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钦涵||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新探

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是在抗战后期国内外局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尤其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对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44年，盟军在欧洲战场成功实施“霸王行动”计划，西方世界普遍乐观估计欧战有望在一年内结束。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也取得辉煌战果。然而，国民党军队却在中国本土战场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陷入尴尬而危险的境地。面对全球战局新形势，美国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不得不重新考虑亚洲战场的前途问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美国政府日益关注中共抗战力量的作用，迫切希望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确保中国顶住日军进攻的压力，在中国牵制其兵力，进而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夺岛作战。1944年下半年，美国向延安正式派出美军观察组之后，美方与中共围绕盟军在华登陆计划、建设华北通讯网络等事宜开启了实质性合作，且对中共部队印象很好，而国民党政府与美国高层围绕“史迪威问题”引发的矛盾则日趋白热化。在此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委派赫尔利作为特使出访中国，试图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军队指挥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并调解国共双方尖锐对立的矛盾关系。随着史迪威事件的尘埃落定，赫尔利立即着手斡旋国共双方开展谈判。在10月19日罗斯福决定委派魏德迈将军代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前夕，赫尔利迫不及待地和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举行了连续两天的会谈。他承认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表示愿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促成国共双方合作。

虽然蒋介石绝不希望与中共展开实质性的合作，但时局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屈服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和平解决”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1月5日，宋子文、赫尔利、魏德迈三人一同会见蒋介石，提出由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蒋介石表示赞成，同时批准赫尔利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谈判。11月7日，赫尔利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四轮会谈后，赫尔利和毛泽东于11月10日达成《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随后，国民政府对该协定提出“三点反建议”。周恩来认为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并表示由于赫尔利已背弃延安协定，他决定中止谈判返回延安。在赫尔利的斡旋下，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从延安赶赴重庆，但国共双方就军权归属、联合政府等问题立场尖锐对立，几无达成和解的希望。毛泽东基于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判断认为“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

果然如毛泽东所料，赫尔利很快便在旧金山会议参会代表问题上对中共释出善意。1945年2月16日，鉴于国共谈判已经破裂，中共代表周恩来再次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离渝之前，赫尔利大使向周恩来表示，旧金山会议应有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人士出席。2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刊发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消息，《解放日报》于当日同版发表社论。美国驻华大使馆很快便注意到这篇社论释放的重要信号。

《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次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宣布：“旧金山会议我们要参加，赫尔利已同意，需与民主同盟联合提出要求”。2月18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强调国民党一党独揽的代表团不能公平地体现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不能代表中国在会议上解决任何问题，并请赫尔利将此信息转告美国总统。在雅尔塔会议闭幕而外界尚不知晓美、英、苏三国首脑密约具体内容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判断，正式提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要求，这为国共谈判增添了新的议题，同时也是在试探美方与中共开展合作、推动国民党政府改革的诚意。另一方面，正是在美国主导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中共参会问题才迅速成为各方关注和博弈的焦点。

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在深夜收到周恩来电文后，竟然否认之前曾提议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声称此次大会系各国政府会议，而非政党会议，力主由国民政府自行解决代表团组成问题。赫尔利之所以出尔反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蒋介石的“外交欺骗”。由于国共双方的谈判进程陷入泥潭，蒋介石早在1945年1月就曾提出，应积极营造共产党不配合谈判的假象，进而离间美国政府与中共方面的关系。周恩来离渝后，蒋介石提出应向美方积极“输诚”，并亲自向赫尔利许诺。

在2月18日致新任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电文中，赫尔利主张中国应在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表现出更高程度的统一。由于罗斯福总统对尽快解决国共问题、在中国组建联合政府抱有很高期望，而赫尔利在调停国共矛盾、促使国民政府改革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他在回国述职前夕正苦于无法向罗斯福做出交代。恰在此时，蒋介石所抛出的政治许诺正中其下怀，赫尔利自然倾向于偏袒国民党政府，转而向中共施压。得到赫尔利的力挺，蒋介石在拒绝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一事上态度十分强硬。赫尔利拒绝周恩来的要求后，蒋介石认为离间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策略已奏效。

