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电影，透视了今年的美国大选

编者按：

2024年11月5日，美国总统选举正式开始投票。本次选举的主要候选人是民主党提名的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共和党提名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电影与党派政治一直有着强关联，正如三十年前1994年电影《阿甘正传》和《低俗小说》成为社会话题、映射了不同派别的意识形态，今年的竞选中，政治领袖们也纷纷利用文化叙事和流行符号来加深自己的政治主张。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竞争，使得这一选举成了近年来最胶着的一次，两人争相在关键州展开密集竞选活动。类似于《阿甘正传》被保守派拥护的那种“传统家庭价值”，2024年的共和党再度强调传统和稳定，而民主党则试图带来现代化的社会保障议题，这些主张无不与1994年时美国社会对政府信任、经济分配、公民权利等争论形成呼应。

在当时的美国，白水事件和克林顿丑闻引发了公众对政界的犬儒主义，社会整体陷入对权力腐化的普遍担忧。2024年的美国同样面临这样的疑虑，选民们既在意经济衰退、医疗改革等现实问题，也担心种族、阶级和性别矛盾的加剧。选举前的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几乎持平，而超过8100万提前投票的选民表现出了对未来走向的高度关切。

就像1994年美国电影在反映社会矛盾的同时，成为了观众认同和质疑的表达载体，2024年的大选也将美国社会的分歧再一次拉到了聚光灯下。在这个文化与政治互相借力的舞台上，选民的每一张选票都在为未来的美国书写剧本，而大选的结果将进一步影响电影、文化乃至全球政治的走向。今天，我们试图通过一篇译文，回顾1994年的美国电影，来重新审视2024年大选中的党派政治。

美国电影1994：电影与党派政治

选自：《American Cinema of the 1990s》

作者：Diane Waldman

海报：AHAO

迈克·彼得斯（Mike Peters）的两幅政治漫画诠释了今年的文化潮流：第一幅漫画中，一名男子在投票站准备投票，选举名单上有“小偷”“骗子”“罪犯”“奸夫”和“神经病”，第二幅漫画被称为“外国的阿甘”（Foreign Gump），由比尔·克林顿和阿甘混成的人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这个人对旁观者说：“我的海地政策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这两幅漫画反映了今年的社会情绪：一如既往地敌视政客和他们的政治活动，利用流行的电影人物实现党派政治的目的。

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年初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自己的目标，他说通过立法来保障全体美国人的健康保险是他的首要事项，但是当批评者谴责政府的提议是“公费医疗制度”的时候，这项计划被搁置了。克林顿的另外一个目标是经济扩张，虽然通过各种措施实现了这一目标——国内生产总值适度增长、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下降——但是这些成就掩盖了其它现实问题，比如兼职和临时工变多了，还有很多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某种程度而言，克林顿政府在处理两起丑闻事件的时候偏离了他们所提出的目标。第一起丑闻被称为白水事件（Whitewater affair），与1980年代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多笔金融和房地产交易有关；第二起丑闻是前阿肯色州雇员宝拉·科尔宾·琼斯（Paula Corbin Jones）对克林顿性骚扰的诉讼，这是美国第一起针对在任总统的民事诉讼案件。

比尔·克林顿

11月的时候，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惨败。利用选民对犯罪、税收的担忧以及普遍地反对执政党的情绪，共和党四十年来首次同时赢得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由乔治亚州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导的共和党提议增加国防支出、削减税收和社会福利、抨击平权措施、反对公共资金用于艺术创作，这些提议都被列举在了大选前的“美利坚契约”之中。

两大政党都特别关注了犯罪问题，最终，8月的时候通过了新的严格的立法，这一议题之所以合法化，部分原因是利用了耸人听闻的刑事审判的广泛报道，引起了人们对性别、性向、种族和阶级问题的担忧。罗瑞娜·博比特（Lorena Bobbitt）被判无罪，因为她割下丈夫阴茎的时候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莱尔和埃里克·梅内德斯被控杀死了他们的父母，最初的审判以失效而告终。演员和前足球明星O.J.辛普森逃避警察的画面被电视大范围转播，随后他因涉嫌谋杀前妻尼克·布朗·辛普森和她的朋友郎·高曼而被捕。苏珊·史密斯（Susan Smith）告诉美国人，她失踪的孩子是“被一个黑人男性”绑架的，但几天之后，她承认是自己淹死了他们。加州通过的187号法案将排外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法案提议，那些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不能享受大多数公共福利，最终，联邦法院的临时禁制令终止了该法案的实施。对三个巴勒斯坦人和一个埃及人涉嫌参与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审判和定罪也加剧了对外国人的担忧。

被指控谋杀罪的O.J.辛普森

在美国之外，卢旺达发生了激烈的内战和种族灭绝，俄罗斯入侵了车臣。受到美国入侵的威胁后，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在海地重新掌权。比较乐观的迹象是：南非首次举行了涵盖多个种族的选举，纳尔逊·曼德拉成为总统。波斯尼亚塞族部队从萨拉热窝撤出了重型武器，并签署了一份“停止敌对”的协议。英国官员与新芬党代表在12月的时候展开了正式的和平谈判。2月，一个犹太移民在族长之墓枪杀了二十九名穆斯林信徒，导致有关巴勒斯坦自治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5月的时候，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杰利科撤军，提高了化解这次血腥冲突的可能性。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时，以色列和约旦正式结束了双方自1948年进入的战争状态。

