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东北亚，以经纬度划分，大致指东经114°以东直至亚美分界线，北纬38°以北的亚洲地域。是一个背靠内陆欧亚，面临西太平洋，由亚洲大陆板块的东北部及日本列岛和邻近的海岛、海域组建起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
然而，广义上，或说地缘政治意义上所经常采用的东北亚概念，却是“东亚”与“北亚”之和。其不仅与东南亚概念相对应，还要加上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军实际控制的冲绳群岛等边缘地带。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东北亚背靠欧亚大陆，处于“草原之路”的最东端。大兴安岭南麓的游牧部落可以一路向西途经准噶尔、咸海、里海，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穿过黑海草原，直达多瑙河畔，其间没有任何险阻屏障。
北方的乌苏里江谷地和黑龙江下游地区，除了湿寒的恶劣气候，更陷于小兴安岭、外兴安岭、锡霍特山脉的三面环抱，环境闭塞，单位面积能供养的人口数非常有限。因此每当气候发生严重变迁，或形成一定的人口压力后，这里的民族都会向外迁徙，另觅生存空间。
东部峰峦叠嶂，众多河流、湖泊纵横分隔。锡霍特山脉和盖马高原的东面面向日本海，陡峭而险峻，与蜿蜒而下的库页岛-日本列岛隔鞑靼海峡、鲸海（日本海）、朝鲜海峡相望。兴凯湖平原面积不大，但覆盖着约400米的湖成层和青年河成层。
而在季风吹拂下的区域则地势平坦开阔，大部分是草原，间有丘陵盆地、内陆湖沼和沙漠。黑龙江上游的重要支流：鄂嫩河、克鲁伦河-额尔古纳河滋养了大片的疏林草原和草甸草原，茂密丰美，是天然的优良草场。
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交汇的西辽河地区是从草原进入东北平原的最便捷通道，在经济上农牧皆宜，因而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势力交汇之所，这里也是东北亚民族迁入迁出最频繁、形势最复杂的区域。
与此同时，海洋亦是东北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古先民完全可以从山东渡过渤海，接下来沿着黄海北岸到达三韩之地，最后借左旋环流漂航到日本北部的出云地区。东北亚各民族涉足海洋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
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东北亚地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大规模民族融合后，形成北肃慎、南华夏、东濊貊、西东胡，相对稳定的民族分布格局。事实上，在俄罗斯人没有拓殖西伯利亚之前，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和地缘政治变迁一直是这四大族系你方唱罢我登场。
今天东北亚六个主权国家，五个都是这四大族系的后裔。中国是华夏族系的现代演绎；蒙古和东胡的联系千丝万缕；朝鲜和韩国是濊貊与朝鲜半岛三韩部落的融合；至于日本，则是这四大族系的向东瀛列岛的移民。
东北亚的地形地貌类型丰富，纬度跨越大，气候从南到北分属温带、寒温带，从东至西又从湿润区逐渐过渡到干旱区。因此，自人类步入文明之初，东北亚就具有多种经济类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文明区域：农耕、游牧、渔猎、海洋等等。
可是，虽然我们习惯用分区的方式来讲述历史，但历史不会因我们的定义而被割裂。我们粗略勾画出的经济地理分区，绝不意味对经济类型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在东北亚的各地始终存在着“兼营”的现象，高句丽王国便是其中典型。
辽东公孙氏汉人政权的兴亡
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在攻灭卫氏朝鲜后，为加强对帝国东北边境的控制，增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统称朝鲜四郡，属幽州管辖。其中，乐浪以箕子朝鲜故地为主，真番是卫氏朝鲜向南扩张的土地，玄菟统辖高句丽与沃沮，濊人则主要隶属于临屯。
