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湖北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贾秀羿：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是恩格斯的重要作品，被马克思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20年8月20日，郑次川翻译的《发展》中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由上海群益书社和伊文思图书公司出版，成为中国最早的以独立成册形式出版的恩格斯著作中译本。
出版界、知识界对时代需求的回应：郑次川译本的译介背景及动因分析
1920年8月，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期在上海出版，成为两个“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译本”。晚清民初，大量留日学生受先进思想影响关心社会，五四前后这批留学生陆续回国，开始谋求社会改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时代思潮的推挽中渐成主流，经典著作的译介与传播开始进入高潮期。郑次川（1887—1925），原名梦驯，浙江衢县人。1920年，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的郑次川回到上海，此时王云五正在编辑“公民丛书”，选择了郑次川参与翻译工作。王云五发起“公民丛书”并印行《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出版界、知识界回应时代需求的产物：
其一，商业出版深度契合社会思想需求。王云五推出“公民丛书”是要谋求商业出版的利润和版税。“新思想”的出版物形成可望畅销的“公民丛书”出版计划，得益于王云五对中国社会“思想市场”和“出版市场”需求的判断。王云五编辑出版“公民丛书”是对广大国民渴求新知识的回应。《科学的社会主义》因兼具浅明易懂的通俗性和科学深邃的系统性而成为译介首选。
其二，出版场域推动马恩著作相辅而行。近代上海棋盘街形成了充满竞争与合作的独特商业出版场域。人员互动、出版信息的交流，实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1920年8月出版的《社会改造原理》封底印有《科学的社会主义》广告：“我们谈社会主义，不是就要说起马克思吗？其实马克思和恩格尔的著作，系相辅而行的。所以读马克思的书，还该读恩格尔的书。”当时面世的马恩著作仅有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相辅而行”表达了王云五要制造出马恩著作共同出版，形塑了马恩著作在中国早期出版的基本样态。
王云五、郑次川翻译出版《科学的社会主义》体现了出版界、知识界先进代表对以新思想改造中国的强烈渴望。《科学的社会主义》商业出版的性质更体现了时代需求具有的广泛性、急迫性，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宣言》同期诞生、“相辅而行”并非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社会长期普遍存在的救亡图存、社会改造理想和行动的必然。面对内忧外患，深入剖析阶级属性和社会矛盾、明确提出社会改造路线方法并对理想社会有科学预判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急于了解并进入世界改造潮流的中国人所急需的救国利器，不仅是以组建共产党推动政治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理论指南，也深深吸引具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和渴求新世界、新中国的普罗大众。
思想来源与文本呈现：郑次川译本的翻译底本和内容分析
郑次川译本的底本为由日本社会主义者远藤无水翻译的日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
在译者序中，郑次川利用国人相对熟悉的传统文化中“孟子之主恒产”“许行之倡并耕”概念来比附较为深奥陌生的马克思主义“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生产资料公有”等理念，更容易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土壤中生根。郑次川将司马迁对中国古代经济现象的重视与唯物史观以经济基础为分析要素勾连，这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被解读为经济史观的背景不无关系。郑译本段落章节、小标题、文前目次及文本内容与日译本一致。日译本已经过日文对西语表达的消化再现，日文与中文具有较大共通性，大量概念以接近汉字的形式表达，便于国人翻译理解，因此能被迅速译成中文传播。与现行本相比，郑次川引用日译本的基础上作出了趋向准确的修改尝试。受限于时代环境和知识水平，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十分粗浅。
“信、达、雅”是翻译工作的较高目标，忠实于原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说是翻译必须坚持的原则。郑译本反映出了出版界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译介的特点，他们基本按照底本结构翻译，很少进行“调整”和“再创作”。从主体部分看，郑译本与底本在结构顺序上完全一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握总体上符合原著，主要观点翻译基本正确。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看，无论是郑次川在序言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尝试，还是客观展示原作理论观点的翻译原则，抑或力求在忠于底本基础上将原著通俗化、易懂化的尝试，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流传广泛与影响深远：郑次川译本的传播情况及其历史意义
郑译本采用独立成册的出版形式具有重要的传播意义。相较于报纸连载方式，单行本更有利于传播、收藏和保存，更好避免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著作湮没在鱼龙混杂的“主义”之中，使文本前后联系更加紧密，思想观点的连贯表达为读者理解系统性、整体性的著作降低了难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下移，增加阅读受众，扩大传播范围。
《科学的社会主义》先后出版两版，“公民丛书”多次再版。王云五回忆出版后销路颇广。两版丛书在报刊上刊登了大量广告，在当时引起较广泛的关注。虽然具体发行量尚不可考，但初版9月5日发售，10月14日“也快售罄”，发行堪称火爆。“公民丛书”1922年被北洋政府以“鼓动过激主义”为由“通饬查禁”，极可能是因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传播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影响，从侧面反映出该著的传播效应。
郑译本成为《发展》后续译本的重要范本，在引导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入门”上发挥了作用。施存统在柯柏年译本序中写道：“第三章曾由某书局翻译出版”，所指就是郑次川译本。柯柏年回忆翻译经历说：“上海有家书店出版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却只译了其中的第三节，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名，用四号字印了薄薄的一小本书。”成仿吾也提到：“一九二○年上海岫庐书社出版了郑次川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上的众多翻译家对郑译本的回忆印证了这一译本传播的广泛，展现出这一译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影响之深远。
《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同期出版、“相辅而行”，一起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高潮。《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出版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社会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阶级社会矛盾，指明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并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整体性、通俗性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通俗化、大众化并行展开。《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公开出版、发行的形式更为有力地向社会层面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强化了五四以后国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的思想认识，彰显了中国社会内在的、自发的以“科学社会主义”救亡图存的强烈需求。《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代表了马恩经典传播的两种面向：一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先驱主动推动的救国思想传播；二是具有深切忧患意识、强烈爱国热忱和社会改造使命的五四时期知识界、出版界以中国社会的迫切需求为基础的救国思想传播。两者的出发点或有差异，但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引领未来中国革命是一种历史必然。从引入并传播先进思想、推动中国转型进步、实现社会改造理想的角度而言，郑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共同的社会作用，两者不仅是“相辅并行”，更应“等量齐观”。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河北学刊》2024年第2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