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阿根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对高度普及的国民教育水平以及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通过农牧业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崛起，一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龙头。
1945-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领先于日本，人均收入是巴西的3倍，其经济总量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大致相当。然而，当世界各国陆续在“二战”的废墟上重建，恢复生机之际，阿根廷却陷入“过山车”式的恶性循环，逐渐沦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混乱国度。
在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背后，还有阿根廷政治令人颇为诧异和哑然的钟摆式道路选择。自二战结束以来，阿根廷人始终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来回颠倒，似乎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都在这篇漏斗形状的土地上试验了一遍。
在若干个政权的周折反复中，阿根廷社会精英与普罗大众势必将面对所谓“转型正义”的问题。很难想象，阿根廷人在短短的三十年内便经历了1943年、1955年、1958年、1962年、1966年和1973年六次政变。
值得注意的是，1984年劳尔·阿方辛政府和全国失踪者委员会（CONADEP）的敌人，并不是著名的庇隆夫妇及其所代表的庇隆主义，而是1976年悍然发动军事政变攫取国家政权，发动“肮脏战争”的魏地拉、马赛拉等人。
因此，本文不试图考察庇隆主义者治政的利弊得失；也不打算解读阿方辛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留下的庞大外债；更不致力于分析之后的卡洛斯·梅内姆及其正义党是否具有民粹性的一面，而仅着眼于“肮脏战争”与1984-1989年那场旷日持久的司法审判。
近年来，所谓“转型正义”概念愈发引起世界各国学者和政治爱好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很多讨论皆发生在价值、伦理层面，殊不知“转型正义”其实更多涉及到的，是技术、规范层面的问题。
事实上，再多的形而上学辩论，也无法填补琐碎、杂乱的规则细节，给予受害者以“货真价实”的正义感。而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更需要谨慎小心、不偏不倚地用近乎于刑侦、破案的手法还原何人、何事、何地、何时……
1983年，阿根廷迎来其半个世纪以来首位真正民选总统。2年后，也就是1985年，700多名军人被送上审判席。阿根廷军方在恐慌之余再次暴动，迫使阿方辛紧急颁布两部特赦法案终结审判。
在这个意义上，阿方辛政府对“转型正义”的贯彻与捍卫也不彻底。时至今日，我们仍可见到白头巾妈妈的血泪控诉。不过，这一场失败的过渡司法案例，却为历史与社会科学研究者及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样本。
1976-1983年阿根廷“肮脏战争”及其时代背景
1976-1983年可谓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段历史时期，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式镇压，不仅使阿根廷工业体系遭到严重损害，进而欠下大量外债，更在一时间令阿根廷处在一个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状态。
自1955年胡安·庇隆流亡乌拉圭以来，阿根廷便处于庇隆主义者与反庇隆主义者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动荡局面。洛纳尔迪将军“既无赢家也无输家”口号的破产和军中“强硬派”阿兰布鲁将军的上台都证明，左右两派斗争之激烈与不妥协性。
1957年，在明确禁止庇隆党参选后，保留庇隆主义宪法中保障劳工权益的有关条款后，阿兰布鲁将政权归还文官政府。不过，之后铁路、石油、冶炼等行业实施的私有化运动却引发工会集团强烈不满，并发起多次大罢工且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
1958年、1960年、1963年的三次大选结果表明，庇隆主义在阿根廷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基础。尤其是1963年议会和地方选举，正义党斩获32%选票，远超其他所有政党，一举拿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等10个省的省长席位和46个众议院议席。
对此，阿根廷军队划出三条“红线”，即阻拦庇隆重返政坛、防范工会组织左转、阿根廷不许分裂。在宣布1963年选举无效，打压庇隆主义政党之余，阿根廷右派也试图拉拢部分工会领袖，打造一个能够将劳工集团纳入其中的“没有庇隆的庇隆主义政党”。
