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市七佛寺保存的古碑上，多处出现‘唐僧’的记载！”

“陵川县崇安寺山门宋代青石门框上，刻有‘住持僧悟能’字样！”

“泽州县陟椒村三教堂，有‘孙悟空’形象浮雕！”

“泽州县金村显庆寺，有‘西游记’系列故事浮雕！”

“沁水县蒲泓村福胜寺，有‘西游记’故事悬塑！”

9月下旬，《来晋城看“悟空”感受“西游文化”》专栏在山西晚报推出，随着文章的陆续发表，在晋城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历史文化学者和文物爱好者纷纷发表看法和见解，并提供相关线索，希望能关注当地这一明显的“西游文化”现象，为促进当地旅游发展增添文化色彩。

1、碑刻屡现“孙悟空”

泽州县南岭镇陟椒村三教堂创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扩建，清道光年间大修。为古代晋城出行南门第一大庙。

一进院的三教堂名声在外，主要是因寺庙山门、献殿上的木雕、斗拱精美绝伦，众多游客纷纷前往观赏。

其实，三教堂还有个看点，细心的文物爱好者在一通石碑上，发现了“孙悟空”形象！

三教堂献殿东侧有通清道光十二年（1833年）《重修三教堂碑记》，碑沿刻有哪吒等封神演义神话人物形象，其中头戴紧箍圈、腰穿虎皮裙的“孙悟空”手持金箍棒，脚踩祥云，左手搭着凉棚放眼望去……其上，还有一只身材娇小的猴子，左手扛着金箍棒，右手搭起凉棚，与“孙悟空”同方向瞭望……

身着战袍的天兵天将站在云端，手持长枪，枪尖直冲着地面上不服管教的‘猴头’；地面上的孙悟空右手拿着金箍棒，左手抬起，掌心朝里，四指弯曲不停地摆动，满不在乎地冲天兵天将挑战：“你倒是快过来呀！”

祥云之下，头戴毗卢帽、右手拄着禅杖的唐僧端坐于路边的石头上；头戴紧箍圈、穿着虎皮裙的孙悟空与师父四目相对，师徒似乎在交谈；孙悟空身后的白龙马呈俯首状，却奋力地抬起右前蹄……

在一条刚刚离岸的木船上，头戴紧箍圈的孙悟空扭头回看着师父；唐僧正对一旁的站立者叮嘱着什么；头戴斗笠的船夫扭头看着船上的三人，双手奋力地撑着木桨……

右肩扛着钉耙、肥头大耳的猪八戒扭头向身后看去；头戴毗卢帽的唐僧，双手合十，似乎正欲从渡船上往陆地上迈步前行；唐僧前面的孙悟空头戴紧箍圈，右手持着金箍棒，抬起左手向师父招手：‘师父，请跟我来！’在猪八戒与孙悟空之间，站立一人，似僧人，又似年长的施主……

毗卢殿正面

显庆寺毗卢殿殿门及地伏

另外，在寺内清道光五年（1825年）《金村重修显庆寺碑记》中出现“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年）”字样，加之在寺内大雄宝殿檐石柱上存有金泰和四年（1204年）施柱题记。由此推断，该寺至少已有千年历史。

晋城显庆寺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四人浮雕

沁水县中村镇蒲泓村内的福胜寺创建于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山门两层结构，柱上方横板装饰木雕图案，中为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图，东西为苍龙腾飞，牡丹花绕身图。后院南殿为观音殿，内供观音菩萨庄塑金像。四周悬塑《西天取经系列场景》，腾云驾雾的孙悟空，担着经书的猪八戒，牵着白马的沙和尚，身披袈裟的唐三藏。一个个栩栩如生，使人眼花缭乱，如身临其境。”蒲泓村村史中曾经记载，福胜寺存在“西游记”故事悬塑。“观音殿‘西游记’悬塑，‘文革’时毁了！”65岁的程月星是福胜寺文管员。提起“西游记”故事，他滔滔不绝：“蒲泓村与‘西游记’还真是有缘！”

据他回忆，福胜寺山门四石柱下有柱础，在原来前排两根石柱下的柱础四面分别刻着“西游记”故事图案。只可惜，两只柱础早些年被盗。后来新补的柱础，图案也没了“西游记”故事内容。在寺院山门前檐柱上有木雕，为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图。但这块“西游记”故事木雕并非寺院原物，是在2015年对寺院修缮时新雕刻后做旧补上去的。

福胜寺现存一通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创建观音暨塑粧诸位圣像碑记》。由于碑文字迹模糊不清，看不出有关“西游记”故事悬塑的记载。但却证实观音殿已有427年历史。

失望之余，山西晚报记者在赏碑之时却有发现：在寺内一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功德碑碑沿修饰图案中，看到了“孙悟空”！

