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费里尼
1950年12月16日。此时朝鲜战争已逾半年。出于“窒息交战对手经济”之目的，美国政府在这一天宣布冻结中国大陆在美资金，并发布条例禁止美国船只进入中国大陆港口。
这天是北京时间星期六。当日上海天气奇冷，风雪交加。但有15万人之众参与的“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如期在跑马厅举行。一名气宇轩昂身穿束腰风衣、头戴贝雷帽的青年手执大旗，迎风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多年之后，人们无数次从电视新闻和报章上见到头发花白但儒雅不减当年的他时，无数光环萦绕在他头顶：中国最闻名遐迩的“红色资本家”、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领导人……但1950年12月16日这一天，34岁的荣毅仁仿若一员白袍小将，旗、剑在手，茫然四顾。1949年5月之后，上海及江浙一带排在前十位民族资本家序列里，唯一留下来就是荣家。已经叱咤数十载的“荣氏商业帝国”，将往何处去？
就在参加游行的前两天，在上海工商界签订爱国公约支援抗美援朝的运动中，荣毅仁代表申新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工人与资方签订爱国增产捐献合同（后实际捐献12架）。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几周的1950年春天，荣毅仁刚在上海接任近代华商最大棉纺织家族企业申新棉纺织公司总经理，成为“留下来”的民族资本家中的“旗帜人物”。
在外迁大潮中，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坚持不走。荣老先生自有考量——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托人带话给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
1949年5月，荣毅仁的家眷已随大多数荣氏家族成员奔赴香港。荣毅仁为什么没走，据前几年《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存在两种说法：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当时他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上5月28日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荣毅仁接手的荣氏上海字号，已然“千疮百孔”。最深重的危机之一正是来自“自家人”，据上海市纺织局一份资料显示，被荣氏家族其他人抽往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与此同时，1949-1950年间上海经济环境极为恶劣，投机活动频仍，大部分企业陷于半停顿。申新在沪的6家纱厂首当其冲。
为了能恢复生产，荣毅仁曾多次走访华东纺管局、贸易部、人民银行等机构反映企业困难，还主动提出了不少解决困难的办法，如供应原料、收购、定货、加工、包销、贷款等等。荣毅仁多年之后回忆：“凡是我提出的办法，只要对生产有利，能够维持生产，度过困难的，政府总是迅速地同意照办，从没有受到过留难。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使我感到很快慰”。
1949年底，申新系一家纱厂年底双薪发不出，工人涌进荣宅讨薪；次年2月，上海遭遇“二六轰炸”，申新下属纱厂被迫停工，领不到薪水的部分女工再次进驻荣家客厅。这两次危机均由市政府责成市总工会协调摆平。
在手执大旗领军走在示威队伍前列之前，荣毅仁已经进入陈毅、潘汉年等新政府领导的视野。事实上，早在1949年6月间，一身戎装脚扎绑腿的陈毅即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陈老总的“人际公关”效应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在1950年12月16日清晨的大游行中，荣毅仁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宣读了上海工商界《致全国工商界电》。不久之后，经上海市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由政务院提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委员（30人）名单产生，荣毅仁成为市政府委员之一。
虽然工商界15万人参与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但不可否认“暗流”依然涌动。朝鲜战争给商战平添了不少机会，也激活了部分不法商人的小算盘。很多商人开始不愿接受加工订货，转而去市场投机卖高价。为了应付政府订单，部分商人在原料中以次充好。1950年，在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战役中，次品白棕绳索在战斗中轻易绷裂，11艘船沉没，80人殒命。
陈毅极为震怒。经过酝酿，在本文提及的大游行过后一年，上海开始“三反五反”运动：在国家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
“五反”运动自然免不了涉及到申新下属企业。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显然内心十分焦虑。后经陈毅斡旋，申新系被定为“基本守法户”，不料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在1950年5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已经与荣毅仁有过一面之缘的毛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
大势已不可阻挡。
荣毅仁公私合营的启动，在1953年即开始。资料显示，截至1954年8月前，上海有2000余户私营工厂申请公私合营。在申新系统，广州二厂厂长在征得荣毅仁同意后，于1953年12月首先向广州市委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1954年6月正式批准）。1954年3月18日申新总管理处授权总经理荣毅仁办理无锡申新三厂的合营手续。荣毅仁当天向无锡市人民政府提出合营的申请。1954年4月申新86户股东开会决定由总经理荣毅仁申请办理公私合营手续。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申新集团当年成立，集团“任命”昔日申新的私营老板荣毅仁为集团总经理。
一些中央领导如何看待积极参与公私合营的荣毅仁？沉淀在史料里的一些细节饶有趣味。1955年11月16～24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据薄一波回忆，在16日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谈到荣毅仁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
1956年1月20日，在上海市公私合营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荣毅仁和盛丕华一起，代表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向曹荻秋副市长提交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申请书。会后例行是游行庆祝，但昔日的跑马厅此时已变身人民广场。
没有资料显示荣毅仁本人是否也参加了当天的大游行。在5年前荣毅仁高举红旗昂首走过的同一块地方，上海各界十余万人麇集，庆祝“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在差不多的时间，全国多个大城市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狂欢活动，庆祝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耐人寻味的是，1956年一月初，毛泽东主席突然前往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史料记载，这也是毛一生中视察的唯一一家私营企业。这次临检般行动具备的意义或许当事人自己并未料及：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大陆境内的所有“私营企业”的身份标识均进入了最后十几天的倒计时。
荣毅仁的命运在之后众所周知：1957年，41岁的他当选上海市副市长；两年后，荣被邓小平点将进京就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后，创办中信公司；1993年，荣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五年后卸任；2005年，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时间闪回到1950年12月那个清冷无比的上海早晨。与荣毅仁并排走在游行队伍前排的，也不乏名头响亮的“大人物”。照片上，荣毅仁右手身后白色围巾戴帽的老者是吴蕴初，时年59岁，是中国味精的发明人、上海天厨味精厂和天原化工厂的创始人，1953年因积劳成疾去世。荣毅仁左手相隔一个身位、左手持五星红旗的叫刘鸿生，刘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曾集我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大王”、“水泥大王”等头衔于一身，1956年10月1日因心脏病病逝于上海。
吴蕴初和刘鸿生都是荣毅仁父辈的人物。吴蕴初去世时公私合营运动刚露山水，而刘鸿生则跟随子侄辈的荣毅仁，拿出全部身家参与公私合营。
在本文配照拍摄两年之后，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在他看来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荣德生去世3年多后，1956年初，中国政府宣布对工商业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如果说1950年12月16日，走在跑马厅游行队伍中的“荣少东家”还在为“荣氏帝国去哪儿”茫然无措，仅仅几年后，时间给出了答案。
（本文原载《上海观察》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