1965年10月，庇隆第三任妻子马丁内斯返回阿根廷。由于担心庇隆掌控的政治力量在即将举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选举和1969年大选中获胜，阿根廷军队于1966年6月再次发动政变，“蓝派”将领翁加尼亚上台。
与此同时，在古巴革命鼓舞下，阿根廷城市社区和大学中涌现出一批“新兴”的庇隆主义组织。不同于其他拉美国家的农村革命斗争，阿根廷激进左翼人士主张在城市中进行“游击战”，发动中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
1969年5月，阿根廷内陆工业中心科尔多瓦市的工人和学生发起反独裁、反紧缩的大规模游行罢工抗议运动。6月，“对话派”工会领导人潘多尔遭蒙特内罗游击队暗杀，阿根廷彻底步入军警镇压与城市暴动的恶性循环当中。
1974年1月，以庇隆主义游击队“人民革命军”袭击阿苏尔兵营为导火索，庇隆开始着手清楚“革命派”势力。但随着7月庇隆逝世，对极端庇隆主义组织的“清算”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支撑，而阿根廷社会的诸多矛盾也开始迅速扩大和前所未有地激化。
1976年3月，面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以及政治左右两翼之间武装冲突的升级，阿根廷军队在陆军总司令魏地拉（Jorge Videla）等人的带领下发动政变，当时的总统伊莎贝尔·庇隆夫人以挪用公款罪被起诉，继而遭到关押。
与阿兰布鲁1955-1957年军管时期不同，这次政变后出现了一个“纯粹”的军政府。由海陆空三军司令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作为阿根廷最高权力机构，所任命的内阁部长中，除教育部长以外都是军人。
“国家重组进程法”的颁布不仅取缔了全部阿根廷政治党派、社会团体和劳工组织，而且终止了公务员系统发布的所有行政命令，甚至连原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地方各州法院法官的职务也被陆陆续续解除。
为了防止出现异动，阿根廷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后改为5个。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位阶较低的尉官、士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阿根廷军队完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将全国置于军事管制之下。之后魏地拉军政府便开始发动“肮脏战争”，大肆捕杀左翼游击队员及其同情者，并通过绑架、暗杀、酷刑等手段制造白色恐怖着手消灭一切异见人士。
所谓“肮脏”二字，便在于在阿根廷将军们眼中，庇隆主义者多是些腐蚀国家肌体的“癌细胞”，激进的“游击队”更是邪恶力量，因此必须予以剔除和消灭。而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然会使用一些非常规方法，绕开侦缉、审查与裁判程序，“结束腐败和颠覆活动”。
1976-1983年间，阿根廷政治犯所遭受的迫害，绝不仅仅是断食、性侵、电击、水刑等常规意义上严刑拷打手段；而是系统性极强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和视同胞如仇雠般的社会工程学攻击，包括但不限于诱拐拘禁、凌辱虐杀等等“非人化”和“物化”处理方式。
刑讯人员会对“嫌疑人”进行心理折磨，如让其扮狗才能进食、排泄、交媾等等；或当面对其亲属施害；或雇佣神职人员或演员假装同志，然后设计各种各样的出卖、背叛情节以欺骗方式攻破其心理防线，套取“情报”。
全国340个秘密刑讯中心使阿根廷社会出现了大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而且多是些记者、律师和工会成员，与极端庇隆主义“游击队”并没有任何关联。可见，“肮脏战争”到最后演变为军政府对平民人权的肆意侵犯，残忍的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
劳尔·阿方辛政府与阿根廷民主化转型
1980年，为断绝“颠覆”活动的经济社会土壤，阿根廷军政府不断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严禁所有集会，并通过取消国家补贴、放松贸易保护、清除低效工业等方式，试图恢复农牧业大宗产品出口的传统比较优势，“一劳永逸”地解决外汇短期、财政赤字问题。
但事与愿违，取消贸易保护造成民族工业在廉价外国商品冲击下纷纷破产，大批民众失业并陷入贫困，经济形势恶化和社会动荡也引发了军政府内部的分裂。立场相对温和的维奥拉将军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履职，陆军司令加尔铁里将军接任总统。
起初，加尔铁里试图通过减少公共支出和紧缩型货币政策平抑通胀压力，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不满和血腥镇压丝毫不见效果的情况下，加尔铁里决定铤而走险，于1982年4月发动马岛战争，不想遭遇惨败。
