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著作中，很少把艾思奇先生称为教育家。但我愿称之为教育家中的教育家。试想，发明了某教学法的人可以被称为教育家，做过教育实验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家，开新学堂的人可以被称为教育家。那开风气之先，奠定思政教育基调，确立中国教育底色的人，怎么能不被称为教育家。
在中国教育史上，艾思奇先生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更是一位教育的先驱者。
一、艾思奇何许人也
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原名李生萱，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艾思奇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他的著作《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他于1933年在上海走上革命道路，1935年入党。1937年奉调到延安，先后担任过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文委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总编，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福副总编、延安大型学术刊物《中国文化》主编。解放后，历任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主任、副校长，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毕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宣传，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主编）、《艾思奇文集》（两卷）、《艾思奇全书》（八卷）等。
今天，在他的故居悬挂着这样一首诗：“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诗的作者是曾担任蒋介石和蒋经国高级幕僚的马璧。1984年，马璧从台湾首次返回大陆的时候，特为艾思奇故居书赠这首诗。
二、艾思奇和他的《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的写作不是艾思奇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出于个人的理论兴趣，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对国民党的统治极度失望，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充满忧虑，对“中国向何处去”充满困惑。
艾思奇指出，“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中国”，但还没有实现“中国化”，这尤其体现在它还带有鲜明的“外来”烙印，缺少中国自己的形态，也缺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事实上，正是这块“干烧的大饼”敏锐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给无数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进步青年开启了一盏指路明灯，帮助他们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
从内容上看，该书系统阐述了哲学是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的党派性、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对认识论的阐述分外精彩，不仅对认识过程作了精辟概括，而且突出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运动，反复论证了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如：“七十二变——现象和本质”；“用照相比喻——反映论”...这些内容即使在今天读来，依然倍感亲切，毫无陌生与违和之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框架结构、谋篇布局、表述方式均经过了“中国式转换”，带有比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这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多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大众哲学》不仅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河，而且实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以极大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普及工作中去。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先后担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和中央党校副校长。在承担大量教学和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撰写了许多理论和学术文章，对帮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20世纪60年代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基础，树立了典范，几十年间一版再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1962年10月，艾思奇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做《关于哲学教科书的一些问题》的演讲，阐述了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第一，稳定性原则。重点阐述经典著作中已有定论，或理论界大体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
第二，准确全面原则。既要准确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又要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
第三，适应对象原则。既要适应教师需要，也要适应学生需要。
第四，百家争鸣原则。既要尽量避免直接涉及理论界有争论的问题，又要便于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充分讨论问题。
这些原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很好贯彻，并成为之后哲学教科书普遍遵循的编写原则，为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确立了指导思想。
“一卷书雄百万兵”，艾先生的理论和实践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代又一代教育工作者的榜样和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