前总统尼克松和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离世，引发了人们对他们的活动还有与他们紧密相关的时代的追忆（和修正）。史密森学会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展览，最后的行动：原子弹和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The Last Act：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还有描述这次事件的邮票，上面写着“原子弹加快了战争的结束，1945年8月”（Atomic bombs hasten war’s end，August 1945），这两个事件引发了关于那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原因和后果的激烈争论（注：退伍军人组织和某些国会议员认为展览过于同情日本人，因为它突出了原子弹的毁灭性影响；相反，日本政府和其他批评者抱怨邮票上的图案和标题似乎在为原子弹轰炸作辩护）。今年离世的名人有前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前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前国务卿鲁斯克和活动家杰瑞·鲁宾，还有作家拉尔夫·艾里森、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作曲家亨利·曼西尼、乐队领队凯比·卡洛威、涅槃乐队主唱科特·柯本，以及电影明星伯特·兰卡斯特、杰西卡·坦迪、约翰·坎迪、劳尔·胡里亚。导演马龙·里格斯的离世意味着独立电影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天才。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今年的重磅体育新闻之一是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托尼亚·哈丁参加了冬奥会，尽管她涉嫌参与了对竞争对手南希·克里根的袭击（克里根也参加了比赛，且赢得了银牌）。棒球员工联盟的大罢工导致常规赛终止，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也随之取消，这在美国棒球史中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老友记》在NBC首次播出。独立电影频道开始通过卫星和有线电视播送。企业合并达到了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包括维亚康姆收购派拉蒙，延续了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娱乐产业的“紧密多样化”（tight diversification）和“协同作用”（synergy）运动。美国电影在海外市场的收益占比首次超过了国内市场。大型电影公司凭借高成本、高科技暑期大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低成本和低技术含量的独立电影，比如《钓鱼去》和《疯狂店员》这种带有酷儿或“都市浪人”色彩的片子，也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今年最重要的电影事件是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获得了口碑和票房上的成功，这部电影摘得了戛纳金棕榈奖，凭借迪士尼所支持的米拉麦克斯的资金实力，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独立电影。

今年的争论焦点是如何解释美国的历史，为了当下的目的而责问过去成为主流叙事，这在今年的许多电影中有所体现。罗伯特·雷德福的《机智问答》回到了1950年代，讨论了“电视和美国文化中仍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现实与娱乐之间的边界，对电视广播能否被公众信任的看法，还有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名声和金钱付出的代价。”蒂姆·波顿的《艾德·伍德》也回到了50年代，向那位低成本导演和他的那帮“奇人、怪人和瘾君子”表达了真诚的敬意。吉莉安·阿姆斯特朗从1990年代的女性主义视角改编了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9世纪的小说《小妇人》，影片塑造了女性中心视角的“家庭价值观”，并且在男性占主导地位以及主流出版物都在哀叹女人不够体面的年代，证明了女性作者身份以及女性主义类型的有效性。

《低俗小说》海报

有人以非常露骨的方式将许多电影与党派政治关联在一起，前美国禁毒官员和教育部长威廉·班奈特（William Bennett）认为，“越来越多的垃圾文化”助长了“社会的病态现象——犯罪，家庭破裂等等”。一些人将第67届奥斯卡看作是《低俗小说》中的时髦、暴力和后现代讽刺与《阿甘正传》中的老式真诚之间的竞技，而《阿甘正传》的胜出被视为保守价值观的体现。

两个月之后，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抨击了整个娱乐产业，他特别提到了媒体集团时代华纳，称其“偏离主流”，用说唱音乐和流行电影破坏了美国的道德体系。多尔关注了今年的电影，他将《天生杀人狂》这类的片子看作是“堕落的噩梦”，而《阿甘正传》和《真实的谎言》是“家庭友好型”的电影。多尔的斥责和对这些斥责的回应并没有言明的是，为了不同的政治议程可以援引相同的历史事件。多尔意得志满地说道，“我就是要公开点名，然后羞辱他们，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对此，《天生杀人狂》的导演奥利弗·斯通谴责议员的评论是“9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抛开正确与否的问题，多尔的观点为我们回顾今年的大多数流行电影提供了一个切入角度，从主题和接受领域来看，他的观点还有助于我们将他强调的事项和他列举的电影联系在一起，借此机会，我们还可以讨论多尔没有提到的电影，包括《蓝色天空》《篮球梦》《一个乖女儿的抱怨》《烧蚂蚁的味道》（The Smell of Burning Ants）。我会考察这些电影如何表现过去、家庭以及暴力的原因和后果，这会对多尔的家庭观念构成挑战，同时也会提出关于其它的电影呈现的是谁的噩梦的问题。

《阿甘正传》海报

回到未来

《阿甘正传》和《蓝色天空》表明了何种因素决定了今年那些再现过去的电影的成败。《阿甘正传》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这部电影为派拉蒙赚了3.3亿美元的票房，是今年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相比之下，《蓝色天空》在商业上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迷你公司猎户出品，票房340万美元），对应地，这部电影在评论界也没受到什么关注。这两部电影的背景都涉及了1960年代的阿拉巴马州，它们的主演，汤姆·汉克斯和杰西卡·兰格分别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女主奖。不过《阿甘正传》回到过去是为了确立一个静态的男性英雄，他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那高尚的品性正是来源于此，而《蓝色天空》把镜头对准了女性主人公，她主动参与政治，这种个人与政治的关联决定了她能否得到救赎。

智力有缺陷的阿甘向那些善良专注的听众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他像一个被精心选择出来的导游，带着听众回到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即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一开始，阿甘是被阿拉巴马州的乡村恶霸欺负的残疾小孩，后来，阿甘的腿奇迹般地康复了，还成为了橄榄球明星、越南战争的英雄、成功的企业家和半宗教信仰者，其间穿插了他与青梅竹马珍妮（罗宾·怀特饰演）从相遇到分离、最后又再次相聚的故事。《阿甘正传》主要利用数字合成技术，将汉克斯置入记录档案镜头之中，从而把阿甘的个人故事与许多非虚构的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

