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和课堂形象
吴宓先生抗战时期在昆明生活了六七年，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这位学者、诗人在民国时期的知名度是很高的，这首先是由于他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扮演了一个特殊的文化角色：他出任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杂志主编达11年之久（从创刊至终刊），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公认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逝世后叶公超写文章肯定鲁迅的文学贡献，遭胡适讥讽，说鲁迅吐痰也不会吐到你头上，你何必要捧他？胡适说的吐痰指鲁迅的批评，这种批评叶公超确实一次也没轮上，而吴宓却挨了三四次。除办《学衡》杂志及为天津《大公报》编文学副刊外，吴宓还为清华大学筹办学术地位非同一般的国学研究院，出任主任。这两件事都已载入中国现代文化史册。至于他培养过的清华外文系毕业生，成就卓著的就能数出钱钟书、曹禺、李健吾（杰出的批评家、翻译家和戏剧家）、张骏祥（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和导演）、季羡林等一长串。另外呢，吴宓的绯闻也不少，在一定范围内沸沸扬扬。
来昆明的时候，吴宓先生的风头早过去了，与社会主流有些疏离，声音趋弱。好在吴宓从十五六岁就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一份极罕见也极富史料价值的《吴宓日记》20本。可以说，吴宓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的日记了。这部日记的民国时期部分前好些年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共10册（新中国时期部分2006年亦已出版仍为10册），关于昆明时期的就有好几本，80万字，分量不轻，里面除个人的衣食住行思想感情外，还记录了西南联大那些不入正史的枝枝蔓蔓。读吴宓的这一部分昆明日记，我对吴宓本人，对西南联大，才算形成了一个可靠的印象和有质感的记忆。
吴宓是随联大师生一起乘滇越铁路火车来到昆明的，时间是1938年3月7日，住拓东路全蜀会馆（今拓东第一小学）。三周后赴联大蒙自分校，一学期后返回昆明，时间为同年10月底。1944年9月赴四川。细算起来，吴宓在昆明整整生活了六年，连蒙自那半年一起算就六年半了，其时吴宓四五十岁。
吴宓是离了婚的人，来昆明是单身，住宿问题相对简单，抱上铺盖提了箱子走就算搬家。搬了五六次。起先住武成路铁局巷49号张子贞医师家，不久即迁西站昆华农校（今省农校），再后是潘家湾昆华师范（今昆明师专）。有段时间农校、昆师两边都保有床位，在昆师宿舍曾一度与本系的叶公超和哲学系的金岳霖两教授同室。后来学校调整单身教授宿舍，吴宓又搬到玉龙堆25号联大宿舍，与数学系的陈省身教授住一间。玉龙堆是旧名，即翠湖北路靠先生坡、小吉坡的那一段。再后又迁到北门街教授宿舍，先71号后98号。吴宓未疏散到近郊农村，一直住在城里，日记中未见说及原因，想来一是单身，警报响了随学生一起往苏家塘、虹山方向跑就是了，没有拖家带口的那些累赘；再说呢吴宓社交多，住在城里毕竟方便些。
西南联大教授的物质生活相当清贫，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究竟清贫到何处程度，人们熟知的两个事例一是闻一多刻图章养家糊口，一是几位教授夫人做定胜糕去卖以补贴家用。读吴宓日记我们会知道得更多一些。一是抗战初期日子相对和缓一点，没有中后期那么艰难；二是各人情况不同，艰难的程度也有差别。拿吴宓说，他要给前妻寄三个孩子的赡养费，父亲那边也不时要汇点钱去，所以说负担也不轻，但在昆明毕竟单身，情况总要好办些。当时教授们薪俸很低，加之抗战初期过后物价不断上涨，日子极为艰难，大家都得找门路创收，不能坐以待毙。创收的方法当然也有一些，普遍的做法是在外校（大学或中学）兼课；或做点家教，当时叫作教家馆。其他的方法自然也有，那就看各人的专长了。比如政治系的赵凤喈教授在南屏街开了个律师事务所，收入很可以。中文系刘文典教授为人撰寿辞，墓铭，更广为人知。也有教授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改善生活的，闻一多家住昆华中学（今昆明一中）时就是这样的，后来在西仓坡教授宿舍分了房他夫人还舍不得昆华中学那块菜地呢。在吴宓日记里，除有叶公超家在昆师种菜的记录外，北门街宿舍几位教授种菜的事吴宓也记了几笔。“侗等冒雨锄地，壤成，不留路径。”“近日侗与总自晨至夕，皆在宓窗外伏地种菜，宓殊厌恨之。”侗即生物系系主任李继侗，总即经济系系主任陈总（岱孙）。大家都困难，吴宓自己不种菜也不至于反对别人种菜，但“不留路径”肯定影响大家走路，“自晨至夕皆在宓窗外”也难免影响吴的休息和工作，在日记里发点牢骚也属正常。
教师里也有做点小生意的。外文系教授陈铨（他写的话剧《野玫瑰》是有影响的，抗战胜利后改编为电影《天字第一号》广为人知）出头主办教授食堂，实行会员制，参加的人除缴饭费外还要缴点入会费，看来属非盈利性质，不算经商。同系助教杨西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做过台湾某部常务次长）开了一家昆联社饭馆，这就是经商了，本校师生常在那里请客，生意还行。政治系的罗隆基教授做茶叶生意。理工科的应变能力较强，办法也多些。航空系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教授谢明山联手研制经营“西曼”牌黑水，畅销昆明。另据说化学系有位教授开酒精厂还发了点财。
相对上述诸位兼事商业者，吴宓显得死板一点，只知道“力行节俭，量入为出，不敢烦费”，只节流，不开源。同系的林文铮与吴宓甚友善，有天一起去赴友人宴，两人谈及经商事，吴宓在当天日记中作了记录（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摘自《吴宓日记》）。林文铮说：“物价高而家用巨，只有开源之一法。故铮现正出售所藏古玩字画，得钜款，为资本，以营商业，孤注一掷，或可致丰裕。至于联大薪金，视为微末。教授作为纯尽义务而已。”吴宓对经商的看法和态度则不同，既不愿、不敢，亦不屑。“宓自愧无铮之才力，不能营商。即能，亦不愿且不敢为。因习俗易人，既营商，则一切思想精神，必变为污浊刻。今世中国更无一纯洁清正之士矣。”
我想，吴宓这种观念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总地说比较保守，传统，即使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也不能说就没知音。但吴宓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形势逼人，开源的办法总得想。第一是去别的大学兼课，一是云南大学，一是中法大学。中法大学也是从北京迁来的，其校部和文科就在北门街南菁学校（今昆明三十中），倒也方便。在云大和中法讲《世界文学史纲》《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等课程。但课时不多，每周云大、中法名一两节。与云大文学院长姜亮夫关系不错，姜把文史系一个作研究室用的小房间的钥匙也给了他，中午可以休息一下。1942年夏，吴宓荣任教育部特聘教授。此次教育部批准的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部聘教授文科三位，理工科五位，共八位。某日吴宓与翁某共进午餐，“知它被任为西洋文学部聘教授......此固不足荣，然得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两兄齐列，实宓之大幸已！”颇自得。这不仅是荣誉，也有一点薪津和研究费。这几项加起来，限于当时的条件虽说不上多么丰厚，但比一般教授总要好一些。
(未完待续)
来源：《云南政协报》（2010年12月24日第05版）
作者：余斌
编辑：何健美
校对：杨泽琰
二审：欧阳文军
终审：张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