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在古代开疆拓土的大规模军事征伐中，中原王朝想要维持领土完整，需要“征人”们背井离乡的经年戍守乃至举家迁徙的移民实边。那么，历史上曾为国实边屯垦的人们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秦砖汉瓦：早期边疆之民
众所周知，在一个区域拥有成规模的具有向心力的定居民众，是国家政权稳固领土主权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实边移民记载发生在一统六合的秦朝，秦在席卷六国之后从南北两个方向继续拓展疆域空间。
“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
“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秦朝首先在今河套平原黄河两岸设置县城，将罪人与戍守之人迁移于此。这里在秦汉时期还是具有丰富林木植被的富饶之所，有黄河提供灌溉资源，且土地肥沃，秦朝在此设置九原郡，并不断从各地增加移民至此，进而为蒙恬率领的秦朝军团提供物资与人力资源，为秦坚守北疆奠定基础。
而在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秦人则冒着“烟瘴毒虫之险”一路南下，先是派遣50万大军南伐百越（军队中包含从征民夫、军属与随军商贾），在遭遇挫败后，又于公元前214年开凿灵渠以通水运，并“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秦朝开辟水陆交通，遣曾经逃亡的人、“赘婿”与商贾等翻越五岭进入今天两广一带，并设置了三个郡，“以谪徙民，与越（当时南方的百越族群）杂处”，从而让内地居民在当地长期定居。
秦灭六国战争图。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秦在古代中国南北地区的实边屯垦之人达数十万之多，后世所谓秦人的“长城军团”与“岭南军团”之说正是基于这两次大规模移民。
浩浩荡荡的移民涌向边地，但身后的秦朝却在数年之后轰然倒塌。秦始皇病逝沙丘后，秦二世的暴政迅速激起山呼海啸般的起义浪潮，南北两地的实边之民迁徙到新地尚不过四五年，他们刚刚适应的新环境又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迁居河套之上的秦人因为处在战争前线而产生巨大的危机感。蒙恬被杀后不久，王离率领上郡的秦朝边军南下镇压叛乱，整个北部边疆处于内外隔绝的真空状态。据《史记·匈奴列传》载：
“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秦始皇为开拓边疆所实边之民在动乱之中尽数离去，余者则为匈奴所掳掠，四十四县之地只留下一片荒芜。
相较于北方在战乱中离散的边民，岭南之地的戍边秦民迎来了不一样的结局。秦军在岭南之战中基本控制了当地重要的城镇关隘，而迁徙到当地的戍边之人也集中居住在有安全保障的主要据点，又从中原获得了“女无夫者万五千人”作为人口补给，因而拥有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当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中原时，南海尉赵佗采取“急绝道聚兵自守”的方式负险据守，在隔绝了起义军的同时，也基本上截断了戍边之人的归路，因此秦王朝谪戍岭南的民众基本上尽数留在原地再未回到中原。
留在岭南的中原人与越人杂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越人的风俗，同时也让华夏文明在岭南播散开来。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元始二年（2），距离秦朝征伐岭南两百余年后，岭南四郡在籍人口达39万之多，可见秦代实边岭南的移民在当地已然繁衍生息。
秦朝灭亡后，代之兴盛的汉王朝延续了秦王朝的实边屯垦政策，将更多的戍边之人播撒在更为宽广的边疆之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向河套地区的再次移民和向河西之地的大规模开拓运动。
河套平原。来源/纪录片《航拍中国》
河套平原一带在汉初数十年间，几乎年年遭遇匈奴的入关掳掠，文帝年间，匈奴甚至一度进入萧关（今宁夏固原）逼近长安城，直接威胁朝廷安全。于是，重新移民被西汉朝廷纳入了日程，晁错曾敏锐指出，只有“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壕…...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方可形成耕戍一体的边防体系，真正防御匈奴侵扰。
到了武帝时代，车骑将军卫青在河南之战中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部，再次将河套平原收入囊中，重新实行移民实边之举，在河套平原附近设立五原郡、朔方郡与云中郡，修筑朔方城并大量移民戍边屯垦（首次“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四年（前119），关东遭遇连年水灾，“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及新秦中”，移民总数超过72万人，这些贫民在归家无望的背景下举家西行，成为巩固汉朝西北的强大力量。汉代的实边屯垦相较于秦代强制迁徙刑徒与奴婢而言增加了“募民实边”一项，不仅赐衣食农具，更免除徭役且加赏爵位，因而实现了更大的移民规模与更为稳固的移民效果。