随着扶余人南下立国、高句丽族的形成，辽东地区的民族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地的行政建制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昭帝基于民族分布情况进行郡县调整，把所有濊人都划入乐浪，在此以北的高句丽则划归玄菟。
东汉安帝时，原属辽东郡的高显、侯城、辽阳改属玄菟郡。此后，玄菟郡治所进一步内徙。东汉在东北亚的统治比之有明显内缩的趋势，王朝在朝鲜半岛北部直接控制的地区越来越少，只是在管理体制上得到延续。
东汉末年，诸侯逐鹿中原，时任辽东太守公孙康趁机以辽东半岛为中心割据自立。经过十几年的励精图治和对外扩张，公孙氏成功击败乌桓、高句丽，收服扶余、三韩，整个东北亚地区再也没有能够与之抗衡的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海平面较高，连接今天华北和东北平原的滨海道尚不存在。而辽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并未完全形成，该地区有着大面积车船难行的滩涂和沼泽，即所谓“辽泽”。因此，公孙政权的霸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洋来完成的，带方郡的设置便是一大证明。
带方郡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正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由公孙氏控制的乐浪郡和半岛南部三韩势力及东部秽人聚居地之间，隔海与山东半岛遥遥相望。当时由于航海技术和季风洋流的限制，海东诸国前往中国主要就是在胶东半岛登陆，而非直接前往东南沿海。
所以，带方郡就成了半岛南部的三韩各国、东部的秽人部落，及在位于日本九州北部的倭国（主要是指邪马台女王国）与中原地区遣使通商的中转站。公孙氏把带方郡从乐浪郡中独立出来，就是要强化带方郡在外交和贸易上的作用。
到公孙渊掌权时期，辽东公孙氏政权几乎垄断了中原与东北亚其它势力之间的全部联系。高句丽、扶余、沃沮、三韩和邪马台等国都要向其称臣纳贡，公孙政权不但是魏蜀吴三国之外的第四大势力，还成为了东北亚地区的宗主国。
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皆三面临海，突出于黄渤海之间，具有深受海洋影响的地缘特质。早在新石器时期，远古先民就已经渡海往返于三个半岛之间。到东汉三国时期，辽海航线已然成熟。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孙政权数次“越海收东莱郡沿海诸县，遣亲信置营州刺史治之。”在袁谭败亡于曹操之前，青州大部一直为公孙度（204年薨）、公孙康父子所控制。辽东公孙氏政权完全有能力凭借海洋优势，染指胶东半岛。
234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亡，魏国在西线战场上的压力大大缓解，有余力讨伐辽东，肃清公孙氏这个肘腋之患，夺取海东诸国的宗主权。237年，双方在辽隧（今辽宁海城西）展开激战，魏将毌丘俭战败。
这次胜利导致公孙渊盲目乐观，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定都襄平，并设置百官。同时遣使持符节，授予高句丽印绶，给扶余、沃沮、濊和三韩首领加封爵位，并引诱鲜卑人去侵扰北方。
这一分庭抗礼之举既是公孙渊野心的大爆发，也给了魏国彻底解决辽东问题的机会。魏明帝当机立断，决定派太尉司马懿率大军远征辽东，同时派遣使者联络与公孙氏有仇的鲜卑人和高句丽，命令他们配合作战。
不比之前的毌丘俭，司马懿先是声东击西，偷渡辽泽；随后直取襄平，围城打援，歼灭燕军主力；继而利用辽东特有的雨季，围困公孙渊。一个月的时间不到，襄平城破。公孙渊率数百骑兵突围，被魏军追杀于太子河畔，共存在约半个世纪（189-238）的公孙政权败亡。
公孙氏的覆灭，从表面上看，是维护了魏国主权的统一，可它却打破了三国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势力平衡，种下百年动乱的祸根。因为魏国在收回辽东和朝鲜半岛主权过程中，严重破坏掉当地的民生经济，汉人流失严重。
