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音乐，按下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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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喻礼
80后，湖北宜昌人，资深媒体人，电视台评论员，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星星》《国家广电智库》等刊，曾获第三届晓剑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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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代大幕开启，生产力的革新带来新的时代命题，一时众声鼎沸，有人焦虑，有人观望，有人不以为然，还有人惴惴不安。然而最难跨越的，其实还是因数字资源不均、媒介素养差异、知识获取差异凝结成的“信息茧房”，其横亘在AIGC和创作者之间，成为一道数字鸿沟。
AI音乐的面世和优化，如同一把正在挥动的科技之锤，打破了传统创作模式和人机交互创作模式的次元壁，用传播媒介铺就人机协作的共创美学之桥。就新诗而言，诗人们无论是否精通乐理，只需要点上几个选项，便可将自己的诗歌作品变成一首旋律动听的音乐，花费时间最快不到一分钟，这便是AI音乐平台Suno的神奇魔力。作为AIGC技术的又一力作，Suno一经问世，便成为诗人和诗歌创作者们的新宠，青年诗人曹僧、炎石等率先在音乐平台上制作原创新诗音乐专辑，并通过社交媒体裂变传播，让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关注AI音乐。近期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发起的“诗歌音乐计划”，让诗歌作品用AI音乐在新媒体平台上大放异彩，不失为一次诗歌主动拥抱AIGC的勇敢尝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AIGC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建内容创作的边界，重构内容产业的秩序和重塑内容传播的格局。AIGC技术堪称新质生产力的扛鼎之作，诗歌乃艺术创作的集大成者，两者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然而，生产力的创新将催生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构，意味着原有的创作模式被颠覆，原有的产业结构将升级，原有的核心驱动力将焕新。特别是在不远的将来，当基于大模型技术体系的智力革命浪潮奔涌而来，诗歌创作者该如何面对？做时代的弄潮儿，还是做江边的观潮人？
一
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腾讯论坛上发布的《2024大模型十大趋势》预测，智力将变成像电力一样的公共服务，成为推动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也就意味着，未来的社会将是全新的“超级生产者”的天下，他们熟练掌握与AI协作的方式，具备跨学科和跨领域融合的思维，拥有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发散能力。从创作层面上讲，AI归根到底是基于庞大的数据库而运作的，充其量算作“二次创作”。若要让AI和新诗迸溅出创造的火花，而并非仅仅停留在协作层面，还需要赋予冰冷的文字诗意和灵魂，从中感受到生命的脉动，以及想象力的涌动。
《2024大模型十大趋势》报告中提到，基于大模型生态，新一代AI正在成为人类的“机器外脑”，提供智力外挂。这恰好印证了博尔赫斯的猜想，“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图书馆就已存在”。而“大模型”便是未来图书馆的新形态，是一个复杂庞大的映射网络，会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撑，用户随时可以进入这座“图书馆”生成需要的内容。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黄铁军认为，未来十年，智力革命会广泛普及，就像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体力，电力革命解决的是能源流通的问题一样，智力革命将构建起一个全新的生态体系。
未来，人机交互生产内容将是常态。诗人们可以通过比Suno更加智能的超级电子大脑和智能系统生产内容、改编内容和传播内容。最初，AIGC将和人类创作者形成一种默契的互补共生关系，提升写作效率和质量，拓宽创作视野，激发创作灵感，激荡出新的可能性。其后，基于人工智能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AI则在与人类的交互中不断地学习和进化，觉醒出类似人类的自我创造力，把世界送入智能创作的新时代。
