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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从胎动到诞生，从渐进发展到水到渠成，可谓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太多的曲折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在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识里，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1978年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从中央决策层到经济理论界，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最早提出重新评价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在1978年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则提出“应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总结指出，要善于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并强调要尊重农业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多劳多得和等价交换的原则。1979年3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中，分析了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陈云还在“市场调节”这4个字的下面加上了着重号。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创办于英国，后搬至美国，仍保留原名）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也强调：“只有资本主义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这些讲话，对我国早期的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1980年9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持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要“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主持这项工作的薛暮桥还在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说明指出，这“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不过，这个意见虽得到了经济学家的高度评价，但在党内最高决策层尚未未达成共识。1982年2月，国家体改委办公室草拟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商品生产发展的计划经济制度”。由于领导层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还不统一，这份“总体规划”在对改革目标的总体认识上比前面提到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有所退步，但它毕竟增加提出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要合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内容。1982年3月，为适应改革形势的发展需要，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据第四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兼党组书记陈锦华（1990年8月到任）回忆，他受命担任这个职务时确实感到“如履薄冰”，“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他认为各部门的改革都是“目”，缺乏一个能把这些改革提携起来的“纲”。他领悟到，要“计划”还是要“市场”，这才是中国改革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的，也是绕不开的。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改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决议中进一步表述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体现出了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改革总方针。历史证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系列突破，特别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突破，成了后来引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路明灯，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89年夏天，邓小平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错”“都不变”“不能改”，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表明了中央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坚决态度。但对改革的方向、目标仍然存在着争论，实际工作中的各种改革措施不断遭到“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1990年9月初，国家体改委国外体制司副司长江春泽根据体改委新任主任陈锦华的布置，撰写了一篇题为《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的材料，这份材料提供的历史事实是：最早提出计划经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西方学者帕累托；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起始于20世纪初，那时还没有诞生社会主义制度……材料清楚地表明，计划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产”，市场也不应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材料通过历史事实的陈述，实际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水岭。陈锦华看过材料后，认为这个报告思路清晰，言之有理，针对性强，感到非常满意。他凭直觉认为“这份材料值得往上送”，于是就让秘书将材料作为“绝密件”印刷，并由陈锦华亲手密封，通过机要渠道，直接送到了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手中。几天后，中央办公厅要求马上将这个报告再加印20份。15年后，陈锦华在其所著《国事忆述》中写到，江泽民看过材料后给他来电话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随即批示印发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参阅。陈锦华还提到，李鹏也建议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参考这份材料。让人欣慰的是，就在江春泽的这份材料上报后不久，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频频外出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讲了很多话。他再次强调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江春泽的研究材料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上报的，与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可以认为，这份材料对促使中央决策层取得共识，起到了积极作用。1992年春天，历史的脚步走到了设计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关键时刻。3月20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4月1日晚上，陈锦华接到江泽民总书记的电话，江泽民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你们体改委要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出个建议。”江泽民还说，他自己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4月3日人大会议结束几天后，陈锦华便召集广东、山东、江苏、四川、辽宁5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召开座谈会，讨论下一步改革设想，核心议题即计划与市场。座谈会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规定到会者不准带助手，不作记录，议论的内容也不得外传。与会者最终形成了共识：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座谈会结束后，陈锦华即给江泽民、李鹏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大家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新的突破，应当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陈锦华还在报告后面附上了一张统计表，列举了上述5个省1978年和1991年的8项宏观经济指标，并以1991年同1978年的增长数字作了对比，说明市场对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巨大作用。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活的地区，比相对运用得差的地区各项指标都大大领先。这期间，国家体改委召开了一个经济体制转换国际研讨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给研讨会送来一篇题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论文。他在论文中说：目前有关经济体制转换的讨论中大都将“纯粹的市场制度”与“纯粹的计划经济”相对比，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极端的模式；相对集中的经济向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进行着。基辛格的结论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变化的趋势错综复杂，但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他还指出：“向市场转变的目标被广泛接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同试图改革的国家一样多，显然，没有一个‘通用’的办法。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基辛格在结论的最后强调：“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政治稳定”，“简而言之，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密不可分的。”陈锦华在仔细阅读后，认为这篇论文在内容上没有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文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同我国的改革实践也比较一致，认为该论文值得参考，于是便把它附在了给江泽民、李鹏的报告后面，推荐中央领导一阅。4月30日，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向中央领导提出了一份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建议，希望在中共十四大上“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作出新的科学的概括”，并提出两个方案可供选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最低限度的方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理想的方案。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回忆，在一次讨论会上，“有位元老说：现在只差一层窗户纸了，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索性明确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初，88岁的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了中国的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而这次南方之行，正值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国内改革面临理论困境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掀起了一轮新的思想解放高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时，中共十四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92年4月初，起草组拿出了十四大报告第一稿。4月30日，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讨论报告第一稿。江泽民在讨论中明确表示：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要前进一步，要讲清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5月28日，江泽民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同时决定，先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会议。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后来被称为“六九讲话”。这个讲话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次讲话的主体部分实际上为党的十四大报告定了基调。“六九讲话”之后，江泽民专程拜访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邓小平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如果大家都赞成，十四大就以此为主题。根据江泽民“六九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起草小组又对十四大报告稿作了进一步修改。1992年10月12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易其稿的十四大报告终于摆在了2000多位代表的面前。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这一体制作了明确界定。把“市场经济”这个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专利的名词，写进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开始了公开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从此进入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新阶段。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各方面都迫切希望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释，以便大家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改革。《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便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1993年5月31日，在江泽民主持下，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25人起草小组悄然进驻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江泽民在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就《决定》的框架、主要内容及需要回答的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在文件起草的同时，1993年6月，中央组织了有各部委和地方360多人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带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问题深入各地，进行广泛而有重点的调查研究，为文件的起草提供来自实践的依据和认识的基础。从1993年6月到9月，中央先后召开了西北、华北、华东、东北、中南、西南各省（区、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企业座谈会，为统一思想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共识。今天再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设计和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框架的过程，是一个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过程。经过5个半月的艰苦工作，集中了全党智慧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起草完成了。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分10个部分，共50条，其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是基础。此外，还有“五大支柱”，分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对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具体化和系统化，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
近30年来，历次党的全会都始终不渝地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鲜明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审时度势，从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进程中，从20多年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经验中，提炼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一个理论和认识上的突破，两字之变，意义重大，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规定和提升，是我们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的决定性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智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科学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