同年6月，加尔铁里辞职，阿根廷军事委员会的名誉与威信一同扫地，其侵犯人权的真相也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12月，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维尔（Adolfo Perex Eequivel）的组织和领导下，阿根廷举行了超过10万人的游行示威。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阿根廷军方来不及同各方势力讨价还价就自行瓦解，并被迫在1983年10月宣布“还政于民”，进行总统选举。时隔十九年，阿根廷终于迎来了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回归”。
1983年激进党（URC）领袖劳尔·阿方辛（Raul Afonsin）的胜选，被认为是阿根廷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其标志着与军政府独裁统治的决裂以及新时代的来临，“不再重来”（NUNCAM6S）的口号恰当地概括了人们对阿方辛政府的期许。
尽管阿根廷左右两派或许对于“不再重来”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也或许对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不再重来”也并不清楚，但至少有两方面是明白的，并且也是根本性的，即对军政府与人权侵犯的拒绝。
正是在这种极端的威权统治及其对人权的肆意侵犯之下，才唤醒了阿根廷人民对权利和民主的渴望。不只是数以万计的受害者家属，如“白头巾母亲”们，阿根廷社会各界亦开始要求对以往军方暴行进行问责。
在经历了这样一段惨痛的历史后，军人审判问题成为阿方辛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攸关阿根廷重建社会共识、实现政治转型之重钥。而政府和普通民众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前者要在“呼吁”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地为所谓“转型正义”的实现制定计划。
阿方辛政府首先为肮脏战争时期被诬告、陷害、连坐的受害人平反，并以国家的名义予以赔偿，支付包括精神损失费在内的补偿金以平衡合法权益。一些受到政治谣言或出于镇压目的捏造事实而倍受侵害者，更要恢复公共名誉。
根据官方统计，1976-1983年“肮脏战争”期间，阿根廷有8960人被绑架、拷打、凌虐致死。但大多数人按集中营的存活率推断相信，真实的数字至少3万。例如海军机械学校就曾秘密关押并酷刑折磨5000多名异见人士，而只有200多人最终活下来。这些人及其家属必须得到应有的正义与公平，摆脱被故意罗织的反动罪行。
其次，进行多党圆桌会议，共同制定“清洗（lustration）”计划。一方面，是对原国家机构所有成员的职业操守（integrity）、政治观点和道德素质，以及个人财务状况进行评估，以决定其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某一岗位。
另一方面，则是要确保无辜者不受虚假指控，避免出现“政治猎巫”现象。如此大规模革除公职人员和中高层军官，并剥夺其任职资格，难免会出现浑水摸鱼者以期躲过人民的审判；或是因个人私仇蓄意检举、揭发，以期达到报复目的。
最后，开放档案，建立真相委员会（CONADEP）。可以说，自胡安·庇隆上台以来，阿根廷历届政府便试图监视和限制国民行动，实现高压统治。虽然没有苏东国家那样无孔不入，但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线民，依然会发挥着“告密者”的作用。
而真相委员会的设立，其初衷就是为了查明在“肮脏战争”时期强制失踪者的确切下落，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集体历史叙事。档案公开和真相委员会的设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开放社会的标志，这意味着人民有能力知晓和制约利维坦对自身的侵夺程度。
伸冤昭雪、促进和解、弥合社会裂痕，当然是“转型正义”的应有之意。但如果不想堕于相互报复的悲惨“轮回”，那么就必须以符合法律的形式主义与程序主义逻辑，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重塑法治与法制的权威性。
为了彰显此次审判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平性，阿方辛邀请和其一同竞选总统的庇隆党人卢德尔（Italo Luder）担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作为总统亲自任命的五位最高法院法官也都各持不同政见，自由主义者、庇隆主义者、保守派和极端左翼皆有之。
问题是，当价值层面的政治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被转化为技术层面的法律问题时，当局必须要面对“司法独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判决结果。之后军人审判的扩大化过程，足以帮助我们理解阿方辛政府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大审判”与劳尔·阿方辛政府的执政危机
1985年12月，经过长达8个月的严格的质证和辩论，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上诉法院和阿根廷最高法院根据阿根廷23.049号法案的第11条、刑法典第五章第34条和军法典第514条，对9名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分别的归责和定罪。