不可否认，数据库的无限扩容，无限多的素材和信息被AI抓取和吸收，必将形成一片全新的浩瀚海洋。在这片海洋中生活的鱼群也势必将主动进化，用自我革新顺应时代的脉搏。在当前这个充满活力与变革的智力革命时代，新诗的创作模式无疑将迎来重大的突破和转变，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创作手法的创新上，还表现在对传统媒介的打破与重构上。新媒介的不断涌现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质料和可能性，使得诗歌的传播方式得以进一步地改变和延伸，也让“新诗已死”的陈词滥调失去发酵的土壤。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模型的应用，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产业，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其他内容创作，都将被AIGC所重写，诗歌创作自然也不例外。AIGC带来了智能文化新质生产力，将文化内容生产从PGC（专业生产内容）模式、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跃至AIGC模式时代。这种变革不仅为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诗歌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和方式，将为新诗繁荣打造一个数字生产的新图景。
诗歌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向来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故步自封，而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的持续迭代升级，拥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古典诗歌从未黯然退场，汉语新诗也不全是诗意“空白”的跌宕，面对即将汹涌而来的智力革命，诗歌又将如何抵抗技术带来的“异化”风险，又将被如何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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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如《跨越鸿沟》一书中所提到的，从早期采用者市场过渡到早期大众市场，这是技术采用生命周期中最可怕、最无情的鸿沟阶段。
掌握AIGC内容生产能力，就掌握了新质生产力，掌握了打开数智时代的通行证，反之则成了“数字难民”。根据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数据，在智能浪潮中，全球仍有二十五亿人处于“离线”状态。从当下来看，AIGC走向真正的普惠化和大众化依然有很远的距离，诗人群体甚至是“离线”群体之中的小众群体。如何跨越当前这道“智能鸿沟”，让诗人像使用计算机一样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首先就要推开大模型之门，走进人与AI共存的虚拟世界。
笔者认为，与其担忧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萝卜快跑”，不如一起快跑，诗人们面对AIGC也是如此，要主动弥合“智能鸿沟”，迎接普惠发展，这需要一个理性祛魅的过程，也需要一个关键KEY。AI音乐的出现便是一把十分称手的钥匙，让诗人们爆发出超过AI写诗的热情和关注度，原来AI既不是外星来物，更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件称手的工具。
其一，拓展新诗的传播维度。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对媒介这一概念给出了一个独到且深刻的定义，他认为媒介是那些“用以保存和传输信息或数据的通信途径或工具”。AI音乐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强大的媒介黏合能力，为新诗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融合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形式，更包括了一些新兴的艺术形式，如多媒体艺术、互动艺术等。AI音乐的出现，使得新诗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变得更加自然和顺畅，也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诗人炎石发起的“新诗无限音乐合作社”推出了“新诗音乐计划”，已推出二十四位诗人的第一支新诗之歌，以及二十张新诗音乐专辑，并以短视频、音乐专辑、MV等形式在各大平台广为传播，成为新诗“破圈”的一股新生力量。
其二，丰富新诗的创作美感。AI音乐能够创造出多样化且复杂的韵律模式，这使得新诗创作者在创作时，能够借鉴这些新颖的韵律，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韵律规则，为诗歌赋予更灵动多变的节奏。AI音乐在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算法和逻辑有可能会对诗人的创作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导致他们的创作方式发生一定的改变。AI音乐在创作时，主要依赖于算法和逻辑运用，而人类音乐创作则更多地依赖于人的情感、经验和想象力。因此，当诗人在创作音乐时，有可能会受到AI音乐创作的影响，从而改变他们的创作思维方式。诗人夏超在迷上了AI音乐后，这样写道：“汉语新诗与音乐AI系统的相遇，让我听到了自己诗作里那些琐碎的、唠叨的、生硬的、紧巴的声音。”他从AI音乐的生成模式中获得启发，尝试以不同的逻辑和结构去构建诗歌的框架和内容，在创作上有了全新的突破。
