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的改革总目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生态文明方面的目标是，“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看“双碳”目标，要站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以美丽中国建设为统领，注重“双碳”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系统性和整体性。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决定》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
我们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一方面，大气污染物同二氧化碳具有高度的同根同源性，化石能源生产消费过程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大气污染物同样是主要源于工业生产中涉及化石能源燃烧的加热、冶炼、锻造和发电等工艺过程，并且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在时间空间上基本同步，降碳、减污具有协同的基础和可行性。
另一方面，降碳减污和扩绿增长曾经很难协同。降碳、减污是做减法，扩绿、增长是做加法，在技术不太成熟、成本较高，同时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降碳、减污就没有动力和压力，用行政手段降碳、减污，往往会限制产出增长，扩绿、增长就无法实现，“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以降碳为例，2010年以来，我国连续实施的最主要的两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是低碳省市试点和碳交易试点。自2010年起我国陆续选定了三批低碳省市试点，包括10个省或直辖市、68个地级市或地区、9个区县或县级市；2011年我国开始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目前有8个试点强制碳市场（含福建）在运行。
有关研究表明，低碳省市试点显著降低了碳排放总量，但部分省市有时会拉闸限电、限制产量，因为总量减排操作性更强，而强度减排涉及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这往往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基于市场机制的碳市场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并且激励低碳产业的产出增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因此，通过碳市场碳定价促进降碳减污和扩绿增长相协同，就很有必要也很重要。
基于上述分析，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路径，主要是“一增、一减、一机制”，即主要通过完善碳市场等碳定价机制，促进提升可再生能源占比和绿色低碳产业占比，减少化石能源使用或清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最终告别化石能源。
需要强调的是，转轨别离化石燃料是降碳减污的关键，目前我国新能源产业正迅猛发展，将加快推动化石燃料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水、风、光、地热等多能互补，以及“源网荷储”的一体化发展，已经能够基本保障区域清洁电力安全稳定供应。而扩绿不仅是扩大植树造林和碳汇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绿色低碳产业的增加值规模和比重，如此便能和增长协同。
《决定》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中，专门用一节来论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继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关键抓手。
2022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要“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其中包括“培育发展全国统一的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其重要任务之一。所以说，全国统一碳市场是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一方面，试点碳市场启动十几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运行经验可以借鉴，同时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使其具备了技术和财务可行性；另一方面，欧盟利用统一碳市场先发优势，逐步连接周边国家碳市场，同时单边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除了要避免碳泄漏，还试图在全球气候治理原则之外开辟新的碳规则、标准扩张之路，因此我国要加快碳市场建设步伐。
另外，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也能够尽快缓解国内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以及碳市场的区域、行业覆盖面不充分引起的碳泄漏问题。我国的8个试点碳市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广东、深圳、福建、上海、北京、天津，中部的湖北、西部的重庆在中西部地区都是相对发达的地区；同时，全国碳市场目前仅纳入火电行业。发达地区加快绿色低碳转型，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碳密集行业以及其他纳入试点碳市场的行业，事实上，这些年向中西部欠发达的能源大省转移了大量产能。
因此，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目标，一是推动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也就是加快实现行业扩围，丰富交易品种、主体、方式和机制，提升市场活跃度和交易量；二是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优化核查核算和配额分配方法、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方式来实现，例如，2023年开始实施的发电行业核算报告指南，通过压缩核算链条，核算公式由27个缩减为12个，大大减轻了企业核算负担和核查监管压力；三是要达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等目标。
也就是说，要通过市场化、金融化、国际化等阶段的发展，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碳市场。但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很多问题都会影响建设进度，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全球气候治理博弈、贸易战等黑天鹅事件，以及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和金融市场发展、碳定价体系和碳价形成机制的复杂性、数据质量管理难题等。2023年，欧盟碳市场配额不到15亿吨，交易量近100亿吨，换手率超600%，交易金额7600亿欧元，平均碳价85.32欧元/吨。全国碳市场的效率、活力和国际影响力与之差距较大，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仍需努力。
全国统一碳市场不仅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还包括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自愿碳市场），强制和自愿两个市场通过配额清缴抵消机制有机衔接。除了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可以用于配额清缴抵消外，强制碳市场能否允许国际自愿减排量（特别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新能源项目的自愿减排量）、碳普惠减排量用于抵消，以支持全球统一自愿碳市场建设、欠发达国家的气候友好型项目开发和碳普惠市场建设，值得探讨。
随着全国碳市场的行业扩围，地方试点碳市场有待在配额分配机制和市场稳定机制，以及多元化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创新和先行先试力度，继续发挥好全国碳市场发展的试验田作用。但地方碳市场规模终将逐渐萎缩，未来何去何从？除了降低控排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门槛，将更多的行业企业纳入碳市场，将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权纳入交易范围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地方碳交易中心在碳交易碳金融领域的专业能力，推动由金融监管部门赋予其“碳券商”牌照，服务全国碳市场，开展碳咨询、碳投行、碳交易业务，以及碳回购等融资业务。
《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一章中，首先论述“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那么，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因地制宜，如何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生产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推动相应的产业革命，会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和工艺革新，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每一轮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所释放的生产力都是新质生产力。
继蒸汽机、电力、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之后，人类社会正经历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促进了数字经济和生物经济的蓬勃发展，而数字经济和生物经济相关产业基本上都是绿色低碳的。特别是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挑战的情况下，碳市场等碳定价机制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技术的突破，形成了绿色低碳产业和零碳负碳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很重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要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然而也不能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如果“一哄而上”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很可能面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出现新产业没培育好、传统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所以，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统筹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未来产业培育的关系。传统产业除了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来提质降本增效外，还可以在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等产业链短板环节加强创新布局，用革命性技术来换道超车，或者向品牌、研发设计、市场渠道管理等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大力提升服务型制造水平。
欠发达地区主要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特别是在“双碳”目标下，具备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优势的地区，可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加快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同时，通过农林业碳汇交易加快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在科教人才和金融资源富集、产业基础较好的发达地区，则可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总之，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看“双碳”目标，就是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除此之外，在新一轮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中，要关注碳税、气候金融与碳市场的协同与组合应用，推动碳定价体系的完善；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过程中，要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引领、共建、扩展全球通行气候治理规则，赢得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
来源：环境科技
编辑：内蒙古碳中和产业协会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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