石碑上的“孙悟空”头戴紧箍圈，右腿单立祥云之上，左腿抬起，脚尖冲着右腿膝盖，右手持金箍棒，左手搭起凉棚，向远望去……与“孙悟空”同时出现的，还有“哪吒”“二郎神”等封神演义人物形象浮雕。

2、古碑上的“唐僧”“悟能”，让人想到谁？

明代以前，由沁水县土沃乡南阳村至阳城县董封乡之间十几公里山路，是“南阳丝绸古道”，群峰叠嶂，林木茂盛，溶洞成群，地河纵横。从古至今，古道沿线有关西游记故事传说不绝于耳：土沃乡马后园村是弼马温养马之处；在马后园村旁有条东西流向的流沙河；流沙河的北岸有个村子叫高家庄，庄的背后有个不足30户的高老庄；高家庄对面有个褚家庄，原名“猪家庄”；褚家庄旁有条“洞子沟”，沟内有“红孩儿洞”“蜘蛛洞”“牛魔王洞”“八戒洞”“狐仙洞”等九妖十八洞。

在民间传说浓厚的氛围中，与土沃乡相邻的中村镇与“西游记”故事结缘，也就顺理成章了！

传说，并非仅限于沁水！

唐僧、孙悟空及白龙马浮雕

“先有崇安，后有陵川！”隋开皇十六年（596年），置陵川县。在陵川县城，有座崇安寺。据《陵川县志》载，该寺唐代前名为福庆院。《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栖身之地是福陵山。“福陵山可是缘此而来？”侯孝义产生的“奇想”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几年前，他在崇安寺山门青石质门框上，发现刻有“宋嘉祐辛丑（1061年）六月”题记，再仔细看：落款赫然刻有“崇安寺主僧悟能”字样。

“悟能”题记的发现，让侯孝义更加坚定了“陵川与《西游记》有渊源”的看法，结合当地俚语方言、民间传说及山名地名进行分析，认为《西游记》的许多素材采集于陵川！

高平民俗文化学者王永忠，是山西省华夏炎帝文化基金会副会长、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受其父熏陶和影响，1972年版《西游记》成了他小学阶段的启蒙教育读本。

1990年，王永忠毕业分配到高平市米山镇政府工作。利用工作闲暇，他经常寻古探幽。经多年考证，他发现，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石窟、佛像、经卷在高平屡有发现，多为初唐佛教遗存。

早些年，王永忠在清顺治版《高平县志》上看到有“唐僧”的记载。2004年，《高平金石志》出版后，他看到其中两通明清时期石碑拓片，碑文上均出现“唐僧”记载。他这才意识到“唐僧”与“西游记”故事的关联性。

高平市七佛山上的七佛寺，是古晋城名寺，在明清时期名为云月寺。寺内现存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修七佛山云月寺记》石碑。此碑虽断为两截，但碑文依然能够辨别。

“上有精舍，匾云月寺，石为佛者七，胜妙殊绝，志载为唐僧所作，故山因为名，其渊源远矣……”“此唐僧作七佛意也”“独唐僧也乎哉。”这通石碑的撰文者为明万历庚子科举人张国仁，碑文上多处提到“唐僧”。

据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重修云月寺记》碑记载：“吾泫城东七佛山，志载佛为唐僧所作，山因以得名……”碑文撰写者为清顺治三年丙戌科第二甲10名的李棠馥，后官至兵部右侍郎。

王永忠说，张国仁、李棠馥皆为高平历史名人，名人撰写碑文，大都真实可靠，史料价值很高。

清顺治版《高平县志.山川》记载：“七佛山——在县东五里，上建七佛寺，有石佛七，唐僧所凿，其象奇古有神。”

石碑内容与地方志记载相互印证，讲述了高平东“七佛山”“七佛寺”的来历，因有“唐僧”所凿七尊“石佛”得名，说明“唐僧”与七佛山有很深的渊源。

高平定林寺与七佛寺遥相呼应，两寺直线距离仅数百米。定林寺现存明代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重修定林寺记》显示：“大雄殿之东香积厨，西圣僧堂……”

王永忠认为，历史上，被称为“圣僧”的独为唐玄奘，“唐僧”“圣僧”名称同时期出现在高平的两座寺院石碑上，或许与唐玄奘有直接关系。

“这个‘唐僧’不简单！给高平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王永忠认为，七佛山记载的“唐僧”背后的故事，透露出一种特殊的玄机，很可能与唐玄奘及明小说《西游记》中的“唐三藏”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3、与“西游文化”有缘的“天命人”

“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无独有偶！山西晚报记者在采访七佛山“唐僧”石碑过程中，在高平一位藏家手里看到一卷可能为唐代僧人手抄经书《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四百一十》。

