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1月15日
同志们: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向中央会议作的那个报告[1]里，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呢?今天我就讲讲这个问题。
革命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我们共产党开始组织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存在。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和蒋介石合作北伐，那时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发生了。但是，那时犯了错误，共产党还幼稚，党的领导上有投降主义，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迁就国民党，投降农村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和城市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不要军队，这就丧失了夺取胜利的可能性。后来实行土地革命，跟国民党打了十年。开始我们是游击队，很小，只能消灭敌人几个团，搞几个县。那时在几个县胜利的问题是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全国胜利还比较渺茫。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提出争取全国胜利，提出经过持久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把它打倒。日本投降以后，新的问题就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蒋介石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他要打内战还会慢一点，美帝国主义一积极支持，内战很快就打起来了。北伐是内战，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蒋介石又是内战，来了三次革命的内战。现在的内战跟前两次不同。北伐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结果蒋介石夺取了胜利果实，失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挫折，来了一个长征。前两次内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的斗争比较孤立，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孤立。抗日战争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现在的内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革命胜利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了。在座的大多数同志，经历过从大革命到今天的四个革命时期，大家想一想，在这四个时期中，哪一个时期对于胜利的前途看得最清楚?那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现在，要不要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过去，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也没有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次是不是能胜利?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有些人对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还没有下。但是，我们领导机关，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我们的高级干部，大多数的党员，对这个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我在去年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要经过长期的战争，现在看来，战胜敌人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年三月以前，我们说能够胜利，是根据其他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那时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没有打起来，胡宗南[2]还没有进攻陕北。现在，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打了十八个月，陕甘宁边区也打了十个月，消灭了那么多的敌军，我们能打胜这一点，便看得更清楚了。第一年我们平均每月消灭敌人正规军八个旅，第二年前半年的战绩增加到平均每月消灭九个旅，以我们至少平均每月消灭八个旅来计算，一年可以消灭敌人正规军九十六个旅。敌人这些被消灭的部队第一次打垮了可以补充，第二次打垮了还可以补充，第三次第四次就不好补充了。我们将敌人总是这么消灭下去，打个三四年就差不多了，胜利的把握很大。同志们回去后，要向未到会的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这一次比过去那三次胜利的把握大，因为现在这个时期跟过去那三个时期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情况不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跟红军也不同。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至于具体纲领，解放军宣言讲了八条[3]，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又讲了八条[4]，彭副司令的报告讲了九条[5]，但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有到来以前，总的纲领就只能是这一条，没有第二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人民解放军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报刊如《观察》杂志上有文章这样说:“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6]傅斯年[7]到过延安，他骂宋子文[8]，在文章中说:世界上出了怪事，哪有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硬是宋子文搞的。宋子文是封建买办阶级的一个代表。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周副主席[9]到上海，很多资本家请他吃饭。我们丢了张家口，有资本家掉了眼泪，共产党的张家口竟然跟资本家的眼泪发生了关系。对这些资本家，还有像西安大华纱厂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放在中产阶级范围内，要跟他们合作。他们跟帝国主义联系很少或者没有联系，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区别，并且受着官僚资本的压迫。现在中间阶层有许多人找不到出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内战打了一年半，蒋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这是在抗战以前、抗战中间甚至抗战胜利后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过的事情。那末，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6]，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俘虏政策完全成功。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时候和他订个条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点工作，对我们就有帮助。比如打宜川时，有个被俘的军官在广播中对国民党军讲话，说他可以“保证缴枪不杀”。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可见，俘虏政策很重要。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打倒蒋介石，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农村就是解放农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农作方法。在城市，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要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名称就叫所有权。对于私有权，先破坏一部分，即破坏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变成农民的私有权，破坏四大家族的私有权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至于选举权，农民在几年之内是不愿意给他的，那末是不是永世不给了?不是的，开始先不给，过些年后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农民就可以给了。现在工业不发达，将来工业发达了，工人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村来。农村劳动力多了抽到城市做工，要有几百万人到城市去。三千六百万人改造后是很大的一批劳动力，快等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地主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分，还有反动的和开明的之分，我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打人杀人的问题，这里也讲一下。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打人，人长两只手是用来做工的，不是打人的。打人是封建野蛮的行为。丈夫打老婆，工头打工人，教员打学生，官长打士兵，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都是野蛮的做法。农村里斗地主，打人也是不好的，不要提倡。在斗地主的时候，农民气愤得很，上去打他一下，我们如果马上出来说“你不能打人”，这会给群众泼冷水。群众气愤时打了一下不要紧，但我们不提倡打人。这样说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的口号叫废除肉刑，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也要有灵活性。比如，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则，但是陕北现在还经常有庙会，很多人去参加庙会，我们的秧歌队也去。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迷信。还有陕北政策规定废除买卖婚姻，但是现在买卖婚姻还很多。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来改造。
