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2023
建筑师、策展人
PILLS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
建筑系副系主任
CONTRADICTORY
CRITICAL
MULTIPLE IDENTITIES
先判断,再解题,从多种类型的展览铺开,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进行重重解构,在摸索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经验和资源。
面对具体事情,需要分析前因后果,以及突破点和可能性。大多数时候不是我刻意要从建筑的维度做建筑,而是曾经受到的建筑学训练已经自然而然会内化成为我自身的一部分。事实上,建筑处理的关系会相对简单一些,展览会更复杂一点。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城市展厅改造,2021 © 张超
邵:展览是“被命题的设计”吗?
大部分公共文化艺术类的活动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我们会考虑它的出发点和关注点,以及如何将它的题目引导为更具深度和包容性的状态。以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深双”)为例,当时的命题是“双碳”,这是一个科技性的命题。但我们认为就碳论碳是不够的,甚至是对本质问题的偏移,我们将思路转换为人与万物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命名为城市生息(Urban Cosmology),以万物的视角去观察城市。命题的转化同时影响着几大板块和对应空间的梳理。
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22 © Pills Architects
邵:展览和建筑之间,似乎有着明确的分野。建筑包含着明确的目的性,比如居住、商业等,而展览往往包含着更强烈的公共性更强。你是如何开启策展生涯的?
王:我没有主动选择做展览,似乎是展览主动选择了我。我第一次参展是2014年位于三里屯的北京大声展,张永和老师作为策展人之一,邀请我的作品《苦塔》参展。在此之后,陆续有几个展览找我做参展人。2017年深双,在南头古城,我做了《渔村童话》;策展了清华和央美联合教学的展;2018年又参与了在深圳坪山美术馆的首展“未知城市:中国当代建筑装置影像展”,参展作品为《黑色玛丽》。2019年深双,我们做了主展场装置作品《制造人类》和宝安区分展场作品《人工自然》。
苦塔,2014/2019 © Pills Architects
渔村童话,2017 © Pills Architects
© Pills Architects
邵:观念诞生于展览,公众能够从中感受到文化、认知。你如何解读展览的社会价值?
王:我认为展览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能够用更多样的手段表达对特定问题的理解,这是建筑层面无法实现的。展览是观念的输出,需要考虑如何组织语言、如何应用多媒介的手段对想法进行表达。它不仅仅需要思考建造维度,同时也考察全要素的应用能力。这些对于我是自然而然的,我从小就喜欢各种稀奇古怪的装置、模型、图案,我想这可能对我在这个领域上手比较快有所帮助吧。
展览还是观察理解建筑学发展和人文领域的窗口,也是整合多种资源和工具的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近代史尤其是建筑史的进程中,展览对于建筑文化思潮的梳理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西方的文化运动中,展览通常作为思潮的风向标。对我来说,进入展览领域反倒是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有趣的新世界。
邵:从2014年至今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
王:十年来,虽然做的每件事很不一样,但有些想法是连续的。举个例子,大约在2007年,当时我在非常建筑实习,做一个叫《无间道》的展览。张老师给了我几张草图,想让我做个小默片,他希望电影《无间道》中的演员形象能以蒙太奇拼贴的状态出现在项目中。我当时受到《罗生门》的影响,这三部默片的关系也如同《罗生门》一般,形成三个“各执一词的叙事者”,影片通过各种蒙太奇的方式串联项目和电影片段。这三部片子后来在MIT展出。那是我第一次用电影的方式去理解建筑。