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编剧埃里克·罗斯和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在改编温斯顿·格鲁姆的这本1986年的讽刺小说时做了改动，为的是强调阿甘与珍妮之间的关系，并重新分配两人的角色特征，因而（男性化）的阿甘成为了被影片所重视的经历丰富的人，而（女性化）的珍妮被视为崇尚反主流文化的享乐主义者和自我毁灭者。此外，影片还有这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好医生评价阿甘的腿很好，但是他的背“像政客一样弯曲”，刚好契合了今年的政治犬儒主义（译注：对政治体系和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和反对执政党的情绪。

《阿甘正传》剧照

然而，影片主要是通过看似矛盾的结构性讽刺（注：Cassell引用Abrams的定义，结构性讽刺是“作者引入的一种结构特征，用于维持整个作品的意义和评价的两重性”）来表达政治观点的。有时，阿甘对一件事的理解与创作者看待同一件事的差异决定了影片的意义，例如，当阿甘描述珍妮的父亲是一个“体贴的男人，总是亲吻和拥抱她和她的姐妹们”时，影片会鼓励观众将他看成是施暴者，因为他身上有着“底层白人”的特点（破败的房子，工装裤，半空的酒瓶），还有在后面的剧情中，珍妮害怕他，从他身边跑开，最终她被警察带走，和祖母住在一起。不过随着剧情的发展，有时阿甘的观点与影片鼓励我们接受的观点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分歧。阿甘告诉我们“美国最优秀的一些男青年参加了越南战争”，或者他“知道什么是爱”，随后发生的事情证实而非否定了他的观点：士兵展现了他们的勇气和怜悯，而持反战立场的男性抗议者和黑豹党被描述为凶狠残暴的人。甚至珍妮最终也坦白自己“搞砸了”，她回到阿拉巴马和阿甘一起生活，然后离世。阿甘在发表观点之前的免责声明（“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不是个聪明人，但是……”）标志着这部电影是彻底的反智主义，意味着正是他的智力缺陷使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接近这些关于个人与历史的真相。

虽然影片保留了格鲁姆原著中的一些讽刺性元素（比如，阿甘的智力缺陷和循规蹈矩使他特别符合大学橄榄球队或军队这种美国主流机构的要求），但是观众更有可能用一种感性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并且它简单地认同了阿甘的观点，这很容易被1990年代中期那些保守的政客利用。正如Jennifer Hyland Wang所说，《阿甘正传》很容易被纳入一个存在已久的意识形态项目，也就是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归咎于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并非巧合的是，纽特·金里奇和帕特·布坎南在国会中期选举时，非常明确、非常自觉地引用了这部电影（注：布坎南在8月的时候说“《阿甘正传》颂扬了保守主义、旧美国、忠诚与家庭、信仰与善良的价值观，这部电影所表现的肮脏的，破坏性的生活方式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如出一辙，《阿甘正传》中，底层白人出现在了伯克利和和平运动之中；最好的黑人和白人出现在了南方小镇和美国军队之中。”选举前一周，金里奇用这部电影提醒观众，“每次出现反主流文化的场景，都能看到他们要么是肮脏的、下流的、虐待的、仇恨的、打女人的，要么就是在做一些荒唐古怪的事情，”还有“要切记，在那个时期，比尔·克林顿站在反主流文化那一边。”引自Wang）正如Thomas Byers所强调的，这种保守的解读方式实际上可能比电影创作者后来试图将这部电影去政治化，并与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做法更有效。

《阿甘正传》剧照

《蓝色天空》也是为了当下的目的而回到了过去。影片引用了许多文化和政治典故，比如布鲁克·本顿和戴娜·华盛顿演唱的《Baby，you’ve got what it takes》，《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是伊丽莎白·泰勒，标题是“终于等到了奥斯卡”（An Oscar At Last），一名军官说他在关岛冒险不是为了让“某个该死的哈佛男孩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团糟”，还有关于即将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讨论，这些都发生在1961或1962年，与1963年发生的两件标志着冷战共识开始破裂的事件非常接近，这两件事分别是《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还有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的出版。《蓝色天空》是编剧拉玛·劳丽·斯塔格纳根据个人自传改编，导演是托尼·理查德森，影片讲述了一个军人家庭对抗战后主流秩序的故事。

与《阿甘正传》截然不同，《蓝色天空》在刻画那些反对或积极抵制主流政治和性观念的角色时，流露出了同情的态度。《阿甘正传》只是偶尔偏离阿甘的叙事视角，而《蓝色天空》则在三个角色之间分配视点，汉克（汤米·李·琼斯饰演）是负责评估美军人员受到辐射影响的军队科学家；卡莉（杰西卡·兰格饰演）是汉克的妻子，她非常性感，极富戏剧性；还有亚历克斯（艾米·洛肯饰演），是他们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女儿，她试图理解父母的婚姻和自己身上显现出来的性意识。从电影一开始就能看出卡莉的性感以及汉克的揭发行为和坚持己见（他提倡地下核试验，反对大气核试验）对战后的“抑制文化”构成了威胁。卡莉晒日光浴时袒胸露乳，汉克为妻子辩护时被认为是“近乎违抗命令”，随后，汉克一家从夏威夷搬到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基地，这被看作是对他妻子的裸露和他向原子能委员会提交报告的惩罚。最初是汉克的画外音呈现了搬家的过程（他对“新基地的感觉非常好”），但随后视点转移到了卡莉和亚历克斯身上，她们看到了这里日益破败的环境，对这次搬家感到越来越绝望。

