日本人在朝鲜召开的所谓“始政纪念博览会”之机前往汉城，亲自会见时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不仅澄清了部署吴俊升在1912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造成的“误会”，而且清楚“表白自己的亲日意见”。
张作霖在这次活动中，给日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时东北社会处于非常时期，由于中央政府权力的裂变和弱化，胡子、马贼和响马横行，匪患甚为猖獗。其队伍小股有数十人，大股有千百人之众，或往来奔驰，出没山林；或据险负固，盘踞一方。
也就是说，哪怕日本当时想在中国东北扶持、培植一个傀儡政权都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现在兽医出身的“马贼”张作霖凭借江湖式智慧和狡诈走进日本人的视野。1919年7月，乘日本制造“宽城子事件”之机，张作霖“一统”东北。
于是，由所谓“旅顺派”策划的“满蒙独立”运动暂时告一段落。然而，次年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其日后外交政策的转变，却引起包括英国、日本在内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恐慌。
在1917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上，决定立即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强硬措施。1918年1月4日，日本内阁出兵海参崴，打着“维持秩序”和“保护侨民”的幌子武装干涉苏俄内政。
自此，日本陆军内部的“缓进派”在“满蒙问题”上的观感和战略态势也发生陡然逆转。在过去泛亚主义思潮影响下，他们对待中国东北这片土地的政策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即便遭到民间浪人的嘲笑与轻蔑，亦在所不惜，甘愿承受吹捧中国的诽谤。
但随着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日本人不得不调整自身的战略布局重点。尤其是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后。更是引起日本方面极大的紧张感。关东军担心苏联会南下，威胁日本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利益。
对于石原莞尔等关东军参谋以及陆军中央部的将官们来说，他们所关心的，从不是如何解决日本的经济、社会问题。如果只是这些问题的话，倒不如就像石桥湛山等人所说“以和平的经济、商业关系，也可慢慢达到目的。”
日本当务之急是落实“满蒙领有论”，使之成为可以抵挡苏联势力南下的“防波堤”与“资源库”；进而全面控制东北，扩充其产业力，以便拥有能够支撑下一场世界大战运转的稳定钢铁、煤炭储量。
对于中国国内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日本军官则认定：“中国人正在无视现实，盲目地以恢复国家主权为目标迅猛前进着。他们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内情和残鄙不堪的现状，竟妄想成为大国。”
于是乎，为了能够建立“自给自足体系”同时让中国人认清“现实”，那么，转而对中国采取军事手段也就在所不惜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以及接踵而来的华北分裂活动，便是这种思想顺理成章的产物。
1920年代朝鲜人问题与“奉-日”关系破裂
自唐代以来，王氏高丽也好，李氏朝鲜也罢，朝鲜半岛历代政权始终作为朝贡贸易体系中的第一流藩属国，并作为中华文明的一级“经销商”沟通着历代中原王朝与东北亚各少数民族部落，在左右逢源中获利。
然而，待红利期一过，窗口必然成为被攻击的先行阵地，蒙古、契丹、日本、女真都曾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1896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成为李氏朝鲜的宗主国。1910年，傀儡政权“大韩帝国”彻底失去独立地位，沦为殖民地。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人原有的土地和粮食被不断骗取或征收。整个朝鲜半岛被“网格化管理”，通行证上需要使用日本姓氏，接受皇民化再教育后的朝鲜人才能“自由”流动，获得些许的人格尊严。
无地可耕、无米可炊的朝鲜人作为人口资源被派遣挪用，或是前往满洲进行垦植，或是从釜山运往神户、下关，分发至日本全国的工厂、矿井去做苦力和城市基础工作，或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被征召入伍以及遭遇拐骗，强掳成为慰安妇。
在日朝鲜人在被作为劳动力资源无情使用之外，同时亦成为日本政府缓解国内经济以及转移社会政治矛盾的安慰剂。他们平日里作为下等人被文化霸凌、社会排挤、种族歧视，给予普通日本民众以相当大的身份优越感。
在日本历史上某些特殊时刻，如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关于朝鲜人叛乱、投毒的谣言四起。当时日本官方和民间“自卫队”有组织地虐杀、屠戮超过六千余名在日朝鲜人以及七百余名华侨。
相比之下，富饶、辽阔的“满洲大地”则是一幅天堂般的景象。随着清室衰微，满族八旗勋贵在中国东北留下大片无主荒地、农庄，大量为了生存或民族独立运动的朝鲜人开始迁移到中国东北生活。
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鸭绿江、图们江对岸左岸，就已是朝鲜人越境逃离恶政、歉收、饥荒等困境的避难所。20世纪初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因素作用其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朝鲜移民持续增加。
1919年有200万人参与游行示威的“三一独立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朝鲜抗日势力为躲避日军高强度的扫荡和搜检，选择转移到中国境内继续抗争。他们依附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外交、政治活动以及“独立军”训练。