这种多角度的叙事也延续到了2018年首钢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展的策展想法里。当时我们希望从微观具象的切口和人本主义视角呈现首钢工业区的历史,进而展现以首钢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转型之路。于是这个展览以个体和家庭叙事层面的“父子故事”呈现。这个父子故事的叙事其实也是“各执一词的叙事者”的应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件事时隔接近十年,但仍然有思维的一致性。当然,这种关联是一种总结,具体也要看有没有机会恰当地使用。
十年间的变化当然是很多的。2014年我还在普林斯顿读研,作品大多是研究性的装置或绘图。2018年我们成立工作室,五年时间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相当于从象牙塔走进了战壕。这里面包含了专业、市场、学术、管理、运营方方面面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能挺过来就能有所收获,这都是成长必须要付出的。
© Pills Architects
邵:在一个完整的展览中,如果策展人带有极强观念属性进来,其他参展人和展品都会像下火锅一样乱炖在里面,各执一词是不存在的。但你在其中是处理路径,让这些人的相遇变得合理。
王:这涉及一个“度”的把握。参展人和策展人的身份有很大差异,策展人相当于电影导演的角色,参展人是演员,这两者容易被外界混淆。策展的强和弱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强策展的情况不多,但我们接触的比较多,我想跟我本身是设计师的身份相关。我们参与的策展一般甲方都会期待一个比较独特的空间和体验呈现。
策展人的工作类似导演,不仅要有剧本,还要让所有人愿意共同与你完成一件事。在策展过程中,强框架的设定能够帮策展人节省很多精力。比如在深双中,我控制的部分就属于非常典型的强框架、高自由度的状态,把架子搭好了,基本上不会太走形,但也不排除发生意外的可能。
比如深双的“寰宇城市”里,我们邀请到9位建筑师结合筒仓展厅特殊的倒锥形罐体,在相同的空间中各自选择9个给定的命题进行创作。建筑师必须跳出自己的圈子,和特定专业的专家及深圳本地人进行对话。这些都是比较硬性的策展框架,我们也采用了相对一致的墙面,将差异性寓于统一之中,参观体验上也会有空间蒙太奇的感觉。
“寰宇城市”,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22 © UABB
策展要在可控的范围内不可控,哪怕对参展人非常了解,他们最终会最终呈现什么样的委托作品也不可预知。在能控制质量的前提下——质量不光指施工,还包括产品本身的成熟度、与主题的贴合度以及和空间的搭配程度,等等——最终展览的呈现一定是介于预判和未知之间的状态。
邵:最早你的状态很像独立艺术家,而现在你要创作,还要处理日常琐事。你如何应对随时可能面临的多种状况?
王:这确实是一种矛盾状态。维系团队,就必然要变成一个管理者,很大一部分精力会被牵扯进去,个体部分的表达和欲望也会慢慢被消磨掉。但建筑的工作又没法单兵作战,或者像电影剧组一样搭班子。小的建筑工作室的状态类似一个小家庭,你必须要随时平衡团队人员与项目,随时面临变动和不专业,你还需要教学和活动,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分担,确实会心力憔悴,能用在创作上的精力就会减少。
相比学生时代,创作方面时间的减少和投入是非常明显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觉得年纪大了有几点可以稍作抵抗,一个是判断力,准确的判断力会让你节省精力少走弯路;二是团队,要知人善用,和最优秀的人合作,独狼不会走的太远;三是要保留独处的时间,不能都被工作占据。一般有创造力的时间都不会是被规划的,或者来自别人的,而是在和自己独处的某个瞬间。
邵:策展人要跟各种人打交道,让每一条脉络在自己的路径上展开。不同阶段的经历会让你有所判断和选择。现在你展现给我的气质,我认为是一种“柔和的批判性”,这种气质是从何而来的?
王:或许之所以你感觉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有批判性,而现在趋于柔和,我想可能是因为不同时期处理的事务性质不同。之前能被媒体看到的一般是个人作品,现在很多事情是团队的事情,建筑也好,策展也好,这份工作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要团结、协调、统筹不同的力量,找到不同阵营的最大公约数,这不是靠批判可以解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妥协或是当老好人,你需要有能力去组织,有眼界去判断,有策略去坚持,并且让大家认同你的判断,在每一个特定条件下做出最好的选择。
深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改建,2023 © Pills Architects
邵:深双之后,你在创作手法包括参与度等方面有哪些变化?