《蓝色天空》海报

影片有两条叙事线，汉克在处理基地的工作时，卡莉参与了军官妻子们组织的戏剧演出排练，当汉克的上司文斯·约翰逊（鲍沃斯·布斯）把卡莉与自己跳辣身舞看作是勾引的时候，两条叙事线交织在一起。约翰逊把汉克调到了内华达的一个试验场，汉克想要终止将要伤及无辜的试验，但他失败了，与此同时，卡莉与约翰逊发生了关系。当汉克回来找到约翰逊的时候，我们以为他要处理的是私通的事情，但他是为了军方掩盖消息而来的。约翰逊劝说卡莉把汉克送进精神病院，这样才能挽救他的军事生涯，此时，两条叙事线交织得更为紧密了。后来，卡莉去看望丈夫，发现他因服药而变得神志不清，她意识到约翰逊违背了承诺，于是他为了拯救汉克，决定揭发核试验事故。

亚历克斯主张和平，他认为父亲的大多数同事都是“白痴……致力于武装核毁灭”，她还计划成立一个“禁止核试验青年”俱乐部，而汉克是一个杰出的“压制”者。他反对大气层核试验，但支持地下试验，当妻子发怒或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得体的时候，他会温柔地抚慰他，或是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满足她的性欲。“蓝天”计划就是在地下进行核试验，这是一个明确的隐喻，意味着要把可能威胁到现状的力量隐藏起来。但是这种压制显然是有风险的，而且还是徒劳的，尤其是与核武器相关的问题。最后，汉克意识到军队为了隐瞒核辐射的危害可以不择手段的时候，他选择辞职去做大学老师，而不是继续为“核战争做贡献”。

影片对家庭情节的处理非常模糊。卡莉的形象相当复杂，一方面，影片认可她的性能量，同时斥责那些反对她的力量是虚伪的和压抑的。然而另一方面，她的性意识对她的丈夫和女儿们造成了伤害，他们为此感到很尴尬，过去与她交情不错的女友们也疏远了她。最终，卡莉做到了汉克想要做的事情，她承担了自己出轨的责任，通过暴露自己拯救了她的丈夫（她“借”了一匹马，然后骑着它来到了拟定的核试验点，结果被人逮捕，这个尴尬的场面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样一来，卡莉性欲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Joseph Natoli将卡莉描述为“古老的道德寓言中的一部分——三心二意的女人将一夫一妻制引向深渊，她先是堕落，然后又华丽地上升，从而挽回了一夫一妻制”，此外，卡莉是一个“最后忠于丈夫、对孩子负责”的女人，她“再次同意了在汉克所选择的新的生活中演戏”。事实上，观众可以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个在传统婚姻关系中引导性欲和激情，最终恢复了父权制的故事，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来吧，爸爸，你来开车”——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同时，我们看到卡莉在新敞篷车里让出了驾驶的位置。

《蓝色天空》剧照

但这种解读只是故事中的一部分，正如Natoli所说，兰格的表演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因为我们看到了“疯狂的绝望……——爆发的反抗，对家庭束缚的疯狂报复，痛苦而愤怒的违逆声明”。而且我们知道，无论是非专业的戏剧创作，还是她的孩子们，甚至是充满激情和欲望的婚姻都无法补偿她的不满。亚历克斯也是如此，这个角色反对将电影简单地解读为不加批判地支持压制的叙事，她聪明，关心政治，却不希望获得和她母亲一样的结局。Thomas Byers指出，如果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白人男性是“《阿甘正传》所讲述的历史中的主体，是代表他（我们）再现和重写了过去”，那么《蓝色天空》中的历史主体则是婴儿潮的白人女性。如果《阿甘正传》为那个年代的男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认同那个年代的孝顺儿子，以此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并远离那些难以对付或反对自己的人”，那么《蓝色天空》想要认同的是那些选择了相反道路的人（无论男女）。

《蓝色天空》于1991年完成制作，但由于猎户公司的财务问题，直到今年（1994）才正式上映，这可能是幸运的，因为对于核武器和原子能的担忧最终可能会提高这部电影的关注度。正如前面提到的，《蓝色天空》上映的时候，国内外还在辩论如何表达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此外，今年还披露了一些相关的信息：美国政府为了测试原子辐射的影响，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对美国公民进行了实验，1965年，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核事故中让数百万人暴露在核辐射之中。与此同时，还有其它电影直接表达了核武器在当今（以及对核心家庭）造成的威胁，我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即《真实的谎言》，还有两部独立的纪录片《篮球梦》和《一个乖女儿的抱怨》，它们挑战了《真实的谎言》所提供的关于家庭和国家的构想。

