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食的另一来源是自留地里生产的瓜菜。那时除了生产队的集体田亩，村里给每户人家在村边地头都留有几分自留地，可以自由安排，自主耕种，用时令菜蔬补充家庭吃食的不足。自留地模式相同，畦垄相连，水车辘轳晨昏浇灌，各家各户辛勤经管，种些茄子、辣椒、白菜、韮菜、豆角、北瓜、西葫芦、根达菜，还有能腌咸菜的洋姜、撇咧、蔓茎、辣菜疙瘩和能上集卖钱的葵花、烟叶，像土豆、西红柿、芹菜、圆椒、洋葱、茼蒿、油麦之类的菜蔬是后来引进的，当时我们这里没有。有些人家还在院子里搭起架子，种上几棵丝瓜、眉豆，便被说成是稀有的好菜，常常当作礼物送给亲戚或乡邻。
青菜可以佐饭，但不能当主食，况且那时油料短缺，生产队上一年只能给各家分上几斤，大部分人家早晚吃饭以就咸菜为主，只有中午才舍得炒上一个带油的蔬菜。遇上村里闹鸡瘟死了只病鸡，谁家也不会轻易扔掉，都是褪毛洗净反复炖煮，熬一锅鸡汤大快朵颐，像过年一样全家解馋。若是偶尔从小河里捞得一两条小鱼，家庭主妇便会精心熬制，先尊着老人和下地干活的汉子吃肉，再让给孩子剔骨摘刺，最后自己只能喝点儿汤。
农民真正缺少吃食，是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那几年，全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严重干旱，河北省中南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 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生长。庄稼歉收，甚至绝产，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瓮中无米，灶上无锅，口粮定量每人每天二两，还要到生产队食堂去领取，而领回来的多是由玉米芯、红薯秧和花种皮等“代食品”做成的菜饭稀粥。这些所谓的吃食，不过是一些树木皮屑和庄稼根茎，吃到嘴里打蛋儿，没有营养，不抗饥饿。人们眼睁睁地挨饿，吃饭成了各家各户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这场饥荒灾难，断断续续地持续了数年。“瓜菜代”的食物填不饱肚子，村里不断有老人去世，小孩子瘦得脖子细长，撑不起脑袋，妇女们不能正常生育，各村几年不见有新出生的幼儿。当老百姓的日子真到了撑不下去的时候，一些人纷纷外出逃荒，有的下黄河南讨饭，有的去唐山、小站水田插秧，还有的背起铺盖下关外，到东北三省去谋生。留在家中的一些人，为了糊口想尽了一切办法，或卖掉仅有的一点谷子高粱，去兑麸子换粗糠；或到荒坡野冈上挖茅草根，让家中孩子嚼着当饭；有些人甚至四处掏换榨油之后剩下豆饼和麻糁，这种本来喂牲口的下脚料糟粕，吃得人们胀肚结肠，害病抱恙是常有的事。
当时，村子周围的树皮都被剥光，远远望去白森森一片。榆树皮和榆树叶子算是好吃的一种，晒干轧碎能掺着红薯面蒸窝窝。槐花和槐穗能做当地叫做“拿够”的吃食，但吃多了会红头胀脸，全身浮肿。除了树叶，地里的野菜也被人们当作吃食，常有老人孩子背着柳筐、着提篮起早贪黑去四处寻找。由于寻菜的人多，像芥菜、苋菜、菊菊芽之类的上等野菜，根本找不到，只能挖一些苦菜、灰菜、花卧单、楂楂菜、吐鲁酸、水稗子，拿回家来煮了，将就着吃。
我们清河地势低洼，原是有名的“水淹坑”，那一时期缺少吃食的主要原因是除了干旱还屡遭水淹。1956年夏秋之交，连降暴雨，卫运河在临清尖庄决口，清凉江在威县牛寨决口，洪水像猛兽一般吞没了清河。当时整个县域境内有242个村庄被淹，全县48万多亩耕地浸泡在水里。1963年夏天雨季，卫运河和老漳河多处决口，洪水又一次涌入清河，全县有296个村庄被淹，受灾农田达43万多亩。大水浸漫，一片汪洋，即将成熟的庄稼全都泡在水里，只有高粱、玉米、青麻之类的高杆作物，挣扎着在水面以上露出缨穗，可怜巴巴地晃动摇曳。大水淹没了庄稼地，就是断绝了老百姓的活命根本。面对这样的情景，村里的老人们都失声痛哭，为缺粮断炊的日子感到惊恐和绝望。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人活着就得吃饭。那时，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特别关怀，曾多次出动“飞艇”在清河上空投放罐头、饼干等救灾物资。后来，国家为保障农民生活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发放救济粮、救济款、减少征收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同时积极推广像“大头萝卜”“多穗高粱”之类的高产农作物种植经验。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家经济状况慢慢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才逐渐从“低指标”年代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编辑/一审： 裴艳艳 康凌云 高书敬
二审：高国红
三审：裴海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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