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面对日益激烈的贸易战和知识围堵，中国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以促进高质量创新和保障产业链、创新链的安全？南京大学商学院安同良教授牵头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包括转变激励政策模式，靶向性保护创新枢纽节点，培养潜力企业成为新的枢纽节点，以及鼓励民营企业创新，以加快中国在全球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位置。
近日，南京大学商学院安同良教授和博士生闻锐为作者在经济学顶刊《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发表了题为“以互联式创新网络枢纽节点为靶向的中国创新激励政策——基于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的探讨”的研究论文，文章为《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的封面文章之一。
南大安同良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构建了创新主体的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建立了原生性创新行为模型，并提出从工业经济时代的大水漫灌式激励政策向数字经济时代的精准滴灌模式转变的理论支撑。
文章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关键创新主体的精准打击，并提出了保护和支持中国创新枢纽节点的对策，以保障创新链、产业链的安全，并提升整体创新产出。研究还指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知识桥梁与平台作用，而中国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尚需加强。政策建议包括：转变激励政策模式，靶向性保护创新枢纽节点，培养潜力企业成为新的枢纽节点，以及鼓励民营企业创新，以加快中国在全球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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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破局：基于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的中国精准
滴灌式创新激励政策破解贸易战与知识围堵
首先，该文构造了创新主体的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建立了数字经济时代以知识搜寻、组合并创生新知识的原生性创新行为模型；其次，该文为中国创新激励政策从工业经济时代的大水漫灌式向数字经济时代以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滴灌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贸易战与知识围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辩证对策。“恰逢其时，恰应其需，恰顺其势。为产业政策、产业构建、产业管理阐明了全新的观点理念，为高质量、高效率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路径方法”。
选题背景和意义
中国经济已步入创新驱动、构筑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推动中国创造、增强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离不开对创新行为的有效激励。随着万物智能互联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式创新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创新的底层逻辑。企业、异质性知识主体与消费者在多边网络下通过目标知识搜寻发生广泛的连接，通过连接进行知识的便捷流动、共享，形成了分布式多主体协同、枢纽节点主导创新的互联式创新网络。在互联式创新背景下，传统创新激励政策的不足愈发凸显。不管是普惠式创新激励还是择优补贴选择型创新激励，都难以聚焦到真正的创新型企业，使得创新激励政策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高质量创新的激励效果欠佳，且会诱发企业不当的“骗补式创新”“策略式创新”等。互联式创新网络的形成意味着创新主体间的关联度更高，处在网络枢纽位置的关键创新主体会影响其他大量主体，进而影响整个网络的创新绩效。当前，美国的创新政策专注于对中国关键创新主体进行靶向精准打击，比如对通信领域华为、中兴的制裁打压。中国的创新激励政策亟须关注如何找到关键创新主体并对其进行靶向性支持和保护，从而最大化总体创新产出并保障创新链、产业链的安全。因此，本文基于互联式创新网络视角，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激励政策应当如何转型。![]()
图1：美国对华为的制裁线路
主要内容和结论
本文梳理了中国创新激励政策的演化趋势，基于互联式创新网络，构造了创新主体的组合式知识生产函数，建立了以知识搜寻、组合并创生新知识的创新行为模型，模型的详细构建过程见图2。并用Katz-Bonacich中心度测度了创新主体在网络中的位势。![]()
图2：创新行为模型构建的详细过程
模型求解结果表明，海量知识在枢纽节点的集聚导致了其创新成果的非线性递增式涌现，表现为创新投入随着创新主体中心度的增加而亚线性增长，创新产出则是超线性增长，见下图3（a）和（b）；创新激励政策对高中心度的枢纽节点激励效果更好，以枢纽节点为靶向的创新激励相比普惠式和选择型创新激励能取得更多的政策净收益，见下图3（c）和（d）。本文基于Bianconi-Barabasi模型来推导网络的生成过程，发现枢纽节点对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总体结构优化以及整体创新绩效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可帮助创新主体提高中心度、成为创新的枢纽节点，而大企业、国有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更具备成为枢纽节点的潜力。![]()
图3：模型求解结果
经验分析方面，本文基于不同创新主体共同申请专利的行为，挖掘背后的创新合作关系，构建了中国ICT领域2013—2022年的互联式创新网络，检验了理论模型的结论。下图4显示，2014年的ICT领域互联式创新网络还较为稀疏，巨连通分支的规模较小（包含1710个节点），通过几个枢纽节点（图中阴影集聚部分）将网络整体给连接起来；2022年的互联式创新网络显然变得更为密集，巨连通分支的规模更大（包含5393个节点），枢纽节点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图4：2014-2022年ICT领域互联式创新网络演化趋势