《蓝色天空》剧照

一起游戏、祈祷和杀戮的家庭

既然多尔认定某些电影是“对家庭友好型”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他理想中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呢？不难预料，当这位总统候选人正试图讨好党内的宗教右翼和崇奉“家庭价值观”的人的时候，他提到的那些电影中的家庭都是父权制的核心家庭，正如一篇年终的文章所提到的，在一个迷恋父权的时代，“美国的家庭正处在一个未知的节点——这从人们所面临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压力就能看得出来。离婚、单亲家庭、职业女性的增加……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Elliott）。多尔提到的电影都旨在恢复（受到威胁的）父权制，方法可以是将父权自然化，比如《狮子王》，还可以用一个更加善良温柔的父亲取代缺席的或施虐的父亲，比如《阿甘正传》。这几部电影都把父权的恢复与国家的福祉联系到了一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詹姆斯·卡梅隆和福克斯耗资1.1亿美元的动作大片《真实的谎言》，影片将家庭喜剧与国际恐怖分子情节交叉在一起，从而将对父权制的威胁表现为对国家的威胁，为了解决家庭问题，摆平不顺从的妻子女儿，作为领导的父亲要参与对抗其它国家和种族的统一战线，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很多观察者指出，对家庭的威胁影响了1990年代的动作电影，而正如Yvonne Tasker和Mark Gallagher所说，《真实的谎言》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尽管有些评论者不喜欢在一部讲述恐怖分子要引爆核弹头的动作片中看到太多的家庭故事，但是这种巧妙的手法刚好是影片的关键所在。从影片一开始，家庭的世界就与恐怖分子阴谋搅在一起，Tasker和Gallagher指出，哈里·塔斯克（阿诺·施瓦辛格饰演）在影片中的第一句台词“宝贝儿，我到家了！”，不是对他的妻子海伦（杰米·李·柯蒂斯饰演）说的，而是对国家安全局的同事吉布（汤姆·阿诺德饰演）说的。哈里的新款监视设备抓到了女儿丹娜（艾丽莎·杜什卡）从他的钱包里偷钱，随后又被用于监视海伦与伪特工西蒙（比尔·帕克斯饰演）的会面，虽然这些家庭情节是为了制造笑料，但很清楚的一点是：从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个家庭需要被监管。后面的剧情进一步描绘了某种父权恐惧的本质，吉布向哈里询问有关他青春期女儿的性问题，问她还是不是处女，开玩笑说她可能需要钱堕胎，还提到了流行文化的消极影响（“她的父母是埃克索尔·罗斯和麦当娜”），对话发生在两人上班的路上，他们边说边通过了精心设计的高科技安检系统。后面的剧情再一次强化了男性对妻子和女儿的焦虑。比如哈里出现在了海伦的办公室，偷听到她正计划与西蒙共进午餐，还和同事一起演戏。大多数评论者已经强调了海伦与家庭生活之间的联系（有坏人嘲讽她是“苏西家庭主妇”），但是她也在家庭之外工作，免不了要和其他男人见面，还可能与其她女人结盟，因此也可以说影片表现了（异性恋）男性对妻子作为职业女性的焦虑。

《真实的谎言》剧照

《真实的谎言》不仅讲述了男性的焦虑，还表达了女性对传统家庭生活和枯燥白领工作的不满。哈里的诡计（国际间谍伪装成旅行电脑推销员）之所以奏效，首先是因为存在一个普通的、缺席的、工作狂的丈夫和父亲，因此这部电影可以被视为对于这种安排的批评，即使偶尔厌女（“女人——不能和她们一起生活；也不能杀了她们”）的吉布也在哈里怀疑海伦有外遇的时候出来为她辩护：“你在想什么呢，哈里？海伦是个有血有肉的女人，而你从来不在那。”在那个备受争议且让很多评论者感到不安的场景中（注：Travers考虑了这场戏的当代背景，“男性的施虐行为充当了爆炸间隙的喜剧笑料”，“在辛普森一案可能唤起了人们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之时，这部动作喜剧片要让我们笑出来，一个妒火中烧的丈夫密谋报复他那据说在外面乱搞的妻子，这让人感到很不安”）隐藏在声音调节器和单向玻璃后面的哈里有一股强大的未知的力量，他审问椅子上的海伦，海伦表达了对行动和冒险的渴望：“我只是想体验活着的感觉，做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情，被需要，被信任，感觉自己不一般，这会让我很开心。”

《真实的谎言》在表现这些恐惧和欲望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不过影片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让人不安，它让海伦加入哈里的行动，但是为了哈里（还有异性恋的男性观众），海伦要用一种相当传统的方式将自己色情化：影片后面的剧情中，海伦始终穿着性感的服装，有评论者说这是“乳房抖动”（Travers）。为了帮助哈里，吉布建议他采纳自己经常使用的方法，在生活“变得一团糟”的时候——专注于工作：“我们要抓恐怖分子，我们要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这样我们就会好受多了。”接着，影片像开玩笑一样将大国的外交政策和侵略行为与男性无法控制家人的焦虑结合在了一起，这还只是影片所使用的众多喜剧、恶搞和自觉的手法中的一种。但是影片没有任何内容对这种玩笑所涉及的立场提出真正的批评，就在海伦让哈里解释他的工作时，恐怖分子闯入了房间，这种次要情节一直持续到影片最后。至于恐怖分子，他们体现了最恶劣的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促使一些阿拉伯裔美国人在影片首映日组织了示威活动。

《真实的谎言》剧照

许多评论者认为，这部电影简化了恐怖主义，比如哈里将这些“赤色圣战”分子看作是一群“疯狂的精神病”，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真实的谎言》允许反派做出某种解释，但也只是敷衍了事，组织的头目阿齐兹（阿特·马里克饰演）对想象中的美国人发表演讲说，“你们杀死了我们的妇女和儿童，从远处轰炸我们的城市，竟然还敢说我们是恐怖分子！”作为回应，他要求美国从波斯湾撤军，否则每周都要用炸弹破坏美国的一座大城市。影片很清楚，美国的外交政策对某些观众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家庭友好型”的，因此，在这段演讲之后，阿齐兹因下属使用电量不足的摄影机而大发雷霆，比起演讲的内容，影片更想强调的是他暴怒的反应，反观哈里，他给旁观者造成麻烦的时候会不停地道歉，这种多次出现的笑料强化了影片对于阿吉兹“附加伤害”的态度。