上述移民除迁移至河套平原外，也有大量迁徙至霍去病“断匈奴一臂”而得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与敦煌），这一区域原本是匈奴休屠王与浑邪王的辖地，而汉朝廷为彻底解除匈奴右翼威胁并打通丝绸之路，在祁连山下大量移民屯垦，并开创了军卒屯田之制（西汉谓之“征”）。 元狩四年（前119），“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元鼎六年（前 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征和二年（前91）的“戾太子之乱”中，汉武帝命“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汉昭帝时，又“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根据《居延汉简》载，其中相当一部分戍卒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与当地移民无异，这表明汉朝通过“谪”“募”“征”三种方式为河西走廊输送了大量军民。
西汉时代的戍边屯垦声势浩大，迁居到西北边境的民众结局同样迥然不同。两汉之际，王莽之乱让匈奴再次南窥，云中、五原、朔方与西河等边郡繁衍的近百万人口一度全部南迁至关中与河东，尽管汉光武帝刘秀一度重新迁徙移民回归，人口数量已大不如前。至东汉中期，波及整个汉朝西北的“羌乱”爆发，汉朝廷在战斗中接连受挫，战争消耗让北方各郡移民疲于奔命，“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到东汉末年，曾有数十万移民安居乐业的河套平原诸郡尽数为南匈奴与羌胡所据。
与河套平原不同的是，河西凉州之地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两汉之际与东汉末年未遭受大规模战争影响，使得当地移民不断繁衍生息，文化水平不断提升，以《后汉书》为例，凉州士人在列传中16人，公卿11人，其中敦煌张焕、姑臧段颎与安定皇甫规便是赫赫有名的“凉州三明”，在东汉后期的政坛上颖脱而出，不仅文武双全，且忠义有节，为世人所称道。从汉武帝开始的河西移民在两百多年的迁徙过程中，来自关中与关东的大量移民不仅在河西走廊上站稳了脚跟，更在修读儒学经典的同时习得弓马娴熟。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李世民灭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设立西州，于西突厥浮图城置庭州，治金满县（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自此中原王朝正式在天山南北设立两大直辖州府（也是后期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的长期行政中心所在），全方位开展西域经略。与此同时，唐朝也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
安西与北庭都护府疆域图。来源/纪录片《中国新疆之历史印记》
《资治通鉴》载：
“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
唐朝的戍卒以府兵为征发单位，与汉代戍卒较为类似，卫士、防人服役期间的军粮由国家供给。募兵制兴起后，唐朝军人往往举家长期屯住边地，且待遇相对优厚，如《唐六典·尚书兵部》 载：
“开元二十三年敕……招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住边军者，每年加常例给赐，兼给永年优抚。其家口情愿同去者，听至军州，各给田地屋宅……兵士量险隘招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
西域在唐朝布局中始终是重心，其“东连陇右，北扼突厥，南控吐蕃，西和波斯（大食）”的战略属性让其必须保持稳固的镇守力量与精锐的机动力量，以应对周边势力的突发入侵或异变。
据《旧唐书》记载，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安西节度使常驻龟兹（今新疆库车），辖龟兹、焉耆、于阗与疏勒，共计天山南麓四镇（一度包含李白出生的碎叶镇），有戍兵2.4万。而北庭节度使则有戍兵2万人，辖天山军（今吐鲁番以东）、伊吾军（巴里坤湖北）等天山北麓之地。西域总兵力达4.4万的配置在历代中原王朝中可谓空前绝后，如此数量的兵力靠内地补给显然不够，唐朝在西域共设置56屯用以集中屯田，总面积近三千顷，其中不仅有军人及其家属劳作，也有各类流放罪人迁徙屯垦，尤其以龙朔（661-663）年以后为多，其中包含大量在高宗与武周时代的政治斗争失利者。大量军民的迁入保障了安西与北庭两大都护府的日常供给。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王朝为平叛不得不抽调安西与北庭两地的精锐回到内地，北庭与安西两地军力大减。吐蕃人攻占河西走廊后，切断了长安与安西、北庭两地的联系。远在西域的大唐军民与周围部落唇齿相依不断坚守。至建中二年（781），安西四镇留后郭昕与伊西节度使借道回鹘赴长安上奏，表达其坚守西域的决心，而唐德宗除了嘉奖任命提拔官职之外，无法给予西域军民任何实际的支持。八年之后（789），有唐朝僧人自天竺归来，在安西四镇分别拜见了当地镇守使，说明各地的汉军依旧凭借唐朝的屯戍体系维持着在西域的控制力。令人动容的是，西域军队在与唐廷失联的岁月中，依然遵循着大唐年号的顺延，在安西出土的文书中出现了大历十五年、十六年的记载，而唐代宗的年号大历实际上只有十四年，这群迷失在绝域的军民或许一辈子都望不见长安的繁华，甚至不知道皇帝与年号的更迭，却依旧坚守着他们内心对大唐的渴望。
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纸文书。该遗址距尉犁县城90公里，2019年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发掘，首月即出土800余件遗物，包括唐代文书、木牍600余件