杀人是越少越好。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解放军宣言上讲对于蒋方人员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第一是首恶者必办，要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第二是胁从者不问；第三是准许将功折罪；第四是立功者受奖。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样，要杀的人就少了。反革命特务也不用杀那样多。杀几个特务人家就不再搞特务了?他还是要搞。我们来个以毒攻毒，使这些国民党训练了多年的“技术”人员为我所用。你过去整了共产党，今天你要帮我做事，把蒋介石打垮了，就算将功折罪。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10]，但他还会写文章。那末是不是一个不杀?一个不杀不能当作法律方针。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非常痛恨的可以杀。至于一般地主、富农分子，俘虏军官，则另行处置。现在八万俘虏军官，二百万俘虏士兵，我们杀他一个没有?没有杀一个。八万军官造反没有?没有造反。妨碍了革命战争没有?没有妨碍。相反，对我们还有帮助。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产阶级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就有了保障；如果不这样做，即没有把全民族绝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同志们，我们去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整训，后方工作也搞得好。河东河西统一起来了[11]，大家有把握打胜仗，前方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方接济了充足的粮食和炮弹。这些使我们很满意。中央开会[12]，对全国各解放区作战成绩估计了一下，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几万，包括你们的胜利在内。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后方的确出力很大。经费问题曾经非常困难。在去年八月半时就说镇川堡以北没有粮食了，想去胡宗南那里“借粮”，结果我们并没有去“借”，而是贺龙[13]同志搞来五万石粮食，从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军队总是有粮吃。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共产党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困难就可以解决。现在要打到外线去，你们可以对后方工作放心，对前方领导放心，中央也放心，这主要是由于有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有前委的领导。你们这么多干部有这个信心，不管地主怎么造反，我们都不怕。
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轻视敌人呢?不能。我在那个报告中讲了，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14]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这次前委扩大会的决议[15]很好，但要准备将来会修改。前年的《五四指示》，我们去年九月做了修改，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16]。前年要提出平分土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那时还不能下决心平分土地。从实际情况看，那时不下决心去年九月下决心比较好。西安事变时我们放了蒋介石，现在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不但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做才不致脱离群众。那时对蒋介石一定要放，不放，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我们放了他，先打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结果我们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解放军，然后进到平分土地。日寇投降前两年，太行地区有的地方分了地，他们打来电报问要不要纠正?我们告诉他们，人家分了就分了，不要纠正。那时部分地区可以分地，但不能当作全国的政策来实行。抗日时期我们跟蒋介石合作，实行减租减息，这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是不是退了一步?是退了一步。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退了一步。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退一步，进两步、三步。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动采取的。在抗战开始时退一步，不是承认蒋介石不应该打倒，土地不应该分，而是因为日本打进中国来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现在要平分土地是正确的，农民有这个要求，但是同志们要注意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如果我们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不论是错误是缺点，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
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党校闲话很多，我们让他讲，这叫合法的闲话(军队里叫作怪话)。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意见一致了就不会发生不团结现象，不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又得不到解决。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过去有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听见隔壁房子里有人讲他的闲话，便一晚上睡不着觉，跑到我那里去。我告诉他，你的错误相当大，精神上要有准备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讲你的闲话，而是几百个人讲，你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并且依旧照常工作，以后就不会有人讲你了。过了几个月以后，果然人家就不讲他了。这个同志现在牺牲了。工作中间犯错误，哪一个人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准备收集不同的意见，并且已经有了决议，不同的意见公开地讲出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也会有缺点错误，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流中间还会有几个小泡，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注释
[1]指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1260页）。
[2]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指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1238页）。
[4]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5]似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1948年1月主持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中所说的九条。主要内容是：（一）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二是建立根据地。（二）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各个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的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三）对于宗教迷信帮会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改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对于学生、教职员及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加以保护。（四）我军所到之处，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政府，宣布一律取消。（五）对于工商业，必须保护其营业，不得有任何没收物资及捉人等破坏行为。（六）军队给养一般地应向地主阶级征发及夺取敌人仓库解决。必要时，向富农征借。（七）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1．用诉苦等办法提高士兵阶级觉悟；2．建立纪律值班制度；3．建立各种互助小组，特别是战斗小组，以及记功、记过、查功、查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八）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九）在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下，不应再吸收地主富农当兵。继续进行诉苦与“三查”运动，注意吸收贫苦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使支部成为今后的领导核心。
[6]见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载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出版的《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7]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5年七月曾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1947年2月15日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文中说：“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指宋子文）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今天“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
[8]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47年9月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9]周副主席，指周恩来。
[10]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中，发表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同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对他的问题作出结论，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11]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和黄河以东的晋绥边区的工作，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12]指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
[13]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4]红大，指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创办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5]指1948年1月通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部队进军敌占区后应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作了规定，内容包括以下九项：进军敌占区的基本任务；进军敌占区的作战目的；对宗教迷信会帮组织的政策与策略；区别不同情形处理国民党反动组织、贪官污吏、恶霸、特务分子和一般无劣迹的国民党人员；对工商业的保护；军队给养的解决；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战斗间隙的军事训练；纯洁队伍，保证党的政策的执行。
[16]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五四指示”发布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肯定了“五四指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针，又改正了这一指示的某些不彻底性，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切土地。
来源：中央文献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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