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运史 | 反对剥削压迫斗争的广泛开展

政务 2024-12-05 17:31 重庆

20世纪20年代

重庆工人在中共重庆地委和

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领导下

为反抗资本家剥削和军阀混战带来的苦难

开展了广泛的反剥削压迫斗争

看看下面的问题

你对这段历史了解有多少？

问

重庆工人运动反剥削压迫斗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答

重庆工人运动反剥削压迫斗争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军阀混战的严重危害，使工人们无以为生。

问

重庆工人斗争中涉及哪些行业和领域？

答

重庆工人斗争涉及的行业和领域包括熟毛业、丝织业、棉织业、帽鞋业、印刷业及邮电、交通等，还包括学校的校工、教员和商店店员等。

问

重庆工人斗争中有哪些政治和经济要求？

答

重庆工人斗争中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包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反对资本家滥招学徒和无故开除工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和作夜工、反对资本家阻挠和破坏工人建立工会、参加夜校学习和参加政治活动、反对资本家虐待、逮捕和屠杀工人。

问

重庆工人斗争中如何得到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援？

答

重庆工人斗争中得到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援，例如学生联合会、劳工互助社、平民学社等组织派代表到会讲演并指导运动方法及策略，各界组织“罢工后援会”对工人作实力之后援，妇女联合会为女工斗争提供后盾。

问

重庆工人斗争的胜利对工人运动和革命形势有何影响？

答

重庆工人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其他工人的斗争热情，增强了胜利信心，并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对重庆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群众运动的发展，显示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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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重庆工人运动的新高涨

一、反对剥削压迫斗争的广泛开展

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建立后，大力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有效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重庆工人的反剥削压迫斗争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各业工人为提高政治地位，保障人权，以及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从一九二六年初到一九二七年春，罢工斗争不断发生。

重庆工人运动反剥削压迫斗争空前高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迫和军阀混战的严重危害，使工人们无以为生。

二十年代是四川军阀频繁混战时期，北伐战争开始之前的一九二五年又是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和川黔联军"倒杨（森）"之战打得很激烈的一年，人民饱经兵灾战祸之苦。其后，四川各军虽绝大部分易帜，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本质并未改变。加以灾害不断发生，以致"百物腾贵"，广大人民难以为生。巴县竟出现了"易子而食者二十一家，自食其子女者十余家，饿死者约七万余人"的悲惨景象。重庆工人不但同样蒙受战祸之苦，还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工人们终日辛劳（如印刷工人"每天从早饭后开始工作，直到晚上三、四点钟，有时天将晓，工作始毕，合计时间在十六钟以上"，而工资收入却十分微薄，如渝北木工会所属的工人，"每日工钱八百，仅可买米一大合"，致使工人"生活痛苦，达于极点"。鞋业工人也是"一年做到底，一天做到黑的工钱，还不够自己充饥"。资本家迫害和虐待工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甚至竟有资本家私设油锅，残害学徒的惨剧出现：一九二七年春，京缎帮协康祥店主刘东旭自管门锁的库房不慎失去若干货物后，竟诬陷无辜的店员工人童格熙、牟文俊和朱国卿等，强迫他们"伸手在火焰逼人的油锅里拣钥匙"，吼称：那个不去就是盗贼。学徒们在刘等的威逼下，忍痛把手伸进油锅，无辜工人的手顿时"焦皮烂肉，断指缩筋"。刘东旭等还乘机迫使学徒，"用左手签押具结"，承认"是自己甘愿去捞油锅"，妄图逃脱罪责，真是惨无人道！协康祥的惨剧只不过是资本家残害工人的一个事例，其他工人遭受迫害的事件何止千百！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重庆工人在党组织的引导下，深刻地认识到，要改变现状，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因此，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在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鼓舞下，重庆工人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便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这段时期重庆工人的反对剥削压迫斗争，和前一段的斗争相比，有其显著的特点：

1．工人的动员面较前广泛。这主要表现在：

①斗争遍及熟毛业、丝织业、棉织业、帽鞋业、印刷业及邮电、交通等许多行业，学校的校工、教员和商店店员等也都开展过斗争；

②参加斗争的人数一般都比较多，甚至是全行业一致行动。工人们不仅发出了"要活全体活，要死全体死，不达目的，誓不终止"的罢工誓言，而且付诸实践，如一九二六年春木帮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同年十二月鞋业工人反对主帮滥招学徒的斗争以及印刷业工人的多次斗争等等都是全行业工人普遍参加的。

