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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 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
一边是愈演愈烈的“教育军备竞赛”，某红书上有家长表示，国庆假期到处都是人，不如在家默默鸡娃，实现弯道超车。还有人表示每年集中鸡娃的时间就三个：暑假、国庆和寒假（春节），假期之外，多少上海中小学生每天作业做到晚上11点12点。
孩子难，父母累，学校教师也是压力山大。
但另一边却是毕业生找工作受阻，名校生、海归等光环黯然失色。从985硕士送外卖，到斯坦福博士入职安徽乡镇公务员…学霸们“高开低走”的人生，让一部分家庭开始反思：十几年的鸡娃教育，到头来会不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一位国际教育从业者日前如此感慨。确实，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恐怕没有哪个家长不焦虑的。
计算机、大数据前年还是留美学生最喜欢的专业前三，现在马上变成回来都找不到工作，预言不仅正变成现实，而且远比料想的更快。
在这不确定性更强的时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教育内卷的拐点会到来吗？
害怕孩子成为输家
“教育军备竞赛”里每个人都苦不堪言…
稍微留心一下周围就会发现，国内的教育体制已经让所有人都苦不堪言。
“教育军备竞赛”多年来愈演愈烈，每个家庭都意识到教育是决定孩子命运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途径，因而不惜再三加大投入金钱和时间精力，学生、家长、教师都捆绑在上面，无法摆脱。
现如今，上学比上班还苦，才几岁的孩子，每天从早到晚地埋头于题海之中，做作业到晚上11点也不是什么新闻。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被孩子笨哭的妈妈”，所谓“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之前就有一位985博士毕业的妈妈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心态崩溃大哭：“我不想当他妈妈！”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导丁延庆曾吐槽“我教孩子逆天改命，她却教我学会认命”。
重庆大学教授张小强也说“虽然指导的研究生已超过70名，依然对初中生女儿的教育束手无策”。
一位当教师的朋友曾跟我感叹，他这些年见了太多焦虑的家长。
有一位母亲四处找人帮她儿子学习各种新技能，实际上她孩子已经相当优秀，但仍无法满足母亲不断上涨的心理预期，更难以摆脱她那想要控制一切的压迫感。
另一些家长明明已经足够有钱，完全可以直接让孩子移民，但为了面子，望子成龙的他们还是把那些本该去职高的孩子塞进民办高中，结果是每个班都有精神失常的孩子。
家长和学生的疲惫、焦虑，其实早已不是新闻，但近来是连教师也开始感到疲惫不堪：
这使一些原本有理想的教师产生幻灭，因为他们发现并不能真正去实践自己心目中的教育，只是整日忙忙碌碌，却说不清这么做意义何在。
如果有一件事让所有人都疲惫不堪，那肯定有什么问题，人们并不是喜欢这样，只不过身在其中者未必清楚那是什么问题，又找不到别的出路，就只能这样熬下去。
现在当家长的70后、80后，当初之所以还能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其实关键是机会的可获得性——直白地说就是，社会上有没有空位置。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空缺大把，特别是在那些有开创性突破的领域，还不断涌现出大量新位子。
然而现在，位子已经被占得七七八八了，在位的人哪会轻易让出来？
要挤掉已经在位子上的旧人，要比自己去坐一个原本就是空着的位子难多了，即使坑里的萝卜不咋样，关键人家已经先蹲坑里了。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倒是使得每年涌入就业市场的人才倍增，在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动之下，就只能卷了。
现在真正的问题是：
全社会的出路还是相当单一，在这样封闭的结构之下就产生了一种围城的气氛，所有人都在争抢有限的资源，但那与其说为了“活得更好”，不如说是为了“能活下去”，所谓“光是为了活着，就已拼尽全力”。
内卷说到底还是因为资源、边界无法再拓展了，蛋糕的大小已经是固定的了，于是要么拼命挤掉同侪，要么就吁求更公正的分配。
孩子其实尚未感知到这种社会压力，绝大部分情况之下，是家长将自己的焦虑传递给了孩子，而这种焦虑说到底就是：
实际上，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年多来，时代变动正在加速发生，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即便隐隐约约感到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那似乎又超出了自己所能掌控的范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地被动应对，要说能有前瞻性地提前几年布局，对普通人来说那确实不免太难了。
然而，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当下都不得不想一想：当“内卷”不能带来预期的回报时，教育应当如何回应？
学历贬值，内卷“边际效应递减”
家长要为孩子早做准备
当下的困境当然由来已久，如果说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是因为近年来状况的变化，使越来越多的人隐约意识到时代正在发生变动：