相比于公孙氏政权，魏国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反而减弱。而且，由于高句丽在平乱之战中有功，魏国不得不承认其占领玄菟郡故地的既成事实。这就让辽东本土和地处朝鲜半岛的乐浪、玄菟二郡只剩下鸭绿江口附近的狭小地域相连，随时有可能失去对二郡的联系。
高句丽和慕容鲜卑由此取代公孙氏（华夏），成为竞逐东北亚霸权的生力军。从此开始，西汉以来中国在东北亚的疆域大部分落入濊貊、东胡以及更北的肃慎族系的掌控之中，直到千年后的明军北伐才得以复归。
濊貊族系与高句丽国家的形成
公元前2世纪左右，秽系部落与貊系部落在松嫩平原基本完成民族融合。其时，刚刚统一天下的秦帝国旋即陷入分裂。之后再次一统天下的汉帝国，又要到公元2世纪末才开始经略东北亚。
借着这一真空期，濊貊人在从中原逃亡者那里吸收中原文化后，建立了第一个土著政权“扶余国”。扶余人崇尚白色，其服饰特征为：白布大袂，袍、裤，履革踏。出国则着缯、绣、锦、罽，大人加狐狸、狖白、黑貂之裘，以金银饰帽。
公元前37年，一支南下的扶余人在燕长城与鸭绿江之间，以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为都建立高句丽政权。高句丽从建立之初就开始不断兼并同为濊貊族系的周边小国和部落，压迫、驱逐更北面的肃慎人。
公元前32年，高句丽发兵征服长白山东南一带，以武力攻灭北沃沮（今图们江流域）。公元21年击败宿敌夫余，5年后又向南吞并了盖马与句茶，进攻汉帝国的乐浪郡辖区，将势力扩展到鸭绿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公元44年，高句丽与汉光武帝划萨水（今清川江）为界；公元55年，高句丽太祖大王高宫攻灭东沃沮，将国土范围扩展至日本海沿岸。公元2世纪，扶余、沃沮与秽貊等其他濊貊族系的分支，均相继融入高句丽王国之中。
古朝鲜地之土著居民良夷，与从中原迁入东北的殷遗民融合形成“朝鲜蛮夷”，后来亦成为高句丽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高句丽是一个以濊貊族系为主体，兼有少数汉人、肃慎人建立起来的多族系国家。
彻底完成对长白山地区和濊貊族系统一的高句丽开始调转方向，朝着人口密集、土地肥沃的辽东地区扩张，开始了作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存在的历史。在中原地区陷入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乱世时，高句丽已经是一个建国四五百年，疆域横跨长白山和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东到鲸海的强大国家。
高句丽的东北面，是居住在松花江流域靺鞨和居住在嫩江、黑龙江上游的室韦；西北面，是居住在鲜卑故土上的契丹、奚等游牧部落；再往西则是启民可汗控制下的东突厥政权；而在朝鲜半岛南部，百济、新罗、伽耶、任那等众多小国你争我夺，缠斗不休。
公元412年，高句丽利用北魏与后燕、北燕相互征伐的机会趁虚而入，夺取了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辽东半岛。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东只不过是帝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而对高句丽而言，能在辽东多占领一座城池，多占据一片山林土地，就意味着多一分生存空间。
公元427年，为了避免出现再出现魏国和后燕时都城被破、王陵被掘的窘境，高句丽王室吸取公孙氏政权的教训，把都城从狭小险峻的丸都山城迁到地处朝鲜半岛北部的平壤。高句丽丸都·国内时代结束，平壤时代来临。
一方面，为了获得与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周旋的战略纵深；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自身在朝鲜半岛的安全，防止后院起火，高句丽便开启了统一朝鲜半岛的进程。当时高句丽在北、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任那居中南受倭国遥控的格局已延续了近半个世纪。
对此，高句丽先是联合屡屡遭百济侵扰的新罗进攻百济。公元562年，在高句丽的支持下，新罗又吞并任那，将倭国势力逐出朝鲜半岛。而在百济为寻求自保倒向倭国之际，新罗则忌惮于高句丽势力的过度膨胀而有意疏远与高句丽的关系。
