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惹恼了宋宁宗，原因很复杂。有外部煽风点火，但朱熹方面的原因也是重要因素。一方面，和道学家群体性格有关系；另一方面，和朱熹个人性格有关系。
道学家
朱熹是儒家的圣人，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无论喜欢不喜欢，朱熹都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学者、众望所归的为人师表。论人品，朱熹也是无可指责。但同时代人不喜欢朱熹的却很多。原因很简单。
首先，道学家的使命要正人心，必然要和人性的堕落作斗争。所以，道学家都有一定的道德压迫感。
其次，道学家竖立的标杆太高，连自己也不一定能达到。我们现在说“假道学”、“道貌岸然”，都是指这种明明达不到偏要装正经的人。这是道学家的常见毛病，虽然朱熹不是伪道学。
第三，道学家不近人情。道学家关心的是道德人心，不善体贴人情，而且不懂情趣。比如，道学家不喜欢别人多写诗。朱熹就曾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
道学家认为天下第一大事是改造人性，写诗分心而妨道。“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元佑时有无限事合理会，诸公却尽日唱和而以。今言诗不必作，且道恐分了为学工夫。然到极处，当自知作诗果无益”。写诗尚且如此，其他文艺娱乐更不受待见。
所以，有人说道学家“好执偏见，不通物情”。除了圈子里的人，一般人都受不了他们的一本正经。苏东坡这样活泼开朗的人就对道学家极不感冒。“程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续资治通鉴》卷八十）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种人格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过来，理学家，包括朱熹，也不喜欢苏东坡这样口无遮拦的嘻哈乐天派。可以想见，如果连苏东坡都受不了道学家，一般人更受不了，那就更别说皇帝了。
朱熹的性格
朱熹除了拥有道学家共同的道德压迫感以外，他的性格还异常刚劲竣急。这种咄咄逼人的性格不适合以圆滑为规则的官场，所以，朱熹在官场就没有顺心过。这是理学家的人生常碰到的问题。
曾国藩是另一个例子。曾国藩终生服膺理学，早年也是咄咄逼人，因此也不受同僚待见。他碰壁后才反思别人不配合不完全是别人的不是，他明白过来后皤然改悟，曾国藩后来在给弟弟信中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能深刻反醒，但朱熹不是曾国藩，朱熹对自己的人格问题没有反省得这么深刻。在朱熹和郑侨的后面交往中，我们能进一步体验到朱熹泰山压顶式的人际交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