可就算哈里和海伦一起杀死了数百名拉伯人，就算哈里在佛罗里达群岛上空用直升飞机救出了海伦，就算两人在拥抱的时候核装置在镜头的背景中“安全地”引爆，影片仍然没有结束，为了解决影片开头提出的焦虑问题，为了将这些焦虑与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联系在一起，为了恢复女儿对父亲的尊重，《真实的谎言》设计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麻烦，仍然控制着核装置的反派绑架了丹娜，哈里必须一个人去救她。我们看到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哈里偷了一架悬停喷气式直升机，并在市中心一座还未建完的大楼上方驾驶。（注：Mark Gallagher指出：哈里最后救出丹娜并制服恐怖分子的时候，影片将保护家庭和服务国家结合在了一起。）

Tasker认为，《真实的谎言》和其它类似的电影使用家庭隐喻来描述其他类型的关系，她在这些电影中看到了“其它类型的忠诚，另类的家庭以及更重要的工作社区”。在这些虚构的电影中，“政治修辞中特定家庭规范的意识形态不应掩盖社会生活和流行文化中亲属关系与社区结构的多样性”。我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但是Tasker提到的例子都是虚构的动作片，而我想转向纪录片，其中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例子，斯蒂夫·詹姆斯的《篮球梦》和黛博拉·霍夫曼的《一个乖女儿的抱怨》，它们体现了“流行文化中家庭想象的多样性”。

《篮球梦》海报

看第一遍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篮球梦》是多尔所推崇的“家庭友好型”电影，这部电影通过追踪贫民区的两名非裔美国青年（亚瑟·阿奇和威廉·盖茨）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的故事，表达了孩子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影片还有一个转变信仰的情节，其中一个男孩的父亲因盗窃和贩毒而入狱后，决定回归正常的生活。有评论者认为，《篮球梦》中的父亲要么缺席，要么在贩毒，所以符合新保守主义关于异常的黑人家庭的观点。Bell Hooks发现，“最终，《篮球梦》提供了一个保守的视角来说明如何在美国获得成功，在核心家庭里，要和家人一起祈祷、努力工作、不加批判地相信美国梦。”但是《篮球梦》同时也是一部过于灰暗的电影，它所提供的家庭和社区的积极构想与白人父权制的幻想相去甚远，因此多尔不会认可这部电影。

没有人在电影里获得真正的成功，亚瑟最后来到密苏里南部的大专上学，他在这只有七个黑人同学，而其中的六个都是篮球运动员，这很难算得上是成功。威廉在学业上表现得要更好一些，但最后对职业篮球生涯不再抱有希望。影片认真处理了亚瑟父亲博的信仰，但亚瑟凝视教堂窗外的镜头，还有博描述儿子对自己回家感到很小心的场景增添了影片的不确定性。实际上，《篮球梦》记录了穷人的挣扎，尽管他们非常努力，但只能勉强维持工资最低的工作，一旦公司裁员或健康出现问题，他们就会陷入贫苦（或选择犯罪）。

然而，《篮球梦》在描绘这幅灰暗的图景之时，也给出了关于家庭和社区的另外一种视角，它还证明了母亲的力量，拓展了家庭的观念，展示了如何在充满敌意的主导文化中保障家人的生存。尽管亚瑟一家生活拮据，但当亚瑟最好的朋友遭遇家庭变故时，他们还是收留了他，从大量的镜头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在体育比赛中支持他，在处理学校和其它机构的问题时也提供了帮助。John Edgar Wideman提到了一个让人感到痛心的场景，亚瑟的家人为了让学校公布亚瑟的成绩单不得不卑躬屈膝，还有一幕是亚瑟的母亲雪拉，去和老师讨论亚瑟在学校的问题。因此，与其他批评者相反，我认为这些男孩们的观点，正如威廉提到的，即认为打篮球是唯一的“走出贫民窟和上大学的途径”，未必就是电影的观点，这不仅是因为詹姆斯证实了高中和大学的体育项目会剥削黑人运动员，当他们表现不好的时候就会被抛弃，还因为片中的几个女人提出了可替代方案。比如威廉的女友凯瑟琳坚称自己上了大学，但她不用去打球。影片还记录了亚瑟的母亲从护士助理课程毕业的场面，这一段主要是为了强调雪拉对自己取得的成绩的喜悦（在班上名列前茅），还强调了亚瑟和弟弟对她的支持，最后一个镜头是在大厅后面拍摄的，画面中有好几排椅子都是空着的，没有多少人庆祝这位女性的成就，然而下一个画面的旁白告诉我们“体育馆挤满了人”，他们在等着亚瑟的下一场比赛，这种对比突显了美国文化过分关注体育和体育名人的扭曲现象。

《篮球梦》剧照

《篮球梦》不仅收获了大量的好评，还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在纪录片电影中相当少见，它在圣丹斯电影节获得了观众奖，入选了多个“年度最佳”电影榜单，且经常位列榜首，它赚了780万美元票房，比当时的任何一部纪录片都要多。Gene Siskel和Roger Ebert等影评人非常期待这部电影能够进入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但纪录片委员会并没有将其选为最佳纪录长片，他们对委员会提出了批评，且有失公正地通过暗示抨击了其它提名的影片，其中就包括黛博拉·霍夫曼的《一个乖女儿的抱怨》。