少子老龄化将带来一个不同的社会形态；
AI等新技术浪潮将改变工作的需求和内容；
与此同时，“卷”也越来越不能带来原先预期中的成功，反倒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无法承受压力而出现了心理问题。
这也罢了，现在更棘手的是，就算在学业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仍不足以保证孩子就一定能像父辈那样成功。
今年年初青岛一位外卖骑手在争执中不幸被小区保安刺死，令人诧异且心酸的是，这位骑手竟然是澳洲留学归来的，谁能想到他的人生竟会如此高开低走？这样的个案虽属极端，但在当下的现实中却完全可能。
这两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在这里：
不过，即便是这样看似消极的应对，前提也得是家里条件还能提供基本保障，这适合于那些在大城市里有房的人家。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在大城市买不起，回老家的小地方又不甘心，手头的积蓄也经不起消耗，真的没别的路子或方向，即便心底里不喜欢，也还是得咬牙坚持下去。
旧模式难以为继，新模式则看不清楚，这就是当下的现实。
不过，虽然社会演变并不总是遵循同样的路径，但发达国家或许比我们早经历了这样的转型：从1980年代起，欧美日就逐渐向后现代社会转型，其主要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过激发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刺激社会经济和文化继续向前发展。
至少目前来看，别无它途。
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资本和劳动的不断投入，这说到底都是依靠资源，区别只是资金还是人力。
然而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这一观点就遭到了挑战，因为在一种环境下有价值的、稀缺的且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可能在另一种环境下会变得廉价、丰富且易于模仿。
其结果，哪怕是资源充足的组织，如果没有创新独特之处，在新环境下仍会变得难以维持其竞争优势。
不难看出，这个道理用在人身上也一样：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在其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着重指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是专业化人力资源所具备的知识积累和新知识的增长。
由于新知识的增长不会出现边际递减，因此专业人力资源所具备的知识，是推动一个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动力之一。
国内教育体制下的那种“卷”，说到底其实是工业时代乃至农业文明的产物，它注重的不是向前突破的创新，而是在既定模式之下不断密集投入，但结果就是出现边际效益递减：
在大工业生产时，这样的模式发挥到极致是无敌的。
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人们一个个面无表情也不交谈地工作，只专注于手头的活。中国工厂搬到美国后就发现，怎么都达不到中国的生产效率，当地工人也无法像国内工人一样可以加班，服从军事化管理，排成一排，点名喊报告。
因为这样的驯服是从小开始培养的：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就被要求书一定要立着摆，手臂要交叠放在桌上，如果把手放到桌肚里，就是小动作。
每一个看似毫无意义的规训，都旨在训练一支温顺合格的羊群。这确实能适应大工业生产，但如果比的不是这样呢？
当边际效益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内卷就会维持不下去了，因为事倍功半的投入产出注定低效，很难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在让所有人痛苦不堪的内卷，在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当创新获得更高回报时，就会奖励那些能率先抓住这些变动的人，逐步推动社会发生变化。
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素质教育”远不止是减负，关键是培养的人才能否顺应新的社会变动，并有一套健全的机制奖励这些新型人才，确保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回报。
虽然转型期可能漫长艰难，但从现代历史上看，这样的转型必定会发生，与其浪费时间精力去卷，不如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培养特定的技能和创新思维，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与授权
本文作者维舟，作家、书评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两个孩子正在读小学。长期为《南方都市报》、《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撰写书评，并为《GQ智族》、澎湃新闻等撰写专栏。已出版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长篇小说《无岸之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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