王:深双是各种想法、能力、资源调配的集中爆发,我需要调动几乎所有的资源去做这件事,这投入了我和团队的大部分精力。深双让大家更了解我们,信任我们,因此项目委托也变多了。我们最近在做的项目包括渔业博览会、巴黎奥运会阿里巴巴的展厅、大阪世博会、深圳两馆的改造、深圳大铲湾的公共艺术规划、龙游的公共艺术项目、赤坎的图书馆,以及其他一些装置和建筑项目。除了这些项目外,我还有教学任务和管理工作,各种事务庞杂且分散。做事情最开始是最难的,最开始需要建立对审美、价值观、工作方法的共识,不仅和甲方,也要和团队。我一般会确立大方向和路径,在不同节点做控制。
深圳渔业发展建设规划展,2023 © 白羽、郑勋
做建筑,很多资源是需要逐步积累的,比如供应商、材料的选择。我们做的很多事总是在新的领域铺开,比如展览设计、装置设计、艺术品设计等等,这些领域需要探索比建筑多得多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这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每一次都是一个全新的旅程,你需要去了解新的行业、技术、门槛。当然会很累,但你的能力也在延展。展览这个类别有很多种,双年展、博览会、政府展、城市展、艺术展、博物馆展陈、企业展、永久展、临展,等等,我们的项目目前几乎覆盖了大大小小全部类型的展览,这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
MotivMfg服装店,2022 © Pills Architects
运城五谷食肆餐厅,2020 © Pills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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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多重视角下
接受“被设计的命题”
不抗拒命题,也不被命题规训。对事情前置的、柔和的批判,是一位建筑师兼策展人的自我修养。
邵:是否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能够串联你的思考和实践?
王:就像导演拍片子,不同类型的片子里肯定有不同的理念,里边也会有导演个人色彩的延续,或许这种个人色彩和长期关注的方向,就是你所谓的那条线索。对我而言可能是叙事和思辨。鲁安东老师说是寓言,王欣老师说是宗教感,可能也都对。但我觉得难的不在这里,难的在于如何在实践中恰如其分地应用和表达。
邵:在解题中,你长期的关注点是什么?
王:或许是因为长期对周围的敏感和一些自身的性格,尤其是在一个集体的叙事里,我会更强调个人、叙事性和情感。我们对国家馆和首钢百年展的建议,其实都是从小片段切入大集体。深双中的“流浪动物之家”计划,也是从一个微小的切片出发,试图体察设计能给城市带来怎样的温度。还有一些装置作品,比如《1994年》《秘密》《我们》,这些作品都是在探讨情感和记忆。
1994年,2021 © Pills Architects
邵:每个人都有命题,你认为你背后的命题是什么?
王:我理解这个问题是在问个人的人生使命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也不是一下就能看清。我在不同的年纪都会时常感觉到人生的奇幻,也时常会想什么才是值得过的一生。可能不同的时期会带给你不同的答案,在这个时点上,对我比较重要的可能是情感的体会和表达。这么说好像跟工作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人与人的关联可能才是工作和生活背后的意义。这么想也就不会太把自己当回事,也不会设置什么人生的目标。这几十年的人生里本来过程就是目标,我们只能认真做好该做的事情,坦然面对所有的变故。
邵:这些不同经历的拉扯对你的性格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比较复杂,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在各个亲戚的家里辗转长大,成年后的状态和性格其实会有童年创伤的弥补,所以肯定会有影响,但有多少、在什么地方显现出来,我自己应该是看不清的。好的地方我想我可能比别人更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坏的地方可能性格比较硬,不太有亲和力,有时候比较敏感吧。但我时常也觉得一个性格完美的人也挺没意思。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流浪动物之家”,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22 © UABB
邵:接受命题性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抗拒感?
王:大部分展览工作都有命题,或者我们的介入是在中途的,这都很正常。在我们所接到的委托中,不同的项目类型之间也会有所区分。有一些项目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这时需要预先判断精力花在哪里更有效。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前置的判断,这也是命题解题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当然也可以“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但要判断这个“自己的事”能不能也成为“甲方的事”。比如让我来设计私人空间,我会倾向尊重委托者的个人审美、趣味、选择,这个选择因人而异。但如果让我来设计公共空间,那么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于委托者喜欢我的风格,需要呈现我的那部分价值,所以自由度会更大一点。
“我们”系列雕塑,2023 © Pills Architects
所谓的命题也并不是消极的,不需要太在意,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在命题的基础上你是如何工作的才是更关键的,你的才智需要发挥作用。深双就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深双历史上从来没有我这个岁数的策展人,不少人一开始是不放心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的工作和沟通逐渐建立信任,获得肯定,主导权和良性的信任关系就会逐渐出现。
邵:解题,会受技术迭代的影响吗?