其中，魏地拉和马赛拉将军（Massera）被判终身监禁，比奥拉将军（Viola）被判有期徒刑17年，阿戈斯蒂将军（Agoeti）被判服刑52个月，兰布鲁斯齐尼将军（Lambruschini）被判8年，而其他包括加铁里尔将军（Galtieri）在内的4人则以证据不足为由无罪释放。
应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上诉法院和阿根廷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严格按照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判。他们没有迫于民间舆论和外部压力而倾向于任何一方，以极其冷静缜密的态度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完成了“最终”裁决。
不过，这样的审判结果也不出意料地引发了人权组织和公众的普遍不满，认为这样的处理实在是太过宽大，根本不足以令受害者及其家属沉冤昭雪，或者说捍卫最基本的社会正义与伦理公平。
可以看到，法官们把军人审判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性的过程转化为了纯粹的法律问题。而基于刑事责任原则，上诉法院如果要对军政府成员进一步问责，例如将“铅笔之夜”同“五月广场母亲”们勾稽起来，就必须建立他们与其下属的罪行之间的因果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因果关系不仅仅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尽管通过真相委员会提供的一系列人证、物证，法院成功地建立了一些因果联系，但我们可以看到肮脏战争时期的大规模人权侵犯一项非常系统的国家主义犯罪。
其实早在1985年“大审判”之前，阿方辛个人就曾在非公开场合请求上诉法院与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对阿根廷法律中，涉及“正当服从”概念的条款进行扩大化解释和重新界定，以弥补民众的情感诉求。
可如果针对这种系统性国家主义罪行展开阿方辛的观点，就相当于正式确认了整个军队，甚至是各政府部门、议会、国有企业、学校、官方媒体、医院在“肮脏战争”时期的行为，也都是非法的。
而所有军人、公务员、老师、医生都会被烙上了人权侵害分子的烙印，或者承担起“不作为”的责任。实际上，阿方辛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审判与清算很可能将激起军部和保守势力的反弹，威胁到本就脆弱的民主秩序。
因此，阿方辛想把审判范围限制在高层军官的小范围内，而放过绝大部分的中下层军官、士官以防止哗变。由于担心两院议会会提出过分的严惩要求，他甚至保留了军事最高委员会的部分管辖权和参与惩治不法军人的话语权。
总之，阿方辛起初希望这场“大审判”可以快速、高效并且有节制地进行，使阿根廷尽快摆脱过去地阴影步入正轨；自己也能够利用审判期间公众对此抱有的高度热情，作为下一轮总统选举的政治资本。
然而，汹涌如潮的民意使阿方辛的信念动摇。1986年，他下令国防部指示正在参与“大审判”的军事最高委员会加快速度，并无罪释放那些没有决策权的军人。可阿方辛以行政手段介入司法的行为，无意间却造成“大审判”规模扩大到了无法控制和挽回的地步。
一时间，700多名军官被送上审判席，引起了军方的极大不安。在军方眼中，阿方辛政府适时做出的一些妥协，以及后期直接宣布赦免部分人员罪责的行为，体现的正是政府的“两面性”和“狡猾本质”。
“大审判”的相关责任人仍然在启动司法审判，步步紧逼，量刑定罪，欲迫使其就范。各种严厉措施让其认为政府已站在军方的对立面，军政关系不断恶化，军队中的“不合作”甚至对抗行动持续升级。
另外，阿方辛政府大规模的裁军减员和大幅度地缩减军费，给中下层军官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司法审判在军方上下的普遍阻挠下一拖再拖，进展缓慢。随着揭露军政府侵犯人权罪行和公开审判涉案军官的不断扩大，军队中的不满情绪迅速积累。
1987-1988年间，部分具有反政府倾向的青年军官成立“涂面军官团（即在脸部涂抹迷彩掩盖身份）”，毅然决然地煽动军队，并组织了三次大小规模不等的武装叛乱。虽均被平息，但至此军政关系几乎陷入僵局。
由于缺乏对军队的控制力，无法调集军队平息暴动，阿方辛不得不做出让步，通过颁布两部特赦法案，承诺不再以侵犯人权的罪名审判更多军官，变相强行终结了“大审判”，但这遭到了学生、人权组织和进步主义者的强烈抗议。
1988年，阿方辛政府颁布《国防法》，明确将军队的职能排除在维护国内安全之外，以防军方干政。但高达5648%通货膨胀率早已使军方部分极端人士按捺不住，叠加庇隆主义政党正义党内部革新派的崛起，阿方辛政府开始遭遇严重的执政危机。
1989年，面对愈演愈烈的汇率危机和恶性通胀，阿方辛在社会动荡中宣布提前举行大选。经济社会危机严重影响了选民对激进党的信心，最终梅内姆以47%的得票率，实现了庇隆主义在阿根廷的再次执政，阿方辛的黯然下台。
阿方辛政府过渡司法失败的社会经济原因
作为一个资源禀赋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相似的国家，战后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在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政策选择中剧烈摇摆。究其原因，在于阿根廷所具有的初始资源禀赋和制度框架所形成的特殊社会阶层结构制约了变迁路径。