和《篮球梦》类似，这部电影初看起来也是“家庭友好型”的，PBS的P.O.V.节目认为这是一部关于阿尔茨海默症和照顾年迈父母的电影，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刚好在11月的时候声称自己也患有同样的疾病，刚好使得这一话题更具时效性。但这部电影的风格是高度个人化的，与《篮球梦》那种不强调创作者的美学风格很不一样，凭借这样的风格，《一个乖女儿的抱怨》最终拓展并批判了传统的家庭理念，且远远超出了多尔的狭隘观点。

《一个乖女儿的抱怨》不同于今年那些关注父亲的电影，它探索了母女之间的关系，记录了霍夫曼逐渐接受母亲患病的过程，幽默却又不失严肃地追踪了病情的发展和霍夫曼在各个阶段的反应。在演职员字幕出现之前，我们在镜头中看到了一个年长的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问她和母亲亲近还是和父亲亲近，她回答“我的母亲”，她有些困惑，然后问那个年轻的女人是否亲近她的父母，“我和母亲更亲近”，她回答，然后接着试探性地问到：“你知道我的母亲是谁吗？是你。”年长的女人惊讶地回应了她，然后出现了片头字幕。这段令人震惊，令人心酸的开场戏引出了电影的关注点——阿尔茨海默症、母爱以及母亲的失忆对霍夫曼身份感的影响。

《一个乖女儿的抱怨》海报

影片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霍夫曼对着镜头说话，还有它和母亲多丽丝之间的互动，其中穿插着各种档案镜头，记录了病情的发展以及霍夫曼否认、应对和抑制疾病的尝试，其中还有家庭照片和录像，证明母亲再也不能记住家人之间的关系。最初，人们可能不会产生是谁拍下这些坦白和互动的疑问，但是当多丽丝一直看着镜头，提到某个叫“弗朗西斯”的人时，说明她看到了摄影师，并暗示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影片大概在中间的时候，她们计划外出，多丽丝告诉女儿，“你会在这……和弗朗西斯，”接着画面切到户外咖啡馆，我们听到有人说“给我和黛博拉拍张照片，”突然，我们从多丽丝的视角和她的（更加不专业的）摄影中看到了霍夫曼和另外一个女人，她们笑得很开心，这次外出已经变成了出柜（outing）。影片让我们看到了霍夫曼的同居伴侣，弗朗西斯·里德（Frances Reid），承认了出生于异性恋家庭的霍夫曼选择了女同性恋家庭。关于这个问题，霍夫曼谈到了母亲多年来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进行斗争的方式，但是“她患病之后，就只关注最基本的情况了，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弗朗西斯……这个人对我很好……让我感到开心……这是好事……这个人对她很好……让她感到开心……很简单。”影片暗含了对于酷儿观众的认可，那些能够同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同性恋观众或许会意识到自己的异性恋假设或同性恋偏见。与《篮球梦》相比，《一个女儿的抱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Tasker所赞许的“亲属关系和社区结构的多样性”，同时挑战了多尔所提到的“家庭友好型”电影的狭隘观点。

对于这两部纪录片的创作者和批评者来说，创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责任的伦理问题非常重要，创作者应该如何界定他们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他们应该如何控制拍摄过程给拍摄对象带来的影响？下一节会讨论《天生杀人狂》和《烧蚂蚁的味道》，这两部电影的创作者对观众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暴力的原因和后果的问题，对于创作者和批评者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天生杀人狂》海报

《天生杀人狂》：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多尔认为充满暴力和淫秽情节的R级片《真实的谎言》是家庭友好型的，而《天生杀人狂》这部批评媒体大肆渲染杀人犯故事的电影是“堕落的噩梦”，许多权威人士对此感到不解或感到可笑。只是因为多尔没有像许多人说的那样看过这些电影吗？是因为施瓦辛格与共和党有关系吗？或者如Michael Tomasky所说，既然多尔提到的“家庭友好型”电影是今年最卖座的电影，那么这难道是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和宣扬“家庭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调和在一起的绝望尝试？

对电影暴力的谴责往往有着双重标准，Christopher Sharrett写道：“对暴力和大屠杀的文化再现……明确复制了主流意识形态……很少受到国家权力机构、宗教组织或私营部门的强烈谴责。”然而，“那些批评暴力以及讨论暴力对历史和当代文明造成影响的电影或其它媒体往往遭到审查或各种形式的公共谴责。”Karen Schneider认为，在1990年代的一些动作片中，暴力可以修补破裂的家庭关系，“大多数人反对的不是暴力本身，他们反对的是破坏父法（Father’s law），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的破裂体现并恢复了父法。”我认为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比如前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会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琳恩·切尼支持多尔对《天生杀人狂》的看法，她描述了其中的一场戏：“男主角把他女朋友的父亲淹死在鱼缸里，还把她的母亲绑在床上，用汽油将她活活烧死，同时，一个沙哑的、充满笑声的音轨告诉观众，这次屠杀是世界上最好玩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的解读不仅忽视了这场戏的怪诞风格的意义，还忽视了父亲的乱伦和虐待行为，正是这种行为激起了主角的愤怒和复仇。

《天生杀人狂》叙述了米基（伍迪·哈里森饰演）和梅乐丽（朱丽叶特·刘易斯）疯狂杀人的故事，这两个连环杀手之所以声名远扬，主要是因为八卦炮制者韦恩·盖尔（小罗伯特·唐尼）和他的栏目“美国疯子”。这部电影的主题，还有它那疯狂的、破碎的、反幻觉的风格，不仅有力地讽刺了媒体（尤其是电视）对杀手的大肆渲染，还探索了当下后现代生活中的暴力的根源。《真实的谎言》在嘲笑主人公以维系父权制的名义来监视和震慑这个家庭的同时，也对这种做法给予了肯定的态度，但是《天生杀人狂》明确指出了家庭暴力和父权家庭要为多尔和切尼等人所谴责的“盲目暴力”负有一定的责任。两起谋杀案发生之前，导演奥利弗·斯通插入了一些黑白画面，表现了梅乐丽被父亲虐待，米基被父母虐待，他还把盖尔对米基的监狱采访放到了美国橄榄球超级杯大赛之后播出（盖尔说：“这些家伙想把他们妻子的头揪下来。”），从而进一步地在暴力崇拜与体育活动之间建立了联系。