王:工具,本身是一个中立的介质,我需要借助工具去表达我的部分想法和观念,所以我会使用特定的工具,但不会为了呈现工具的属性和样貌而使用工具。
吴啸海:自然意识,2023 © Pills Archit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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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不躁
于不同资源和禀赋中扎根
在理想的路上,也要面包。在“被动”中主动推进,寻找一种平衡。
邵:在你的性格里,有一种涌动的冲突感,很动人。或许你骨子里是主动的,只是性格呈现有点被动。
王:谢谢你,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冲突感对我来讲是迷人的。这是人性里值得描述的地方。可能我最终还是对人更感兴趣,不是对物,这是我跟大部分建筑师的区别吧?
我觉得做事不能太着急,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我们也有很多主动推进的研究项目,或比较长期的出版计划、学术活动。但大部分事情,作为乙方,只能被动,你能做的就是逐步建立别人对你的认知,逐步积累项目经验和口碑。这和艺术家是有区别的,设计行业的委托代表着甲方的信任,信任对我很重要,我做事情的底线之一,就是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所以即便是商业地产项目我们也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我想这种认真是可以被看见的。而且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能学到经验。
ARCFOX ×UCCA Lab 汽车临时展厅,2021 © Pills Architects
邵:如今有很多城市景观、商业景观、社区景观只适合观赏,不适合互动和使用,你认为怎么能做出改调整和改变?
王:不同的项目具有不同的资源和禀赋,重点在于如何去撬动它们,完成一些设想。具体而言,这取决于项目位置和委托方。比如在腾讯大铲湾公共艺术规划项目中,我们试图传达企业IP和技术孵化如何和公共艺术相结合。作为IT企业,我们会重点思考如何利用其身份优势来赋能公共艺术,让公共艺术本身不构成为企业的负担,反而成为企业技术推广的助力,建立起公共艺术的循环机制,串联起企业的各个部门。再如在751D-PARK 声音装置项目中,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利用声音这个维度去创造性地激活已有的工业遗留物。
751 D-PARK 声音装置,2021 © Pills Architects
邵:目前哪个类型是你特别想去做的?以及有没有哪类项目是你完全不会接受的?
王:我们倾向于选择有表达空间的建筑或公共艺术类的项目。在项目的选择上,我们会对团队的匹配度、利润、能否顺利回款、项目预计成本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但因为刚成立不到五年,这个阶段不允许我太过挑剔,不过如果有一些我们确实做不好的项目,我也会主动推掉。
第九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2022 © U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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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是关乎提问的艺术
在矛盾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
对于创作者而言,生存与创作的矛盾是永恒的拉扯,重要的是如何在矛盾中不断突破自我。
邵:一面是生存,一面要创作,之间你如何协调?
王:生存和创作的问题是永恒的矛盾,这个矛盾会贯穿创作者生命周期,直到他离开社会。有一篇人物专刊曾对朴树进行采访,里面讨论了个体和集体与创作者的关系:人多大程度上应该回归到自己的舒适区里,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处理好自己跟集体之间的关系?到最后会发现怎么走都有问题,永远是在拉扯的状态里面。朴树矛盾的地方在于作为歌手也要参与宣发和综艺,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他的性格可能不擅长这些,因此最终还是倾向于回归到自己的领地。当然,也有不少人会游刃有余,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条兼顾的道路,但是对我而言,真正的创作状态一定不是向外的、受欢迎的,而是向内的对话和突破。
PILLS工作室外立面 © Pills Architects
邵:交互,似乎是你的日常动作。在作品中,你怎么去塑造参与感或者交互属性?