而且，高句丽在半岛发起的统一战争也引起了南北朝政权的警觉。为了稳住了中原王朝，高句丽曾先后90余次派使者前往北周，几乎每年都要遣使进贡，有时甚至一年数次；同时通过海路向南朝陈派遣使团也达30余次。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灭亡南陈，预感到辽东迟早都会爆发战争的高句丽，很早就开始行动：一方面减少了与隋朝的外交往来，一方面在辽东及沿海地区整军备战，并且严密监视隋军的一举一动。
自从大汉帝国崩溃之后，东亚世界失去了确定国际关系规则的权威中心。“国”与“国”之间的强弱离合，均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和军事实力展开。随着国家利益和实力变动，国际关系也随之变化，脆弱的和平轻易被打破，难有国际道德和准则可言。
辽东半岛对于控制东亚、羁縻东胡、夹击突厥、屏蔽华北，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况且，辽东、乐浪、玄菟、真番、带方及临屯六郡本属汉代故地，作为汉朝以来新一代强大王朝，自有恢复大汉帝国版图的使命感。
杨坚父子自诩为“天子”，那么无论是出于华夏传统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还是出于现实的国防需要，都必须面对重建国际秩序的问题。占据辽东故地的高句丽，是中原王朝控制东北亚的第一个阻碍。
隋唐-高句丽东北亚争霸战
经过近700年的奋斗，此时的高句丽绝非当年那个由弱小的山民、猎人组成的部落。首先其领土组成便组成十分奇特：东北-西南走向的长白山脉和千山山脉长达千余里，山脊两侧是平坦肥沃的辽河平原和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部平原。
正因如此，高句丽兼有渔猎、农耕、游牧三种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相应的，高句丽国民既具备农耕民族那种勤劳质朴的性格，也拥有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的特质，另外带着渔猎民族的坚韧不拔。
高句丽内部存在类似于中原奴隶制时代的卿、大夫、家臣制度，统治阶级中分成王、领主、家臣三个等级，相加、对卢、古雏加、丞等构成领主阶层，被称为诸加，使者、皂衣先人构成家臣阶层，直接统治平民与各部种族奴隶。
5世纪以来，长寿王、文咨王、安藏王、安原王、阳原王、平原王等历代高句丽君主用了近两百年的时间，把高句丽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到了婴阳王统治时期，高句丽已经成为一个能够隋朝分庭抗礼、争夺东亚霸权的强悍国家。
与突厥等纯粹的游牧民族相比，高句丽不论在政权稳定上还是经济生产上，都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草原帝国貌似庞大，但结构松散，各部落之间矛盾很多，利于分化瓦解；而高句丽看似不强，却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权体系，其内部民族也比游牧民更为团结。
突厥人的社会文化水平尚处于“茹毛饮血”、“被发左衽”、“穹庐毡帐”和“不伦”的收继婚状态。而高句丽人则早已从“俗多淫祀”过渡到专偶婚。高句丽发动一次战争绝非简单为了掠夺、互市，而是稳扎稳打，有计划地谋求领土。
在与隋军的四次大战中，高句丽军将农耕民族善于筑城防御、游牧民族擅长包抄突袭和渔猎民族习惯依托地理环境展开作战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高句丽人不仅令几番前来的隋军铩羽而归，而且拖垮了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隋朝遽亡，但唐廷并未放弃。李世民吸取了杨广三次远征不利的教训，从一开始就实施“充分授权、轻锐疾进”的作战方针。因此，唐军在第一阶段很快就攻下了襄平、白崖城等诸多辽东城市。
然而，当唐军击溃高句丽野战部队，进入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攻城战阶段后，战局却悄然发生变化。高句丽人花费16年，依托悬崖峭壁和水陆要冲修筑的200余座山城，有效迟滞了唐军的进攻节奏。