进入1920年代后，离散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群体在土地商租权和双重国籍方面暴露出重大问题。时值五四运动期间，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向公众披露，其中前三条皆与租借“南满”相关。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空前高涨，开始大声疾呼收回利权。
此时在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已高达88万，具体分布情况为：奉天省169514人、吉林省379876人、黑龙江省5500人，热河特别区域813人、关东州815人、内蒙古988人、北间岛329391人，共计886897人。
在中国人眼中，这些名义上是“逃亡”到东北的朝鲜人，绝大部分实质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渗透的借口。1920年的“珲春事件”就是证明，日本人以“剿匪”为借口，武装越境，赤裸裸地践踏中国主权。
不过，当时日本方面实际上针对朝鲜人却抱有莫衷一是的态度。朝鲜总督府、外务省、奉天与吉林领事馆、拓殖局、关东厅、满铁株式会社、负责处理土地关系的东亚劝业株式会社各执一词。政、官、商三界皆因各自的利害关系，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
朝鲜总督府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利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充当侵华战争的“马前卒”；外务省文官强调中国“治权”，试图将这一颇为棘手的外交问题推给奉张政权解决。
关东厅和满铁株式会社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即仅关注朝鲜人问题是否会连带出南满铁路权益及其势力范围的局势变化即可，其他一概不闻不问。不同之处在于，关东厅出于旅大地区的社会治安角度出发，而满铁株式会社看重的是商业与贸易情况。
奉天领事馆与吉林领事馆虽同属外务省，但在如何对待朝鲜人问题上互相推诿，不愿担责。仅在该如何划分长白山山脉的所属权问题上，就相互扯皮了近五年之久，直到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建立后才得到妥善处理。
与上述行政机关相比，拓殖局和东亚劝业株式会社所考虑的，则相当实际。前者计算每一个朝鲜人的移民成本，从交通运输到土地价格，再到日常用品的平价购买力如何；后者则为本本部门下一阶段的工作方案发愁。
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日本政府承诺军队缩编，并赞成美国提出的“保有中国领土”、“门户开放”等决议。1921-1926年的立宪政友会内阁，多采取扶持奉张政权的形式，来保障、扩张日本在满之权益。
如此一来，这一时期对于朝鲜人问题，日本方面便自然选择了外务省提出的解决方案，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奉张政权的政策。而东北底层出身、亲历过汉人与朝鲜人土地纠纷的张作霖，对滞留在东北境内的朝鲜人姿态极为强硬。
1925年6月，《三矢协定》签署。日本原本寄希望于该条约能够和奉天当局在共同抓捕反日朝鲜人方面达成共识，但事与愿违，日本与奉天当局的出发点不同就决定了该法律文书不会得到很好贯彻落实，反而还会成为中日关系当中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为彻底杜绝朝鲜族移民所带来的外交隐患，奉天当局制定《取缔韩人办法施行细则》，以“取缔不逞鲜人”为由，强制驱逐东北地区大量朝鲜族移民，或处以罚金与有期徒刑。日本政府对此反应极为复杂。
奉系军阀一方面，在法理上承认了朝鲜人的日本“侨民”身份；但在另一方面，却显著破坏了日本政府“换位移民”计划的实施。结合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始终以朝鲜人作为“先导”，《三矢协定》的履行效果，足以证明张作霖的对日政策确实存在两面性。
当时“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张作霖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遂日本人心意。奉天当局的朝鲜人驱逐政策相当值得玩味，张作霖并没有将“韩人”强制迁徙回朝鲜半岛，相反其利用高额罚款迫使朝鲜人向北离散到黑龙江省。
对于朝鲜总督指名道姓要求引渡、逮捕的“韩党”首领，张作霖不仅充耳不闻，奉天当局甚至有过在日本人抓捕了朝鲜反日志士后，然后从日本宪兵队手中将朝鲜反日志士抢回来并且释放的例子。
张作霖在执掌东北军政的十余年间，形势日趋严重。他能在日、俄两大强邻觊觎间，苦于周旋，竭力保国为民，维护主权，的确有功于国家和民族。但如果说张在执政期间从未与日本签订任何有损国家利益的密约，是不符合实际的。
1927年4月，日本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成立。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召开陆军、海军、外务三省“东方会议”，日本人打算以武力为后盾，以长达8828公里的“满蒙铁路网方案”为工具，一举解决“满蒙悬案”。
对于日本骇人听闻的殖民掠夺要求，张作霖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日本人的每条铁路线都附有租借地，这样绵密铁路网一旦建成，基本等于整个中国东北是日本的了。经过一番拖延、交涉，张作霖将日本人原来的“七条铁路计划”缩减到五条，是为《满蒙新五路协议》。
据说张作霖在这份草约上签字时，浑身都在哆嗦，并说“这只是预备性商议，暂且不要发表”。而为使上述密约尽快变成政府间正式条约，日本在文嬉武吓的外交攻势下，获得吉会、长大两线的正式承建合同，但在具体修建的过程中，仍交涉不断。
也正是由于在《三矢协定》的执行和满蒙新五路的问题上没能满足日本的要求，最终导致张作霖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命丧皇姑屯。而所谓“朝鲜人压迫”，亦将成为日后“万宝山事件”之远因，进而演变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