2．斗争的目的明确，牵涉面宽，有经济斗争，也有政治斗争，或者是二者结合。总起来看，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①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如一九二六年春大小木工的斗争、重庆猪毛帮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未成而举行的罢工斗争等）;

②反对资本家滥招学徒，无故开除工人（如一九二六年初熟毛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同年底鞋业工人的罢工斗争等）;

③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反对作夜工（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印刷工人要求不作夜工的斗争等）;

④反对资本家阻挠和破坏工人建立工会、参加夜校学习和参加政治活动（如一九二六年丝织工人反对谦吉祥丝厂老板阻止女工参加夜校学习以及参加反英罢工的斗争等）;

⑤反对资本家虐待、逮捕和屠杀工人（如店员工人反对协康祥老板"私设油锅"的斗争以及一九二七年印刷工人反对警察厅捣毁大同印刷局并逮捕工人的斗争等）。

此外，在这些活动中，往往还要和工贼的破坏行为作斗争，否则难以取胜。如一九二六年一月木帮工人的加薪运动开始后，工贼谭树章等进行破坏，强令工人"每人出涨价捐洋半元，方能涨价"，工人们便组织了"重庆全体大小木工反对木帮工贼大会"（后改为"渝北大小木工会"），一致进行反对，方使其"出涨价捐"的阴谋未能得逞。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工人们举行罢工后，主帮纷纷表示同意加价，而工贼却继续进行破坏，一面唆使暴徒凶殴工会派出的纠察队员，并和警厅勾结，逮捕工人和工人代表。工人们"加价未成"，不得不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并向地方官署请愿，以争取加薪斗争的胜利。

3．各业工人的斗争不但彼此呼应，互相支持，而且还得到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援。如一九二五年底开始并坚持数月之久的熟毛工人反对主帮滥招学徒的罢工斗争即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罢工工人集会时，川东学生联合会、四川劳工互助社、平民学社、鸿帮服装职工会、印刷工业协进会以及劳工互助社成都分社等都曾派代表到会"讲演，并指导运动方法及策略"。一九二六年春大小木工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罢工遭到镇压时，重庆各界立即组织了"罢工后援会"，对工人"作实力之后援"，木工的群众大会上也有"同情于工界之份子作最沉痛之讲演与指导"。协康祥老板设油锅，残害学徒的惨剧，更激起了公愤，店员工会及时召开会议，表示愤怒抗议，并发表宣言，揭露店主的罪行，宣称将"以全力誓死援助"该会的受害工人，同时"呈请总工会转咨卫戍司令部"严究行凶主犯，迫使卫戍司令部将刘东旭关押。至于女工的斗争则又有重庆各界妇女联合会作有力的后盾。对此，当年的工运文献中即曾有过明确的记载，如鞋帮工人的复工宣言中就恳切地指出："我们深深知道，这一次的胜利，并不是我们单独从奋斗中得来的，大多数还是靠着社会各界同情和援助"。启渝印刷公司工人罢工委员会的《复工宣言》和《为罢工胜利告工人书》中也明确指出其取得胜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公司工人的坚强团结，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外界的援助"，因而工人们"用最恳切的态度"向援助过他们的人们（尤其是印刷工人），"表示万分谢忱"。这些都是重庆工人团结战斗以及各界群众声援重庆工人斗争的真实写照。

4．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在重庆工人的反剥削压迫斗争中有深刻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下的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进行了改组，（左派）省党部建立后即在中共重庆地委的支持和推动下，积极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展。工人中的党团员纷纷参加国民党，工运骨干刘远翔、曾君杰等都成了（左派）省党部的工运干部，并担任了许多工会的顾问，对工人运动进行具体指导。工人中还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电政人员则"全体加入国民党",并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成立了区分部，积极为"实行革命"，"根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并谋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加以在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刘湘等军阀"易帜"，挂起了革命军的招牌，一些地方官府的头面人物也不得不摆出倾向革命的姿态。尽管他们的本质并未改变，但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面前也不能不稍有收敛，这就为工人斗争的开展，提供了某种有利的客观条件。事实上，当时的多次斗争都是在工人英勇斗争和各界的支援下，经过各方面的调处而结束的。鞋业工人反对主帮滥招学徒、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既有市总工会作强有力的后盾，市总商会也多次出面调解，曾经对鞋业工人进行武力弹压的警察厅后来也不得不"会同调处"。印刷工人反对捣毁公益晚报社和大同印刷局的斗争，则是由（左派）省党部直接出面调解，迫使派兵捣毁大同印刷公司和公益晚报社，逮捕报社职员和印刷工人的警察厅低头的。木帮工人要求加薪而向川黔督办公署和巴县知事公署请愿时，两署都对工人表示同情，"均主严办"工头、工贼，增加工资，并"准令维持九门两神会准工友要求加价，不得违异"。当然，这些斗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工人的团结斗争和各界人民的有力声援，但也不能否认上层工作的一定作用。