李世民的十万大军，从春到秋，在辽东五个月，只向前推进了数百里，与原本设想的一次性灭亡高句丽的战略目标相去甚远。而秋去冬来，辽东天气转寒，唐军在粮食补给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士兵们也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陷入了厌战情绪中，只得撤退。
唐高宗继位后，选择以战略上的成功弥补战术上的失败。中日白江口海战的结局，使得以百济为中心的东北亚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新罗强大起来，逐渐蚕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势力。五年后，无险可守的平壤城被攻克，高句丽在唐军南北夹击下覆亡。
高句丽起源于长白山地区，其发展和壮大的过程，是与汉人辽东地方政权的争霸过程。高句丽是在无法与中原王朝一较高下的情况下，才掉头向朝鲜半岛扩张。高句丽人更多的，是把自己看成是“辽东人”，而非“半岛人”，这和起源于辰韩的新罗完全不同。
新罗人作为地地道道的朝鲜半岛原住民，从一开始，新罗的目标就是统一三韩，进而统一半岛，而非北上与中原汉族政权争夺辽东。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半岛人”，而非“辽东人”。因此，新罗满足于以大同江为界。
高句丽的覆灭意味着濊貊族系的彻底灭亡，上层高句丽贵族被大唐帝国强行迁入江淮地区，逐渐融于汉族之中；中下层高句丽遗民则流入靺鞨、新罗和日本，形成后来女真族、朝鲜族和大和民族的先世。
持续600年的高句丽政权灭亡了，唐朝在东北亚最强劲的对手就此成为历史的记忆。历时数年的战争后，这片襟带山河、扼控辽海的土地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平静的背后，一股暗流正在白山黑水间悄无声息的涌动着。
以渤海国建立为标志，白山黑水的主导权和渔猎文明的代表开始由濊貊族系转至肃慎族系手中。东胡族系的契丹逐渐壮大，成为第一个以辽河上游地区为中心建立政权的马上民族。一个对手倒下了，更多的对手站起来。
结语
中原王朝历来以农业文明著称，自给自足、男耕女织、四世同堂几乎是每一个皇帝或儒生的理想社会状态。然而，汉人政权要想完全掌控东北亚的核心区域辽东半岛，很多时候却要靠海路来维系。
纵观汉人对东北亚地区的控制，会发现自然地理因素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温度和降水量决定着北纬42°线是农耕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向东北亚地区延伸的最深处。而辽泽的存在，又促使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必须面对辽西与辽东分割开来的现实。
襄平（辽阳）所扼守的，就是穿越“泥淖蹣跚”的辽泽之后第一块可供人马落脚的硬化平原。鉴于地处塞外的辽西板块经常为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占据，中原王朝因此只能依靠自己较为熟识且更加便捷的南方海上交通线进驻辽东。
正因如此，海洋成为第二个影响农耕文明竞逐东北亚的因素。自公元前3世纪至西汉末，海平面经历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辽泽与海洋分离成为内陆沼泽的同时，使得沿海平原具备了通行条件。
自战国后期的燕国至西汉，中原王朝能够实现对辽东乃至朝鲜半岛北部的长期稳定控制，莫不得益于“滨海道”的开通。要到唐代以后，“辽泽”才能彻底成为内陆沼泽并逐渐演变为辽河下游冲积平原。
隋朝发动的四次高句丽战争皆以陆路为主，结果全部铩羽而归；唐太宗海陆并进，陆路方面同样打得十分艰难；唐高宗转换思路，在巩固陆路战线后，选择先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再从南面稳定、持久得挤压向高句丽的生存空间，最终获得成功。
从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视角，辽东半岛及其周边海域是东北亚的战略重心，而朝鲜半岛南部和黄海及对马海峡是这个重心区域的战略枢纽。唐朝正是在控制百济后，才实现了东征之役的战略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