王:“1994年”是一个强互动性的装置,它起源于我对小时候和父亲共同生活过的房子的回忆,通过一系列视觉交互实现一组虚像之间的对话,表现了“关系中的依赖、对立、遗憾的情感联系”。它也可以说是父亲去世后的一次告别。这样一个装置包含了机械、建筑、电子控制、多媒体、电影置景等一共13个组协同工作。
1994年,2021 © Pills Architects
还有在衢州龙游做的“秘密”装置,在这个展览中我们是以参展人的角色出现的。这个作品属于相对个人化的作品。这个作品需要用手机和丛林里的三组作品进行交互。第一组动态装置叫做"秘语",它在休眠时如同一个黑色的花苞般悬浮在森林间。刚开始它是闭着口的,当你在小程序中输入信息之后,它会把花苞张开,升起,变成像灯一样的发光体。它会把你输入的那句话用摩斯码闪烁出来,实际上它是一个通过编程控制的可动装置。输完后它就会转头,引导你走向第二个地点。
秘语,龙游装置系列:秘密,2023 © Pills Architects
跟随“秘语”的灯光,观众被引导到一条干涸的水渠旁。第二组装置“忘川”像是潮水退去被遗忘在岸边的船只,孤立在废弃的水渠之上,逐渐长出杂草。这是场地既有的条件,我们在上面做了一个像船一样的水槽,底下有水箱,实际上它是一个取水装置,灯打到这里的时候便开始冒水,会引导你取一勺水。取完水之后手机会引导你走向点位三。从第二个地点走向这里的时候会穿越丛林。
忘川,龙游装置系列:秘密,2023 © Pills Architects
握着水渠中的一瓢水,观众将沿着森林小径来到第三组装置,名为“形影”。这是一个圆形水池,里面有一对梭体,它如同一场占卜仪式。“形影”表面刻有以龙游为原点、城市聚落为星座的时空罗盘;边缘刻有代表一天的二十四个时辰图。在小程序里输入两个人的各自的坐标后,把水倒在时钟指针的槽里,梭体的位置将对应地理方位,同时指向特定的时辰,如此显示两个人的相对坐标地点,这象征着个体间从形影相随到相隔两地的宿命和羁绊。当两个人同处一个坐标的时刻,底下的就变成上面坐标的影子,两者正好重叠。最后通过一座木桥走出这片丛林,展览随之结束。而“秘语”、“忘川”和“形影”这三组动态装置则相继回到休眠的状态,等待下一位观众的故事。
形影,龙游装置系列:秘密,2023 © Pills Architects
邵:“秘密”装置从叙述逻辑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在整个技术和其他各个方面又很完整,整个状态非常惊艳。
王:“秘密”装置是一次可以进行个人表达的机会,场地也很好,挺有意思的。
我们也做过一些非交互性的作品,像“黑色玛丽”,它也是爱迪生于1897年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个摄影棚的名字。它就是一个静态的模型类展品。
邵:非交互性的作品,在我看来艺术属性更强烈,它呈现了一个静止片段的时间。所谓的交互,可能更“谄媚”一些,要把艺术世俗化,从而融入集体。
王:这个还是取决于你想表达什么,交互还是不交互只是一种技术手段。
黑色玛丽,2018 © Pills Architects
邵:通常我不太愿意看建筑展,因为它的空间媒介属性更强,因此没那么动人,也缺乏视听语言带来的交互和共情。你的展览虽然不尽是建筑展,呈现的感觉偏冷静化,这和你的建筑学背景有关吗?
王:或许是。建筑展不动人,是因为大部分建筑师所关心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生命力、有感情的人,模型、图纸、建筑绘图、建造过程、材料等,他们的内容与表达都和鲜活的人是有距离感的,并且通常建筑展的表达手段也相对单一。从根源来说,建筑师关心的事情不多。当然,近几年的展览一直在突破这些维度,将建筑放置在更广泛的政治、环境等议题中。或者从不同的维度去切入和表达,我想这都体现了这个群体陷入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去谈论建筑的思考和焦虑中。
“九层塔”政纯办个展,2020 © Pills Architects
邵:如果说建筑的基本功能是解决居住问题,那么展览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王:和建筑不同,展览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建筑都是要解决问题的。展览,是向世界提问的一种形式。它抛出问题,然后试图去回答,或邀请参展人和观展人共同去回答。我认为提问是最重要的,包括提什么问题以及提问的形式等。建筑展览作为一种建筑研究和批评的外化形式,也一直是建筑文化传播和媒介应用的重要阵地。
邵:你想通过展览来实现什么?
王:有的展览价值在于媒介的使用,有的展览价值在于资源的链接,有的展览价值在于命题深度或空间独特性。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倾向于通过展览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积累,同时也实现自我的好奇心和成就感。每一个创作者都希望分享他创造的世界,我想展览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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