5．这段时期的许多斗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例如一九二六年春启渝印刷公司工人反对经理周函一的斗争和一九二七年春印刷工人的反迫害斗争都比较突出。

启渝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是因为公司经理残酷剥削工人，并开除工人彭少臣等而发动的。一九二六年春，公司新任经理周函一到职后，对工人的剥削"无所不用其极"。工人要求改善生活，他却把伙食办得很差，以致工人每餐"都吃不饱"；工人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但每天仍要做十二个小时以上，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他反而将工人的工资减少，（"原来是十二元一个月"的"他偏只给六元"）。四月一日，周函一更进而"将工资比较高点的工友彭少臣、高翰轩无故开除"，另招学徒。工人们为了声援被开除的工人，争取"原价作工"，并改善工人的生活，一致罢工。还组织了罢工委员会，以领导斗争的开展。工人们发出罢工宣言，历数周函一的罪行，同时提出如下要求：

1.已开除的彭少臣、高翰轩无条件的给予原有的工资继续作工；

2.工人的伙食要按照其他印刷局的规定，每餐三碗干莱、两碗汤，同时酌定牙祭日期；

3.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

4.工资每月应一律结清，不得无故拖延。

宣言中并表示："以上四项最低要求，如周函一不一一承认，我们全局的工人，情愿饿死，都不能复工"。

由于全体工人下定决心，"不怕饿饭"，"坚决要向前奋斗"，加上外界的支援，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周函一被迫同意以下主要条件：

1.工人进局作工，无论从何日起，工资按月计算，并以年底为解约期。特殊情况的处理，应经双方同意；

2.工人进局作工，在月之十五日前，得给一月工价第十五日以后，得给半月工价，不得以天天计算；

3.恢复原有假期，每月四天，不得扣除工资。如在假期内仍作工者，每日由局支洋二角，否则须将其薪洋给与代工者，但应月结；

4.被开除的工友须无条件的给予原有工资，继续作工；

5.现在的伙食要恢复从前原状；

6.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友；

7.工资每月应一律结清，不得无故拖延。

条件商定后，工人们随即复工。罢工委员会还发出《复工宣言》和《为罢工胜利告工人书》，除对上述条件表示"很满意"并向援助过他们的人们，"表示万分谢忱"外，还总结了这次斗争胜利的经验，明确指出"这回的胜利，真算是奋斗得来"的，一方面是由于"各工友的团结坚强"，一方面是"受外界"的援助，如果没有工人们的坚强团结和各界的支援，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结局，大大鼓舞了其他工人的斗争热情，增强了胜利信心，并提供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对重庆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七年春重庆印刷工人的反迫害斗争也很激烈，并取得了胜利。

这次斗争是因为重庆警察厅长李宇杭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派警兵捣毁公益晚报社和大同印刷局，逮捕工人和职员而引起的。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商埠督办署无故勒令解散的公益联合会职员参加军民联欢大会时被警厅派兵"横加侮辱"具公益晚报报道实情后，李"大为不满"在多次捉拿该会负责人不遂后，竟派兵包围公益会，抓走了该报主笔张师竹。公益会据实函请新闻社联合会主持公道，该会乃去函质问警厅，斗争日趋激烈。十二月二十四日鞋业工人罢工并遭到警厅武力弹压后，印刷工会各支部都起而声援。李宇杭更怀恨在心，乃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派警兵将公益晚报社和印刷该报及重庆《新新日报》的大同印刷局捣毁，并逮捕了工人数名和两报的职员各二人，迫使两报停刊。