经卷长8.2米，宽0.23米，墨书行楷手抄，笔体流畅自然，书法水平很高。而经卷所用的桑皮纸，是一种极具高平传统文化历史的古老纸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简称《大般若经》，是大乘佛教空宗的主要经典，也是大乘佛教中形成最早的一类经典，此经是由唐玄奘翻译，总共分为六百卷。该手抄卷是其中第四百一十卷。

据这位藏家介绍，该经卷出自高平北诗村刘家，刘家的祖上为晚清民国时期的刘知章。

刘知章（1870——1940年）是高平北诗村人，是民国时期山西著名的教育家、慈善家、收藏家。据刘家后代回忆，该经卷为刘知章在民国时期购于高平，为唐代僧人手抄遗物。

高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趣的是，在这里喜欢“西游文化”者为数众多。

年过七旬的郭忠义爱好收藏几十年。多年前，他收藏了一尊小叶紫檀木悟空雕塑，是国内少有的西游记题材的艺术精品。稀有的材质，精湛的制作工艺，成为他最珍视的藏品之一。

高平摄影师郭国伟拍摄的高平铁佛寺二十四诸天彩塑摄影作品，在山西晚报近期重磅出版的《何以山西》典藏版特刊上推出，成为火爆的文创产品。有缘的是，在拍摄铁佛寺过程中，郭国伟不经意在主佛背后看到一组“西游记”故事悬塑，揭示出“西游文化”尘封在高平的又一重要历史遗产。

以收藏炎帝文化系列藏品为主的靳勇刚，是高平藏家中的佼佼者。他手中有父亲留下的一尊沉香木质旃檀佛像。

他的老家位于高平市三甲镇汤王山下。汤王山顶原有一座唐代卧佛寺，据传，他收藏的这尊旃檀佛像是卧佛寺遗留之物，已在靳家流传数代，被祖辈视为珍宝。

原来从事文化传媒工作、37岁的李超杰，近些年开始经商。在他的办公室，山西晚报记者意外地观赏到他收藏的三枚明清古花钱和一套古书。

三枚古花钱币分别刻有“悟空”“悟能”“悟净”字样，花钱另一面分别刻着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图案，一枚为银质，另两枚为铜质，工艺精美，栩栩如生。

那套古书为清晚期石印版《绘图加批西游记》，八册保存完整，是上海源记书庄于光绪庚子年（1900年）春出版发行。

李超杰从小就生活在高平市神农镇羊头山下的小村子，附近隔着几里路的就是故关村。家乡的风土民俗让他从小喜欢传统文化，加之高平浓厚的酒文化影响，他在几年前投资白酒行业，并在高平白酒市场站稳了脚跟。

受四大名著中酒文化的启发，李超杰很早就开始收藏有关西游记题材的古书、古钱币、老酒瓶、美术绘画等艺术品。《黑神话：悟空》给山西带来火爆商机，他构思以西游记题材文创产品与高平文旅企业紧密合作，设计了西游记题材的系列酒具、酒瓶，得到酒企和文旅企业的认可，并准备开发系列产品投放市场。

4、如何看待“西游文化”

明吴承恩《西游记》是以“大唐玄奘西行取经”为蓝本，结合民间传说故事和地方风情等素材，通过作者高度艺术化创作，最终成就的一部文学巨著。

山西是形成“西游记”故事的摇篮和温床，在《西游记》成书以前，相关故事已在三晋大地流传多年，这为金代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杂剧《西天取经》等作品的产生提供了丰厚、坚实的土壤。

而在晋城，与《西游记》相关的“遗迹”甚多，并呈辐射状在境内扩散，同样为《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虽然“西游记”故事传说在国内流传盛广，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是，在晋城境内出现的相关内容均为不同于民间传说的实物：晋城青莲寺藏经楼殿顶“西游记”故事琉璃制品；阳城县南峪村汤帝庙戏台“西游记”故事石刻浮雕；高平市神农镇故关村炎帝行宫“师徒四人取经全家福”木雕；高平铁佛寺“西游记”故事悬塑；泽州县柳树口镇紫金山大云院元代“三藏取经”摩崖造像……

对晋城来说，“西游文化”能否算得上又是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这里是太行山南端，第二台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受干旱，也经受战争，经受大自然的反复无常，也经受族群之间的冲突挤压。”晋城著名文化学者谢红俭认为：“也许唐僧西游的故事曾经让人感受到他的坚韧，他的不放弃，还有他的乐观和努力。唐僧师徒一路逢妖打怪，却也一路逢凶化吉。生活在晋城的人们从中感受这份连接，然后把这个故事刻到殿堂的门上，庙宇的石头上，激励自己，鼓励自己，甚至鼓励自己的孩子们，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在这里顽强乐观地生活。”