贞元六年（790），北庭都护府陷落，吐蕃人集中兵力围攻安西四镇，安西都护府郭昕依托四镇节节抵抗，在与回鹘、吐蕃的纵横捭阖之中再战十八年，最终于元和三年（808）领满城白发兵尽数战死龟兹城中，据《唐会要》记载，安西卫戍唐军无一人返回中原，他们在东归之路断绝的情况下用生命谱写了大唐最后的荣光。
不过，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安西之地的唐人似乎并未完全消失于西域，如当时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就曾有大量唐朝军民生活居住，当地民众大量信仰佛教，当地著名的大云寺与龙兴寺皆是由汉族僧侣主持的寺院。吐蕃攻陷安西之后，部分安西唐民或归入佛门，以特殊的方式奉唐朝为正朔。在当地库木土拉的石窟中，留下了很多唐末年号的题记，西域唐民依旧在西域乱局中奉唐朝于始终。
公元17-18世纪，清朝通过与准噶尔长达百年的拉锯之战，终于彻底收复天山南北的西域之地，针对天山南北的复杂地理条件与民族构成，清廷在北疆设置军府管理下的伊犁将军府，又在新疆东部临近甘肃河西走廊的一带推行等同内地的行政区划，建立镇西府（今巴里坤）、哈密厅、辟展厅（吐鲁番厅）、迪化州（今乌鲁木齐）等一系列州县行政区域（统属镇迪道），实行乌鲁木齐都统与陕甘总督双重管辖模式。清朝廷利用这一模式在新疆战略要地设置“双保险”，即一方面强化等同内地治理的同时，以陕甘共管新疆，在新疆建立了牢固的战略基地与稳固的后方保障。
为了实现新疆治理的稳定，清朝廷从公元18世纪中期就开始有计划地在新疆设置八旗与绿营，并大规模屯田。按照乾隆年间《八旗通志》记载，仅第一波在伊犁城长期驻防的东北索伦兵与绿营就达2500人，其后又有包含凉州、西安等地的八旗兵、察哈尔热河等地的蒙古八旗以及东北的锡伯营在内近万兵卒陆续入驻宁远城、惠远与惠宁等城，总计常驻兵马达一万三千余人，这些兵卒前来驻防多“带户口”，因此实际为举家迁徙的长期戍守之人。同时，在新疆东部镇迪道（包含上述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与巴里坤等地）也有数千八旗绿营把守，新疆南部的库车则为绿营兵长期镇守，继而在天山南北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驻防体系。
《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与军事屯垦同步的是大量民屯的补充，清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中，发现明代以后的关西地区（甘肃嘉峪关以西至敦煌一带）“千里沃壤，鞠为茂草，无复田畴井里之遗”，而这一地区正是平准大军的主要通道和最近后方，为保障前线粮草需要，康熙帝决定先在毗邻新疆的关西地区进行移民屯垦。自康熙至雍正两朝，清廷先后从甘肃等地招募三千五余民户垦民近两万人进入关西，清廷沿途供给口粮，并在当地提供种子、耕牛与农具，协助其在当地立足。至嘉庆年间，关西地区官方迁徙与自来民户已达七万七千余人，开发良田数十万亩。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朝廷开始了以陕甘总督为主导的外省募民屯垦工作，先是从邻近甘肃省甘州、肃州与凉州等州县招募贫民携家眷入疆，并为其提供衣服、粮食、车辆、房屋（这对于当时普通民众而言无疑吸引力极大），随后陕西与四川两省同样开始资送移民奔赴新疆。除此之外，清朝廷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将流放之地由“宁古塔”改为“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并给予囚犯“减轻刑期”“携带家属刑满后编入民屯”的优待，此类迁徙民众人数近万人。
清朝同时动用民间商业力量屯垦新疆，鼓励内地商人认垦新疆荒地，“听其屯垦，给其执照永远营业”，充分发动商人招揽内地民众主动前往新疆屯垦，这一政策在灾荒之年会吸引大量内地贫民前来屯垦，也直接为清朝治理新疆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当时新疆汉族移民数量最多的区域当属巴里坤与乌鲁木齐两地，据考证，乾隆六十年（1795），两地移民人口已达17万（以汉族为主）人，而当时整个新疆移民人口已近40万之数，占当时新疆地区总人口半数以上。
左宗棠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左宗棠收复新疆》
然而，同治三年（1864）的阿古柏入侵让全疆陷入战乱，至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十余年之久的兵乱导致在当地屯垦为家的大批屯民死于战乱饥荒，移民垦田的成果大部丧失。
千载烽烟已过，当年为国万里戍边之人或为国捐躯、马革裹尸，或扎根边疆、繁衍生息，他们或许在史册上只是一笔带过，但他们挥洒在边疆的热血早已渗透了广袤无垠的大漠原野。他们用生命的史诗向我们诉说着关于华夏文明最朴素的道理：“正因有华夏先民前仆后继地奔赴，方有今日中华疆土辽阔的远方。”
参考文献：
1.张冠梓：《从多元到混一：中国古代实边的演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4年第1期
2.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资治通鉴
4.唐会要
5.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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