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回到北京，安静地看着京城里一切祥和自然的高楼、牌坊、胡同，在车水马龙之中听着小商贩们充满烟火气的叫卖声，总会有一阵莫名感动。触景生情之际，对历史敏感是我的一种“职业病”。看到眼前景象，不免有感于那场名留史册的“北平和平解放”。在东京生活了几十载，我也注意到，这里的“江户人”也时常谈起属于他们的“江户无血开城”。
位于东京新宿区的“圣德纪念绘画馆”，以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示着明治天皇和昭宪皇太后的生涯故事和功绩。绘画馆作为神宫外苑的地标建筑，也总激起东京民众对明治历史激荡年代的追忆。谈及东京的前世今生，馆内陈列着的一幅画“江户开城谈判”，讲述的就是新政府军和旧幕府军之间的那场谈判角逐。在两方时代力量对峙与妥协纠葛之下，兵不血刃，保全古城，是这场被称为“无血开城”事件的最大贡献。东京港区第一町田大厦旁边立着“江户无血开城会见之地纪念碑”，行路人的目光总是会吸引过去，仿佛看到150多年前那场决定江户命运的特殊会谈。
今天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上还有一幅画，描绘的是“大政奉还”。1867年10月14日，江户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宣布“辞职”，把权力交还天皇。但是，对于这样的臣服态度，维新派步步紧逼，进一步提出“辞官纳地”，将领地和辖区内臣民返还朝廷。在此背景下，德川庆喜将军遭遇“鸟羽之败”后，逃回江户。“兵临城下”之际，江户城最终迎来“和”的结果，这是政权更替、血雨腥风中的“万幸”。新政府军既定的“总攻”之前，暗流涌动之间，两个细节耐人寻味。
一是在日本各种各样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这场和平谈判的达成得益于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两个关键人物内在的智慧、技巧和格局，日语用了“腹艺”这个词来说明，贴切形象。但在二人之外，和胜海舟、高桥泥舟并称为“幕末三舟”之一的山冈铁舟却是将谈判顺利推向彼岸的直接功臣。
山冈铁舟是著名剑客，拥有宽阔的时代视野，也是一个临危不惧之人。受德川庆喜之命，先胜海舟一步“单刀赴会”前往与西乡隆盛谈判。为体现气魄和气场，他在新政府军戒备森严之中威风堂堂而过，边走边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乃朝敌德川庆喜家之山冈铁太郎”。从史实上看，彼时的力量对比也并非新政府军“一边倒”，例如德川幕府在江户仍然拥有巨大的民意基础，甚至还有来自民间成立的“彰义军”来对抗新政府军。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山冈铁舟如何让谈判向着理想方向推进，其胆识分寸和智慧拿捏可想而知。
二是和平谈判背后的外部因素。为力达“无血”，胜海舟想尽一切办法排除促战因素，包括和劝战的法国割裂关系，修复与英国关系，并频繁和英国驻日公使联络，甚至为德川庆喜想好了乘英国船舰流亡逃命的后路。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岛田晴雄指出，英国政府承认德川幕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并向新政府军明言“不应攻击已表明恭顺之意者，应确保英国侨民等安全，如无法提供保障，新政府难以信赖”。显然，强大的外部压力是摆在维新派面前的严酷现实，稍有不慎便会与英为敌。不得不说，这也是以胜海舟等谋士为中心德川幕府的良苦心计所在。
从江户到东京，“无血开城”犹如“大手笔”垂青于这座历史之城。权力的沉浮，人物的恩怨，都化作硝烟，留下的是更快的时代脚步。从另外角度讲，被历史逼到墙角的德川庆喜或许不是窝囊之徒。是战？是和？和“无法抗拒时代大势”这样的说法有所不同，不少日本学者认为，在命运摇摆之中，德川庆喜将军放弃了贪恋个人权力和为私利而战，没有选择决一死战，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和重来，一场“内战”，至少是可以改写历史或影响进程的，明治维新如何到来还可能会被打上一个问号。（2024年11月29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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