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7夜
顾随（1897—1960）
顾随曾围绕苏轼、辛弃疾词著《苏辛词说》一书。该书创作前后，弟子周汝昌追随身旁，也是最早阅读稿本的弟子之一。当时顾随嘱托周汝昌为书作序，然而受限于时代，该书出版却又等了四十载春秋，直到八十年代。此时距离顾随逝世已有二十余年，因此周汝昌为书作一小引（1983年12期），并回忆老师学问点滴，阐述顾随的诗词理念，笔墨之间蕴藏着种种深思。
文中记述了顾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课堂教授“凡是听过先生的讲课的，很少不是惊叹倾倒，欢喜服膺，而且永难忘掉的”。顾随对佛教很有研究，但并没有受到消极的影响，却是“透网金鳞”，不断精进奋斗的。周汝昌对顾随是发自肺腑地崇拜，认为《苏辛词说》价值意义都超过了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些表述是可以商榷的，但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八十年代传统诗词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词坛宗匠，半已凋零的大环境下，周汝昌提倡顾随、提倡此书，有着深深的时代隐忧。在号称传统文化复兴，但是古诗词古文能力并没有什么长进的今天，重新阅读小引甚至都有一定的门槛与难度。
陈达（1892—1975）
陈达是著名的人口学家，也是旧中国最早组织人口普查的先驱者，在194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借由陈达《现代中国人口》中译本历经周折最终出版，他的学生和助手袁方写下了《现代中国人口学的拓荒者——陈达》一文（1983年03期），记述了在抗战困难时期，陈达率领团队对云南昆明及周边四县进行的人口普查实践。陈达由此指出只有挨门逐户上门直接调查的方法，才能使人口普查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上。他在人口上的救国论，就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主张每对夫妻最好只生一对子女。这种看法在当时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不可避免遭到了批判，被戴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在诸多纪念师者的文笔中，该篇并不算很动人，也许正体现着社会学家陈达等人朴实的治学态度：专精一门，只走“一条路”，极少社交会客，不看戏不看电影，却在调研上不吝时间的风格。陈达先生于1975年逝世，而在他身后的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首次使用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并成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依据。
唐弢（1913-1992）
汪晖《“火湖”在前——唐弢先生杂忆》（1992年06期）是对老师唐弢的回忆，不仅强调唐弢是文学领域的创作者和研究者，更是强调他作为鲁迅的弟子。从关系的角度，唐弢认识鲁迅已经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鲁迅早已摆脱教职。所以名为弟子，但更多有着一层私淑的色彩，是在精神上的继承。1988年底，汪晖曾陪唐弢在宾馆写《鲁迅传》，夜间听着先生讲起自幼寄人篱下，自学成才，几十年间政治动荡，人情反复的各种故事。遗憾的是，直到唐弢病逝这本鲁迅传记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讲到学习鲁迅，唐弢曾说：
这段文字提示了我们如何继承鲁迅，或者说继承鲁迅的什么？唐弢研究了一辈子鲁迅，他的鲁迅传一开始名为《鲁迅——一个天才的颂歌》，后来改名为《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词语的转变，似乎已经能窥见80年代末那场“重写文学史”的学术转向。在鲁迅那里，唐弢还学到了对于青年的爱惜和保护。汪晖引用了鲁迅忆韦素园的话：“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用来表彰唐弢直到晚年也不愿做违心之论的良心。全文最后以“先生，您终是鲁迅的弟子呵”结尾。至于作为导师的唐弢，文章中涉及有人妄论先生培养的博士生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其中的故事显然也是意有所指，只是我们这些外行之人无法得知罢了。
有些笔墨较少，却很传神。如钟树梁在《读书》上因唐振常《漫记萧公权先生》的文章（唐振常只是旁听过萧公权的课程），想起1939年时正值抗战，自己半工半读，转读华西大学，而萧公权在光华大学任教。当时因同学介绍，经常向萧公权请益，相互谈诗论文，很有古代文人交往诗词酬答的意思。然而抗战结束后，两人天各一方再无机会见面，直到1993年萧先生逝世。由此钟树梁作长歌哀祭（1995年05期），诗中回忆了初识情景“我时敝袍方少年，先生高名㳽霄埌”，回忆了当时交流对柳亚子诗的品评，再到“昨从《读书》见故人，唐君下笔得丰神”。钟树梁长期研究杜甫，所作七言古诗不仅有内容，也很有味道。
也有人怀念师者的群像，汪子嵩在《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1999年09期、10期）回忆起汤用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后来同学们追忆，冯文潜老师是对学生们最为关心的。至于清华哲学系注重哲学体系，重在哲学问题，重在“思”；北大重视哲学史，重视哲学家著作，重在“学”。分别又从学问的角度介绍了金岳霖、冯友兰、沈有鼎等等先生，看得出来作者对于当时选课、上课的记载颇为清晰详细。对于老北大、清华国学院、西南联大这些今天耳熟能详的“神话”，同学们回忆就是最早的故事来源。
20世纪90年代《读书》杂志编辑部，左起：叶彤、贾宝兰、郝德华、吴彬、李学军、汪晖、黄平
除了中国学人之外，《读书》上还提到了国外学者回忆老师的文章，可以略作补充。由高山杉著文《<师门杂忆>读后余话》（2003年10期），介绍了美国哲学家马尔康姆回忆老师维特根斯坦（1889—1951）写下的《师门杂忆》一书。此书可以说是一本给老师写的传记了，汉译本在1984年出版，在当时国内有着不小的影响。书中有些生动的细节：维特根斯坦年近五十时，样貌还很年轻，有过一句：I am forty and a fool（年已不惑，依然蠢货）。书里对于维特根斯坦关于服装穿着、家居陈设上朴素的审美思考都有详细的记载。甚至对于美国西部片的偏好，西部片里面最勇敢的主角往往话不多，“因为世上真正有自己的话要说的人没有几个，而世上真正言之有物的话算上去也没有几句”。维特根斯坦对于托尔斯泰、对于《格林童话集》、对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的重视，不少事迹确实值得揣摩。
本期编辑：白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