基于PageRank中心度（PR）和度中心度（DC）对构建的ICT领域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枢纽节点进行排序，结果见下表1。前30的枢纽节点中，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在前100的枢纽节点中，高校和科研院所有46家，企业有54家。这一数据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企业占比明显偏小，侧面说明了中国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还不够突出，要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进行靶向化创新激励，鼓励其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式创新网络中抢占核心位置。表1：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枢纽节点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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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拟对任意节点的随机打击和对枢纽节点的靶向化打击，我们发现美国当前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创新枢纽节点进行的靶向化打击会迅速裂解整个互联式创新网络（见下图5），严重威胁中国产业链、创新链的安全。![]()
图5：靶向化攻击和随机攻击的不同效果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枢纽节点是真正的知识创造主体、创新型企业，其关键地位使其能主导创新格局，并带动、提升整个网络的创新绩效。第二，掲示了数字经济时代互联模式创新的微观行为机理，发现创新主体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位势决定其创新绩效，从而为中国创新激励政策从工业经济时代的大水漫灌式向数字经济时代以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滴灌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创新枢纽节点进行打压的情况下，提出了通过保护和支持枢纽节点来保障创新链、产业链整体安全并提升整体创新产出的应对措施，为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科技围堵提出了辩证对策。第四，进一步分析了如何培养创新枢纽节点，为中国企业加快占据全球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核心位置提供了理论指导，并指出了高校、科研院所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知识桥梁与平台作用。政策启示和建议
第一，中国创新激励政策应从工业经济时代传统的大水漫灌模式、单垄浇灌模式向数字经济时代以枢纽节点为靶向的精准滴灌模式转变。应充分发挥选择型创新激励政策的灵活性，以枢纽节点为靶向进行精准滴灌，并根据每个节点在互联式创新网络中的位势进行梯度化补贴、税收减免等。此外，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复杂度的提升使得枢纽节点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研发风险，政府可以给予充分的金融支持与保障，避免枢纽节点因研发项目失败而承受重大损失。
第二，靶向性保护已被技术发达国家精准打击或尚未被攻击的中国创新枢纽节点。对尚未被打击的枢纽节点，政府应提前对其进行预警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防止其在技术发达国家可能的打击下陷入困境。对于已被精准打击的创新主体，应给予各种类型的政策支持以更好地保护这些枢纽节点，包括创新的多维激励及全产业链的生态支持，如对芯片、内存、屏幕、算力等各种配套设备的建设。
第三，创新激励政策还应对那些具备成为创新网络枢纽节点潜力的企业、高校等进行鼓励和支持，加快培养其成为枢纽节点。鼓励企业加快研发环节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与互联式创新促进创新网络中的连接，以便利知识流动与创造。对于大企业、国有企业，应激励其加快“智改数转”，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促进全产业链的创新协同。赋予高校知识创生与知识连接的重要使命，支持其进行深度的政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成为创新思想、技术、知识汇聚的平台。
第四，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创新，助推其成为互联式创新网络的新枢纽节点。更好地发挥现有枢纽节点的辐射带动作用，缩短知识在不同节点间流动的距离，为更多的其他创新主体提供知识和创新资源汇聚的平台。鼓励普通节点和创新枢纽节点连接以弥补自身知识和资源的不足，从汇聚的海量知识中进行知识搜寻与组合，以产生自身独特的创新成果。
安同良，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年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国家领军人才计划入选者（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201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2005）；《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长期致力于创新经济学、数字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以国际化的视野与方法追踪国际学术前沿。在国际SSCI杂志Industry and Innovation、《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杂志发表论文80多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3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23年获“第六届刘诗白经济学奖”，主持国家一流课程建设。构建了创新分级测度、“卡脖子”技术测度算法、互联式创新等理论。长期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咨询，成功地主持咨询项目:企业IPO、并购、薪酬制度、产业规划、公司发展战略等近30项。2019年被聘为南京市第六届经济社会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荣获“2024年中国十大最受尊敬商学院院长”。“热心公益事业，持续捐资助学，获“河北省捐资助学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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