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 王莞暖·早茶夜读

文摘   文化   2024-08-05 11:30   北京  

 

第1521夜





文 /王莞暖

婚介

1982年11月18日,《羊城晚报》头版报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婚介所。它主要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只给38岁以下的本地男女青年办理登记手续。
每位登记的青年都要填一张资料登记卡。有位男青年在“要求”一栏填写“要漂亮的”,于是被“红娘”找去谈话,对其进行了“要注重内在美”价值观教育。一位干部子弟填写“要门当户对”,婚介所批评他这是世俗糟粕观念,拒绝给他登记。

婚介所的“红娘”被青年们尊称为老师。或大概类似于如今的“情感导师”。

黄歌

198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正式发行,其重点针对彼时正在流行的港台流行歌曲。

书中有一些观点如下:

从音乐写作方面看,其主要特点有三个;其一是: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切分音连续不断地出现,又可造成软化的、不稳定的、动荡不安的效果。如果连续切分与特定的旋律进行(常是各种形式的下行),以及滑音、装饰音等因素结合,就会使音乐带有哀叹、伤感甚至诱惑性的特点。

为什么这样的手法,会产生如此效果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听到乐声响起后(特别是节奏性绞强的乐曲),自己身体的运动机制便不知不觉地改变,与音乐的律动协调起来。这些“流行歌曲”,由于大量采用闪过强拍的连续切分节奏,就使人体本来要与音乐正常节奏相协调的律动要求,总是落不到点上。它既不断地引着你去协调,又总让你抓不住,于是就感到受到官的“诱惑”而一诳一闪、动动荡荡,再加上软绵绵的曲调,娇腻腻的演唱,就产生了那样的效果。

本来那些“流行歌曲”中连续细碎的切分音,就已软化了旋律,形成诱惑性的特点。而歌星们在演唱时更着力强调这一方面,有时使人难以分辨是原谱用了切分音、闪过拍子起始或落音,还是演唱中作了延迟出现的处理。演唱中延迟出现,再结合细碎的装饰音,就大大地渲染了那种诱惑、勾引的情调。试将《何日君再来》的原谱与某港台歌星演唱处理加以对照(原谱):

这本书最令人惊喜的部分,是从“音乐性”(而不仅是歌词文本)方面出发,以详实的材料分析与比较为基础,试图教给大家辨别批判黄色歌曲的相关乐理知识——但这也可能会导致此书的阅读专业门槛变高。
不过,或许好多青年买来,也并不全是为了“批判”。

弃权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3张”的字样。李尚志意识到,这是一则“猛料”,他把有3张弃权票的情况写进了报道中。
大会一位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试图制止李尚志的行为。当着大会秘书长杨尚昆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5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的记者为什么反而不能报道自己国家的事情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3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3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将这3张弃权票报道出去,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

“记者的理由的确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说。他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了情况。胡耀邦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点头。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国际

1982年,电视记者马国力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我对电视观众进行了一次肤浅的调查,在五个单位的五十多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所指的电视新闻都是……国际新闻……在播放国内新闻时,人们经常看书、喝茶、聊天,而对后十五分钟的节目则都全神贯注了。这种现象是违反人们的一般的心理规律的……国内新闻为什么遭到观众的冷遇呢?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里面很少有我们想看的’。”

警惕

1982年,日本武术电视剧《姿三四郎》开始在电视上热映。相比较《加里森敢死队》等电视剧,因前者内容与中国文化较为贴近,且不涉及过多暴力内容,因而遭遇的批评较为温和。
但仍有人提出应当“正确欣赏”这部电视剧,要将其放在“日本社会上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西洋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之间剧烈斗争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并指出主人公姿三四郎的价值观和爱情观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不是一个精神境界,进一步告诫观众去思考“我们现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应该学习外国什么,不应该学习外国什么,应当警惕些什么”。

大寨

1982年底,曾顶了多年“农业学大寨”光环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北京,大寨标志人物,曾是国务院副总理而现已赋闲的陈永贵忧心忡忡:“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人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学大寨正式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可乐

1981年12月30日,《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文章指出,目前我国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会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
1982年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批示:“请君毅、若愚同志阅,还是发展自己的饮料为好。”姚依林在这份内参上圈阅后,写明:“同意万里同志意见。”
13日,多年主管经济、进出口贸易和市场供应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出重要批示:“耀邦、小平、紫阳、先念同志:我认为,可口可乐不能搞内销,只能向在华的外国人出售,其它内销的立刻停止。”胡耀邦、邓小平圈阅。
24日,也就是除夕,时任国务院总理批示:“请商业部按陈云同志指示办理。”
30日,商业部通电全国,立即停止内销可口可乐。

后来,外贸部门同志用“人民来信”的方式反映:“北京内销的可口可乐不仅没花国家一分外汇,而且通过旅游饭店,还为国家赚回大量外汇。”
“人民来信”递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贸部部长陈慕华手上。陈慕华利用到机场送时任国务院总理出访的机会,口头向万里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了“人民来信”上,退回有关部门。
从此,可口可乐才算真正重返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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