自1815年独立以来的阿根廷，一直处于大小考迪罗各霸一方的分裂状态。1825年《英阿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的签订和独裁者罗萨斯驱杀潘帕斯印第安人的方略，共同推动了阿根廷大地主阶级的兴起。
可以说，1861年帕翁战役且在两次平息叛乱后，阿根廷才结束动荡局面，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1862-1880年，米特雷、萨米恩托、阿维利亚内达三任总统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励精图治，为随后初级产品繁荣的“美好时代（Epoca Bella）”奠定基础。
1880-1914年，阿根廷经济持续增长，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80-1916年阿根廷人口增加2倍，经济总量翻了8番，年均GDP增长率约6%，人均GDP年均增速也接近3%。
值得注意的是，阿根廷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出口占比高达97%。初级产品出口的繁荣带动阿根廷现代化进程全面推进，全国铁路里程从1861年的39公里增长到1880年的2500公里，1913年时更是高达30000公里，其中有60%的铁路通往潘帕斯草原。
在与畜产品联系较为密切的食品冷藏、副食品加工、皮革制造和物流行业带动下，一些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制鞋和家具制造等依赖本地原料供应的简单加工工业率先发展起来，并促进了阿根廷城市化率和公共事业发展，如教育、医疗等人文发展领域。
然而，阿根廷经济繁荣中隐藏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其发展日益呈现出严重的外部依附性。阿根廷不仅在金融市场上高度依赖英美资本，而且其大部分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如各种机械设备，也需要从英、美、法、德、意等发达国家进口。
高企的贸易保护主义壁垒导致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向阿根廷输入资本和工业消费品的渠道受阻。这引发了阿根廷相关工业品和原材料的相对短缺和价格飙涨，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现象，推高了失业率。
在此形势下，1930年政变后上台的保守派政府“几乎本能地”接住英国抛来的“橄榄枝”，选择继续巩固对英经济依附状态。《罗加-伦西曼条约》的签订，则在法律层面给予英国人在阿根廷市场上的税收和投资优惠待遇。
尽管阿根廷之后十年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冷藏牛肉、玉米、亚麻籽和燕麦等产品的出口国和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但这种“抱缺守残”的做法耽误了阿根廷从农牧业向工业化阶段转变的最佳历史时机。
“开明”的寡头集团推行代议制民主，却又通过舞弊和暗箱操作垄断政权，造成了各阶层对基本制度缺乏共识和尊重。以南欧移民为主的劳工中，又普遍盛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便使得西方议会民主制到阿根廷“水土不服”。
当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农牧业寡头（后期转型为横跨农牧业、服务业和工业的“多种经营”寡头）和具有选票优势的劳工集团之间的矛盾上升后，西班牙殖民经历遗留下来的考迪罗主义及其庇护——依附关系架构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和分配冲突。
胡安·庇隆就是在这一情势之下上台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三面旗帜几乎同时吸引了军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地主和广大劳工。而当庇隆及其庇隆主义无法有效凝结阿根廷各方势力时，便被强行驱逐下野。
残酷的权力斗争和政权时刻面临动摇甚至更迭的风险，更会造成统治者缺乏稳定的执政预期，掌权后往往选择“竭泽而渔”，立即最大化自身所属集团的利益，尽全力倾轧敌对势力或其他异见人士。
在此基础上，采取忽视长期契约执行、否认已有债务、从通胀中谋利等“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并通过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福利赶超”巩固其政治支持。频繁爆发的军事政变又会造成营商投资环境不断恶化，最终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
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阿根廷最终形成了一个泾渭分明、彼此敌视的“断裂状”社会。因此，阿根廷1980年代“大审判”的失败，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阿根廷人对审判的激情大多出于一种复仇的快感，而非对法律正义的希求。