“玄奘取经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大件事！自印度取经回国后，大师独特的魅力与故事，再加上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中的异国风情和神奇经历，唐僧取经的故事开始发酵。”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春平表示：“现在说唐僧取经故事成型于明朝，我认为可能更早一些。晋城号称‘隋唐佛都’，在唐朝僧寺众多，一直是佛教兴盛的地区，也一定是西游记故事传播广泛的地区，尤其是晋城的寺庙建筑留存较多，所以西游记故事的遗迹较多就不奇怪了。”

“话本戏曲文学艺术最昌盛的时期，应该在民间故事大量流行之后，而晋城戏曲文化在宋金元时期无疑最为辉煌，戏台上演绎的无非是神话传说与前朝故事，三国演义、杨门女将等一直是历代传承的经典。”晋城文化学者司剑虹表示：“唐僧取经故事也一定在此以各种方式传播。近来考察、收集到大量‘西游文化’遗迹，恰恰佐证了此地人文底蕴深厚，民间艺术与佛教文化相互渗透，民间信仰与传统建筑相得益彰，由来已久，传承有序。一款黑神话游戏唤醒了山西，惊艳了世人，有心人若能另辟蹊径，寻根究底，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惊喜。”

看了山西晚报推出的“西游文化”系列报道后，晋城市文化学者平客感慨晋城西游记主题资源的丰富多彩。“晋城为何遗存如此丰富的‘西游文化’遗产？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跟晋城在宋金的城市地位有关。其时，晋城地处京畿，是宋金中央政府重点经略的要地，至少在二三线城市阵营，文化繁荣有‘地利’基础。二是跟晋城在宋金的文化影响有关。程颢牧晋，刘羲叟与欧阳修、司马光等诗词唱和，足以说明那是一个‘泽州学者如牛毛’的繁荣时代；到了金代，从泽州走出去的李晏父子助推晋城走向更大文化繁荣进步，七状元声震全国，元好问、郝经、赵秉文、王恽等一代名士都与晋城关联，此是‘人和’条件。三是跟晋城在宋金的社会状态有关。总体上，唐宋以后，发生在晋城的重大战争次数呈下降趋势，因太行山的庇护，社会总体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宗教信仰基础让泽州地区修建有诸多庙宇，诸神与凡人共生共存的地方特征，为多元信仰文化的诞生与保存提供了‘天时’机遇。在此背景下，源自民间佛道文化的西游传说，在晋城有其传播的基础、发展的条件、留存的机遇。所以，今天能看到丰富的西游题材石刻、琉璃等文物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小说的成型是一个不断演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在《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些经典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晋城文化学者何江涛分析认为：“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集大成者，将各种素材和传说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了这部伟大的作品。然而，这些素材和传说在《西游记》诞生之前就已经在晋城地区存在，并在民间流传了很长时间。晋城及其人民在《西游记》的演化过程中，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这部作品的共同创作。他们通过口头传说、雕塑和其他形式，将自己对西游故事的理解和想象融入其中，使得《西游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正是这种多方参与和不断演化的过程，使得《西游记》成为了一部跨越时空的经典之作。”

今年国庆期间，《黑神话：悟空》引爆了山西古建旅游市场热度，晋城玉皇庙亢金龙作为拯救孙悟空的代表星宿，火遍全国，也引发了众人对西游记文化的进一步关注。

据晋城市文保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军透露，其间，他带着到晋城采访的央视记者前往大云院、青莲寺、铁佛寺，实地报道了“西游文化”实物，丰富的“西游文化”遗存令央视记者非常震撼，深感晋城的文化厚重。

如何研究宣传晋城的“西游文化”遗产？张建军认为：“晋城元代以来的‘西游文化’是明代小说《西游记》的母体，《西游记》是对‘西游文化’的整理和记录；晋城古老、丰富、完整的神仙谱系支撑了西游记众多的角色呈现；地方神仙和儒佛道的融合，启发了西游记神仙妖魔辩证统一的融合体，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包容性。”

晋城市考古专家裴池善曾发现和参与了晋城多处大型人类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2008年，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他带领的团队在大云院崖壁发现了元代“三藏取经”摩崖造像。经过分析国内与《西游记》有关的其他地方的现状，他率先提出“晋城或是《西游记》故事重要起源地”说法。

“大云院西游记造像的发现，是首次在国内发现以石刻形式呈现唐僧取经的故事遗存。”裴池善认为：“这窟摩崖造像是国内迄今发现的唯一有准确纪年且年代最早的‘西游文化’石刻作品。”他认为：“晋城应当将‘西游文化’作为一个课题，长期进行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