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七岁那年冬天，仰着头转着圈数着我家房梁上垂挂着的油光可鉴的咸鸭子，正好七只，我兴奋地想，我七岁鸭子七只，明年我八岁鸭子可就会是八只呢？文革时期，大集体生产队，农户只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点蔬菜，生产队分的粮食通常是紧巴巴的不够吃，哪有余粮喂鸭呢？生产队吹哨上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谁有功夫饲养呢？在那些艰辛的岁月里，每每我家的饭桌上尚有盆咸鸭子可以下饭，美美的吃得我油嘴放光心满意足，这又不得不归功于我二叔了。
二叔高小毕业，算是知识分子了，只是二叔轻易放弃了当会计和当兵的机会。不过有个期待倒不是他个人放弃的，而是被忽悠了：六十年代初，每个乡都抽调几个知识青年去巢县城学习水利，县水利局承诺，你们回到各个乡镇，把你们乡所属的塘坝水库，按照学习的要求统一绘图测量把数据报上来，以后就是水利局的工作人员了。戴上水利局发的胸牌经过艰苦测量计算，数据终于报上去了，可一等再等也不见水利局招工录用，倒是等来了史无前例的“十年特殊时期”。
“十年”是个特殊年代，“有成份不唯成份论”也没有人坚持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要被歧视甚至批斗的，我们家是富农成份，可是苦了我的几个叔叔了。哪家的姑娘也不愿意嫁给五类人员的家庭，况且他们家四个兄弟只有四间草屋。我二叔在示范队的时候倒是有一个的要好姑娘，只是人家碍于我家的富农成份也就退避三舍，也有的长相不是很好的姑娘，我二叔这个文艺青年还就是看不上，一来二去，年龄也大了，到了我三叔该成亲的年龄了。我三叔娶我三婶也是在我爸妈的强压之下成婚的，因为我三叔对我三婶的相貌也不满意。兄弟都结婚了，按风俗我二叔真成了大龄青年，只有当光棍的份了。二叔壮实力气大，能挑动200斤的担子，一肩不歇从苏湾到家，犁耙水车各项农活也做得好，所以当之无愧地占10分工（我上初中的时候也是公社小社员在生产队干活，寒暑假星期天挣工分，占三分工），二叔是生产队里的好劳力。
有个突发的事件可能促成我二叔成为持竿放鸭人的契机。我们队里的共产党员老队长，我们通常尊称为“老代表”，住我家隔壁。有年暑假他家养了一只老鸭，每天要晚上从黄塘往家里赶，那天他女儿就是拢不上岸，老代表亲自下塘去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竟然沉入了黄塘垴，被淹死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村子两个生产队都成立了养鸭队，我二叔和我的一个房份堂叔被选为我们石狮一队的养鸭人，还有一位房份的堂叔被选为石狮二队的养鸭人。他们都是没有娶到老婆的单身“贵族”，无一列外的成份高。
最初我们一队的鸭棚搭在远离村庄称作“锅背子”的水渠边，我去过一两次，每次都要跨越水流轰鸣的塘缺口，着实让人胆战心惊。后来的鸭棚搭在我们称之为“抢坝”的三塘环绕只有一条路通的高滩上，碧水环绕，绿草如茵，群树林立，下临深潭，杂树丛生，充满了神秘，西南边隔着水潭的大土庙是解放前是村子里的土地庙，“十年”开始，土地庙被拆，这里也就是一座小土山了，每每经过我都甚为恐惧，怕里面真有鬼神呢！
不过二叔的鸭棚的确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几百只的小鸭子刚从孵坊里捉来，毛绒绒的呦呦呦的鸣声悦耳动听。二叔和堂叔其三爷就得考虑不能让这些小家伙们冻着，如果受了凉就会成批的死去，如果受了热，就会就会发育不良，僵头怪脑，长不大。二叔和其三爷分工，或是白天捞蛆或是晚上捉青蛙给这些小鸭子补充营养，我经常在鸭棚里过夜，跟鸭子们睡在一起，夜里也常常被扰醒，闻到扑鼻的香味听到欢快的鸭鸣，那是用小麦煮上蛙肉给鸭子们打牙祭派夜宵了。二队的鸭司令是我的堂叔璜二爷，两兄弟经常在鸭棚交流切磋，也不时地摆上棋盘杀上几局，印象中二叔跟璜二爷不相上下互有输赢。当然也有我感觉窘迫和无奈的时候，就是每当我二叔要去苏湾挑猪糠的时候，就让我去跟其三爷放鸭，每当我拖着提不动的放鸭竿控住不住那些狂奔鸭子的时候，其三爷就骂我：捶棒挖只眼也能做事呀！其实未必是骂我，是责备我二叔呢。
二叔教我的养鸭经现在我还还记得：鸭子是在秧苗正长的时候“钻青”吃稻田里的虫子；在稻子黄熟收割后去吃遗留的稻子；如果没有稻田的话，就要去塘沟渠里放鸭让鸭子凫入水中摸螺蛳了；到了起花生的时候一般让鸭子空腹几天不喂，就是逼着它们吞食遗留在泥里的花生，如果鸭子能吃花生的话，那年的鸭子一定有“花生膘”，一个个甩着个大屁股摇摇晃晃，队长也就笑脸相迎，社员们嘻嘻哈哈的跟着二叔说笑，又让我们过了个好年了。
每年生产队分鸭子的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虽然鸭子全部都腌制，但鸭血鸭杂是可以吃的。这个时节家家起伙户户炊烟要吃杀鸭饭的。这个时候也是二叔最伤感的时候，因为那些朝夕相伴喧哗于共的鸭公鸭婆们，一个半天的时间里全部归于沉寂。
那些年的从夏初到初冬，鸭棚的深黑吞噬着一个壮年男人如歌的岁月，也成就了我一段段难忘的记忆。（202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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