关于这一点的明证，即是在阿方辛下台后，他们很快就欣然接受了梅内姆的“文官威权主义”，而对最高法院再次成为总统的附庸这一点似乎并没有激烈的反映。实际上，阿根廷每一次政权颠覆皆以民众对经济生活不满为契机。
军政府的上台，缘于1975年7月人们对经济部长罗德里格大幅贬值货币和提高公共服务价格的不满；而军政府的下野同样是因为国内经济的最终崩溃，马岛战争的失利只是个导火索而已。
阿方辛无法将“大审判”进行到底，1985年失败的奥斯特拉尔币制改革恐怕也必须承担一定责任。受不稳定的通胀预期和汇率影响，阿方辛政府只能采取“春季计划”，通过精简公共部门、削减军费开支，将国营钢铁和石化企业私有化，以减轻财政负担。
当然，历史的发展往往多因多果。阿根廷从决裂到妥协的转型正义前后只有短短5年时间，进程却尤为曲折，原因也相对来说甚为复杂。这其中政治理性、社会条件和经济环境等普遍要素缺一不可，只可惜小心谨慎的阿方辛政府生不逢时。
启示与教训
转型正义中所谓的“转型”分为两种，一种是从专制独裁过渡到自由民主，另一种是从战争、冲突状态过渡到和平。而所谓“正义”的内涵却会随着“转型”概念的扩大而不断发生延伸，从反人权暴行到伸张基本的社会正义。
从法和伦理的角度来看，采取法律手段有效打击、清算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这也是抚慰受害者、威慑犯罪分子、防止罪行再现的有效方式，也是奠定新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内在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过渡司法的广义解释包含着某种非司法性质。世界各国对转型正义的追求皆采取司法与非司法手段相结合的多元化解决方式，即寻求一切“能够抚平过去大规模政治霸凌行为所遗留下来的伤痛”的手段。
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味强调司法惩治方式可能会造成新的流血冲突，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再加上通常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与追责相匹配的实力，因此，新生政权往往会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在经过各种政治权衡之后，将社会和谐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
换言之，转型政权会更重视和解的实现，必要时会向参与人权暴行的犯罪者妥协，宽恕甚至豁免他们的罪行，却“牺牲”了受害者的正义诉求。阿方辛政府面临的两难抉择，其实就是究问正义与“和解”的张力问题。
由于阿根廷“肮脏战争”时期的主要责任攸关方是以国家之名行事的阿根廷军队，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社会对立，其中的影响变量更多，这给阿根廷的“转型正义”进程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及挑战。
对此，阿方辛的继任者或许提供了一个“堵不如疏”般的思路。梅内姆政府不止是通过有原则的让步和不妥协的威慑相结合，提高政府在军方的威信；而且设身处地、因时制宜地为其开辟新的用武之地。
事实证明，一系列维和行动的参加进一步拓宽了阿根廷军人的视野，使他们对“后冷战时代”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了更清晰、更理性的认识，对新形势下军队职能转换和观念更新的必要性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在一轮又一轮与他国联合军演的刺激下，阿根廷军方开始主动健全优化中央军事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裁汰冗员，将军事预算和防务开支用到“刀刃”上。1983- 1989年，阿根廷有“将军”头衔的共70人，而到1995年已经锐减至32人。
梅内姆趁机改组情报机构，掌握国家情报中心（CNI）和政府情报处（SIDE）的主导权；改义务兵役制为志愿兵役制，加快推进军队新职业化建设；有序推进军校改革，从教育上保证了新生代军人具有拥护和维护民主的特质；将宪兵部队从军部全面剥离。
由此，阿根廷重要文职官员不仅取得了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而且直接掌控着军队未来的发展趋势。军方的重要决策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才能生效；而且，军官不允许入阁国防委员会。
针对老派军人，梅内姆政府让其带着荣誉离任。例如阿根廷海军系统就有超过45岁的军官拿全额薪金退休的制度，这使得曾经参加过“肮脏战争”并对军政府时期军人特殊地位深切怀念的老派军人，慢慢从军界淡出。待其影响力不再，清算才真正开始。
最后，世界各国的过渡司法实践都并不存在“一刀切”的模式。有关国家独特的历史遭遇和政治环境必然影响到当地民众对于正义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过渡时期司法机制的选择。因地适宜、适时而动，永远是社会科学能给当事人最好的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