事件发生后，大同印刷局工人（属印刷工业协会进会第六支部）十分愤慨，一面呈文工协会，请其主持公道，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宣言，揭露真象，要求当局撤办李宇杭，迅速释放无辜被捕的工友，赔偿其精神上、物质上的损失，并呼吁各界援助。印刷工业协进会一面召开大会，由六支部代表报告经过，宣读六支部的呈文，随即作出以大会公函质问警厅、赶办传单宣言等决议；一面发出宣言，指出身为"国民党党员之警察厅长李宇杭……胆敢在革命势力范围之内肆意行凶，无故逮捕我无产阶级中的神圣劳工印刷工人"，实属"违法已极"，并表示："我们所负的使命，是打倒反革命，李宇杭摧残民权，便属于我们打倒之列"。宣言还提出了如下几点要求：

1.彻办滥权违法横蛮屈理的李字杭；

2.要求革命军政府遵照法律中反民意的规定予李字杭以若干年之监禁；

3.革命军政府应遵照国民政府颁布的惩办反革命之通令严办李宇杭；

4.撤放本会被捕之会员；

5.严究捣毁工厂之警兵；

6.此次大同印刷局的一切损失应由李宇杭完全赔偿；

7.革命军政府应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宣言还表示："如果自称革命军而高树青天白日旗的将领们，不将此反革命李宇杭撤办……我们（便将）自动起来"，体现了工人们决心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

可是李宇杭却继续对工人进行武力弹压，十六、十七两天，分别在通远门、中营街、临江门、朝天门等处逮捕散发传单和演讲的工人汤云成、吴文彬、赵楚仁、曾不然等人。于是，印刷工业协进会于十七日再次召集所属八个支部的代表开紧急会议（新闻社联合会代表宋南轩等参加），商讨对策，并决定：

1.再次致函质问警厅捕人理由，促其明白答复；

2.推派代表项羽舟等慰问被捕工友；

3.各支部组织宣传队，进行扩大宣传；

4.呈请地方当局撤办李宇杭；

5.致函市总工会及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请求实力援助；

6.各印刷局一律拒印有关的反动宣传品。

印刷工人的反迫害斗争，既有新闻社联合会的紧密配合和支持，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有力声援。成都市工会也曾致电慰问被捕工友，"痛诋李宇杭"，认为这次事件实为其"假革命面目"的"昭然毕露"，并表示："此机会主义者，实为国民革命之蟊贼，凡我工界，誓当共弃"。《国民公报》也为此发表短评，认为"李宇杭立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竟敢任意"捕工人，毁机械"，"蹂躏舆论"，"蹂躏劳工"，实为"党义所不许"，要求地方当局"立筹善后办法，饬令李宇杭速放被捕工人及记者，赔偿印刷局工人及报社损失，并加李宇杭以相当之处分"，只有"如此，渝中舆论界、劳工界之愤气，方可有平息之一日"。

经过印刷工人的坚决斗争和各界群众的谴责，李宇杭感到众怒难犯，于是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出面调解后，被迫登报道歉，并同意释放被捕工人，给受伤工人治伤和派人慰问工人。被捕工人随即由警厅派队欢送回工会办事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工人们无不拍手称快。一月二十五日曾不然出狱时，印刷工会特通知各支部会员集合，整队前往欢迎。当曾不然由六位警兵"礼送"出狱时，到场的二百多工人"击掌如雷"，"随将红绫搭于曾不然身上，整队而出"。游行时，"雅乐声、爆竹声，喧达于途"。工人们还沿途高呼："打倒压迫工人阶级的反动派"，不因曾不然出狱而懈怠工作"、"继续曾不然的奋斗精神"等口号。工会还为此发表宣言，号召工人"死死的记着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尤其是要本我们的主旨，向压迫阶级进攻"。

印刷工人的反迫害斗争，显示了重庆工人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同时它也说明，"虽然反革命和工贼随时随地的破坏……工人阶级的联合战线"，虽然李宇杭指使警兵一再对工人进行逮捕，对报社、工厂进行捣毁，但却并未将工人压服。相反地，正是由于"有这种种的压力"，通过实际斗争，把工人们变成了"向非法的压迫阶级……冲锋陷阵的健将"。印刷工人的胜利斗争，也大大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促进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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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重庆工人运动史1919-1949》

制图 | 重庆市总工会宣传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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