其三，延伸新诗的艺术张力。AI音乐的出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以及诗歌在数字化时代的本质和价值：是坚守传统诗歌的纯粹性还是积极拥抱新技术，成为诗坛讨论的热点话题。新诗要想在艺术上真正达到自主和独立，从而构建出具有审美自洽性的成熟文本，无疑需要依赖丰富而独特的细节来作为坚实的话语支撑。诗人使用AI音乐工具带来的尝试，凸显出新型的人机协作生产关系，尤为显著地体现在诗人不再孤立地进行创作，而是与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携手合作，共同推进新诗作品的诞生。诗意，往往在物我之间撷取。江苏昆曲音乐家许晓明的AI融合作品《人民万岁》，首次采用AI智能音乐技术，将经典诗歌制作成了交响声乐套曲，发掘出新诗与AI专业化生产深度融合的可能性，也预示着新诗在文化生产力上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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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为数字革命的尖端成果，人工智能正引领着智力革命，深刻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行业模式和生态格局。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网络空间中的信息生命体，从弱人工智能逐步演进至强人工智能，乃至超人工智能，其战略价值正由理想照亮现实。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人工智能亦不例外。弗洛姆曾说：“过去人们面临的危险是变成奴隶，而将来的危险则是变成机器人。”若AIGC技术缺乏人文精神的渗透、规范和引导，将不可避免地给人类文明带来挑战和危机。
首先，要认识到AIGC不是万能的。在利用AIGC为诗歌创作赋能的过程中，要防止创作者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正如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的判断：“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无论AIGC技术如何发展，它始终是“人的延伸”。若诗人沦为“人工智能的延伸”，则可能导致内容乏味，进而消解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人”的情感表达很可能越来越稀少，陷入缺乏原创性创新和主体性创作的“数字崇拜”中。目前，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新诗被改编成AI音乐作品，然而真正出圈或产生市场化效应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大多数沉入电子荒原，被媒体称之为电子垃圾。由于新诗语言的陌生化，特别是很多新诗刻意追求语言的艰涩、层次的冗杂，通过AI音乐平台的编辑和加持，在作品呈现上形成了巨大的割裂感，很难被大众所传播。
其次，还要认识到没有AIGC是万万不能的。AI音乐打开了新诗走进智能创作时代的大门，至少破除了“技术恐慌”，让诗人们主动拥抱AIGC。未来，诗人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地将AIGC融入创作中，通过接纳和尝试新的技术，形成对AIGC的正确理解，并参与到其健康发展的路径之中；要主动探索AIGC在新诗创作中的更多潜在应用，将其融入创作的各个环节中，推动创作实现多维度的创新，更好地接纳、理解和应用新技术，实现人与AIGC的有机协同；要主动消弭数字鸿沟，这不仅仅是诗人的责任，更是期刊、新媒体和媒介的责任，只有全社会都主动迎合人工智能“新风口”，才能享受其带来的红利，从而提高创作效率，拓宽创作边界，为新诗乃至文化艺术创作带来无限可能。
最后，要认识到AIGC是有万种可能的。AIGC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其所带来的科技伦理问题和价值观对齐问题已经成为产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重点。在AI音乐领域，版权归属问题成为被讨论的关键。比如，通过AI音乐“二创”后的音乐作品，其文字版权归属为平台还是个人，甚至还有一种争论，AI生成的作品是否成为作品。同时，在智能创作时代，人类将创造海量的文艺内容，远超个体所需。因此，当AIGC为新诗提供新助力时，不应仅仅将其视为降本增效的工具，而应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必须坚持人的主体性并准确把握其核心价值，才能引领其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催生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作为新质生产力，AIGC极大地拓展了文艺领域的新疆界，使得各艺术门类间“无缝衔接。对于诗人而言，面对智力革命，还需要拥有数据思维、技术思维、数据伦理观及中国式理论建构能力，用多元视角和理性精神将新诗带到一条多元融合跨越式发展的新赛道中去。
浩瀚历史长河之中，唯诗歌隽永；物我之间，唯诗意永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进程中，新时代诗人理应担当起主动拥抱新质生产力的重任，在智力革命时代创作出更具感染力和传播力的作品，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新兴文艺的活力与力量。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2024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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