其实，蒋介石十分看重中国能以“四强”身份参加旧金山会议。2月19日，蒋介石召见私人顾问兼英文翻译、美国传教士毕范宇商议旧金山会议相关问题，研究认为此次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开展对美宣传至关重要，应及早制订“旧金山会议前宣传纲要与实施计划”。2月21日，蒋介石收到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的电报，获悉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向罗斯福提出：国民政府应容纳中国共产党，中苏两国才能实现合作。蒋介石随即于2月22日与王世杰商议，将国民政府已宣告于四月份召开的参政会议延迟至六月。这再次表明，蒋介石对美国所谓的许诺，完全是“瞒天过海”的外交手段而已。

1945年3月2日，美国驻华代办艾奇逊向国务卿传递情报称，国民政府可能将包括林伯渠在内的两名中共党员加入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前驻美大使胡适亦名列其间。与此同时，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王若飞向中央汇报，称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然而，蒋介石的态度比外界各方预料的更为强硬。5日，蒋介石拟订了由宋子文等12人组成的“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7日，他将人选范围缩小为9人，前后两份名单均不包含中共党员。

由于蒋介石坚持既有立场绝不改变，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于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在蒋介石来访时建议应允许中共代表加入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几乎与此同时，苏联方面突然就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向蒋介石施压。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情让蒋介石极为苦恼。对此，蒋介石仍决定置之不理。应当说，在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组成一事上，苏联方面的意见已对蒋介石造成较大压力。蒋介石此时颇笃定美国将继续支持自己，在美方态度尚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他打算硬撑到底。

就在苏联向蒋介石施压之时，赫尔利关于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的态度发生较大转变，成为压倒蒋介石的最后一根稻草。1945年3月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同日，周恩来致电已回到美国的赫尔利。美国国务院于3月12日上午收到此份措辞强硬的电报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非常重视，立即与赫尔利和国务院官员会商解决方案，并于3月14日以赫尔利的名义向周恩来回电。此时，赫尔利非常担心美国人一手安排的国共谈判因为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问题而彻底告吹，那将有损其个人政绩和美国在华影响力。

在力求稳住中共的同时，赫尔利为罗斯福总统草拟了一份致蒋介石的电文，敦促国民政府同意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斯退丁纽斯向罗斯福建言称，国务院经与赫尔利讨论，完全同意该电文内容。罗斯福很快便采纳了斯退丁纽斯的意见，致电蒋介石。斯退丁纽斯在美国东部时间1945年3月15日将总统签发的正式电文交给赫尔利，并请他将电文翻译转呈蒋介石。然而，国民政府直到22日才收到罗斯福总统的这封电报。一般而言，战时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往来函电基本都是在当天或次日送达，而这份绝密电文为何延宕一周才传送给中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判断，大概是赫尔利大使故意拖延了电文的传递。此事与3月15日苏联方面紧急约谈蒋经国一事似乎存在一定关联，赫尔利或在观望苏联“劝谏”国民政府的效果。

尽管赫尔利本人极不情愿改弦易张去支持共产党人参加旧金山会议，但美国外交部门并不愿为维护蒋介石的威权而损害本国的切实利益。雅尔塔会议确定苏联出兵远东后，美国与中共开展大规模军事合作的意愿减弱。然而，美国仍不愿因为中国内部的党派问题阻碍盟军联合作战计划，或节外生枝影响联合国制宪大会的召开，这一现实需求是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共参会代表问题态度的重要原因。

1945年3月22日收到罗斯福签署的电文后，宋子文立即征询了回国述职的驻英大使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认为虽然罗斯福来电内容措辞谨慎，但美方显然希望中共代表能够参加旧金山会议。此时宋子文倾向于采纳罗斯福的建议。3月23日，王世杰致电蒋介石称，他与宋子文商议后认为，可以指派博古（秦邦宪）一人出席旧金山会议。23日，顾维钧也向蒋介石建言称，应积极响应罗斯福的提议，即在代表团中容纳中共成员，下午，在冷静审阅罗斯福来电后，蒋的强硬态度开始松动，同意指派一名中共人士加入旧金山会议代表团。

