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的公立高中从教四年，云南昆明的陈君长胖44斤，确诊重度焦虑、中度抑郁。
入职后的第二个学期，为提高学生成绩，她所在的县中开始推行“衡水化”教育。作为语文老师，不论前一天晚上是否有值日、看学生晚睡的任务，每天早上她都需要在7点前到校督促学生早读，意外迟到十几分钟、习惯踩点到课室，都会让她受到领导的训斥。
“闹钟（软件）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七八个亮点了，但我总是不放心，一想起来，我就把眼睛睁开，再检查一下。”出于对迟到的恐惧，最严重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陈君就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除此之外，她经常无缘由的伤心流泪，出现盗汗、心脏刺痛的症状，白天走在街上还会感到莫名的恐慌害怕。
陈君的故事不是个例。近期发表的一份涵盖55万余名大中小幼教师样本的研究显示，2000-2022年，中国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达到16.1%，排除较低的幼儿教师检出率，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达到17.8%。
从多项相关大规模研究中可侧面反映出，相比其他职业群体，教师这一职业患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与精神障碍的风险相对较高。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在不同职业人群中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数据中，公司职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是12.8%、公务员是9.5%、企业工人为7.0%。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曾在2021年针对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共计收到调查样本总数为6653份，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调查发现，“双减”给教师的工作带来的变化，最多的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等等。
曾在上海一所小学任教17年的方洁告诉财新，实际上近几年来，为了达到学生不带作业回家的要求，教师常常需要在午饭后、下课时间盯着学生完成作业。在方洁看来，减负政策并不能真正达到效果，而考题要求、教材标准的变化导致了“增负”。“现在推出的新教材难度在增加，相关的教学工作、作业肯定要增加。教材难度、考题难度增加，负担怎么可能会降下来呢？”
即使是在寒暑假，教师也未必能得到彻底的放松休息。在宁夏银川一所私立初中任教的张丽向财新展示了她今年的暑假作业：学校以“身心调整”、“反思与提升”，布置了听课、观影、读书、练字、写作和备课的多项任务，教师需要每天读书打卡，开学上交影评和教学文章，到了八月，年级组便要开始教研工作。
方洁曾在晚上漏接了一位家长的电话，因时间已晚，她没有回拨。第二天她主动询问学生，学生告诉她并不清楚具体事宜，她判断问题不大，便不再在意。
隔了半学期之久，她再次跟这位家长联系，提出有问题早联系、早解决，家长却以此事质问她，为何当夜没有回拨电话。“这句话把我说蒙了，我想我确实没有打过去问他，然后这个家长就在心里面记了那么久。”
方洁向财新强调，换位思考，她能够理解家长的行为，但她更在意校长面对纠纷的逃避态度。她指出，教师往往更在意学校领导能否尽到保护教师的义务，“校长如果爱护老师，他会帮你推掉杂事，处理纠纷，教师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是很稳的，有依靠的，但我们的校长就是遇事会缩在后面的人。”
Writing by Guo Xin
Editing by Joshua D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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