1945年3月25日，蒋介石自滇返渝后，立即与宋子文密商解决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问题。最终蒋介石改变初衷，决定将预定代表团成员之一施肇基的名额空出，同意中共派遣一名代表与会。26日上午，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决定赴联合国参会代表人选。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发表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团名单，宋子文为首席代表，施肇基为高等顾问。从某种程度上说，蒋介石关注的本质问题并不在于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他真正担心的是美苏就对华政策尤其是处理国共关系等事项达成“共谋”，进而威胁到国民党政府在战后中国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蒋介石在阻止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上未能如愿以偿，但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更深层次的谋略。国民党宣布中国代表团名单后，王世杰在私下不无得意地告诉艾奇逊，由于中共的要求是任命三名既定代表，因此中共很可能拒绝接受仅将董必武列为参会代表。国民党单方面做出这一决定，实际上是逼迫共产党接受此项任命。董必武启程赴美前，中共曾委派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局长伍修权陪同参会，国民党方面竟以伍修权患有沙眼为借口不许其出国。在王世杰的劝说下，经蒋介石亲自审定，国民政府最终仅批准董必武携同文职秘书章汉夫、陈家康二人参会。显然，国民党非常戒惧中共与美方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后，国民党方面不但严格限制代表团成员与外界自由接触、严密监视中共在美活动、窃取中共代表往来函电，而且还利用外交便利，向霍普金斯、代理国务卿格鲁等华府要员发起游说攻势，不断诽谤中共，旨在离间美方与中共关系、绑架美国加码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与援助。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是让国民党象征性地指派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确保顺利组建联合国，同时防止共产党实质性地参与国民政府外交事务、干扰中美政府高层的政治交易。在雅尔塔密约的框架下，为了完成对日决战，美苏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针对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问题达成了高度共识。通过推动中国代表团中容纳共产党员，美国政府既向苏联表明了合作姿态，又为将来可能与中共开展合作留下余地，还向外界展示出美国愿意维护中国统一并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可谓一举三得。

实际上，仅委派董必武一人出席旧金山会议，未能满足中共提出的政治诉求。在权衡利弊、冷静分析局势之后，中共中央接受周恩来意见，于3月27日致电王若飞称，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名单既已公布，为委曲求全我们同意董老参加，同时应向国民政府只给中共一名代表表示不满。延安方面希望利用旧金山会议国际舞台，最大限度发挥中共与会代表的外交作用和政治影响。能够争取到出席旧金山会议资格、参与联合国的创建，无疑是中共在外交领域的一次胜利。通过与国民党交涉代表团成员问题，中共更加坚定了与独裁统治做长期斗争的决心。

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制宪大会，这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共代表参与此次会议的确立过程历经波折，交织着中美关系调整、国共矛盾升级、对日决战谋划、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等复杂因素。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共的政策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特征，美方客观上需要国共双方减少摩擦、避免内战，进而促使中国武装力量更加有效地集中于对日作战，同时为促成苏联参战创造条件。美方认为与中共保持良好关系有助于维护美国在华长期利益、确保顺利创建联合国，这是决定美方在关键时刻支持中共参与旧金山会议的核心原因。国民党政府同意指派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其说是为了谋求与中共的政治合作，不如说是为了摆脱雅尔塔会议结束后所面临的内政外交困局。值得注意的是，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的解决，并不能简单视为国民党独裁政策的退败，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在此过程中的踌躇与决断，始终未脱离“遏制中共”目标，其被迫退让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外交谋略。

1944—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阶段，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政治影响力迅速提升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单方面宣布仅将一名共产党员列入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并未达到中共的理想目标，延安方面的灵活应对则体现出中共作为一个成熟大党的斗争策略及其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层思考。出席旧金山会议不仅是中共在联合国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其意义更在于它是中共抗战建国主张在外交领域的有力宣示，是中国民主力量决心与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到底的重要政治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