《天生杀人狂》剧照

尽管如此，斯通在努力解释他的主角的暴力时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他们感觉米基和梅乐丽太有同情心，也太有吸引力了，而他们杀害的人都太无情、太令人反感了，破坏了昆汀·塔伦蒂诺最初剧本中的讽刺效果，也破坏了谴责媒体吹嘘他们的故事的目的。这些批评者还认为，斯通塑造的动物捕食者/被捕食者或恶魔的形象削弱了将暴力根植于童年虐待的企图，削弱了夸张报道的冷酷媒体的形象，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样的形象支持了当时广为流传的关于犯罪的生物决定论的解释，强化了穷人先天智力低下的观念，Richard J.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的备受争议的畅销书《The Bell Curve》就提到了这样的观念（注：被用来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政策和犯罪行为辩护。）

影片结尾关于暴力根源的立场更让人困惑，米基和梅乐丽让盖尔成为了最后的受害者之后，斯通试图将这个虚构的故事与真实事件联系在一起，先是一个虚构的女主播的镜头，随后切到了梅内德斯兄弟、托尼亚·哈丁、罗瑞娜·博比特、O.J.辛普森和罗德尼·金的纪录片片段。如Stephen Prince所说，“这是一连串让人感到困惑的图像，1990年代，这些人由于大量的犯罪和审判报道而成了媒体明星，但是除了这种一般的联系在外，影片无法解释这些案件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问题。”Sylvia Chong认为：

斯通模糊了虚构与事实的界限，最终让真实事件看起来像是虚构出来的，而不是让虚构出来的事件看起来是真实的，比如，他将博比特对家庭暴力的报复和金遭受的警察暴力，与辛普森施加的家庭暴力和FBI对特克萨斯韦科市所使用的不合理的武力并置在一起，因而“暴力”这一能指简化了这些事件的背景。斯通抹除了暴力行为之间的差异，给人的感觉是，所有暴力看起来都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暴力存在于符号系统之中，而这里的暴力行为不再有任何区别。

Chong认为，这种暴力行为的“无意义”的修辞是有关暴力话语的主要特点，它妨碍了我们对暴力的不同成因和不同后果的理解。虽然《天生杀人狂》存在问题和争议，但我还是要为这部电影进行辩护，我认为它以严肃的态度分析了当代的一些现象，以此来质疑针对这部电影的审查、谴责或起诉（注：《天生杀人狂》在1990年代引发了许多关于模仿杀人和伤害行为的诉讼案）。

Steven Pizzello描述了《天生杀人狂》的开头场景，一个男人挑逗梅乐丽的时候，她“像被一根棍子戳了很多次的蝎子一样愤怒”。今年的另外一部探讨暴力的原因和后果的电影也出现了这样的隐喻，在杰伊·罗森布拉特的《烧蚂蚁的味道》中，一只受到威胁的蝎子用自己的毒液毒害自己，代表了一种破坏性的和自我毁灭性的男子气概。但是斯通的《天生杀人狂》是大制片厂华纳出品的豪华大片，而罗森布拉特的电影是只有20分钟的小成本实验纪录片，公共艺术资金才有可能资助这样的电影，而保守的共和党人想要取消这类资助。

《天生杀人狂》剧照

这部电影使用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教育片中的真实镜头和第三人称的自传式旁白，叙述了从婴儿到青年时期的暴力和虐待狂行为的男子气概的建构。严格的儿童养育方式，尤其是对于男孩，要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能表现出愤怒，男子气概的定义是对女性的否定，鼓励竞争而不是合作，利用同性恋恐惧使其遵守男性规范，这些都被认为是男性对昆虫和其它动物、更弱小的男孩、最后是成年女人发起攻击和实行统治的原因。和《天生杀人狂》类似，《烧蚂蚁的味道》将家庭暴力看作是其它类型暴力的一个诱因：“他父母总是吵架……他父亲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他父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气……这个男孩永远都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决定……他父亲因为他而生气。”男叙述者在一个小男孩和一对生气的夫妇的镜头中说道。但是与《天生杀人狂》不同的是，这部电影很少因为将暴力归咎于底层白人而受到指责，一是因为这些真实镜头代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和父亲，二是因为罗森布拉特认为，暴力是建构霸权（不是异常或恶魔般的）男子气概的核心要素。      

将第三而不是第一人称叙述用于一种自传性的话语，再将这种叙述与真实镜头并置在一起，而这些真实镜头与正在叙述的事件有着间接的关系，但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去说明这些事件，这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交叉在了一起。比如在一起事件中，叙述中的“男孩”和一伙人欺负一个弱小的同班同学，叙述者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场景（五年级的时候，他们欺负这个可怜的小孩……艾伦·杜布罗……笨蛋、无能、迟钝、同性恋……），这似乎来源于个人的记忆（注：罗森布拉特在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不可思议的是，他找到的电影叙述人Richard J.Silberg也参与了这次事件）。影片还使用了一群男孩奔跑、跳上汽车、打碎冰块和玻璃的真实镜头，这使得影片唤起了其它霸凌和暴力的例子以及，随之而来的男子气概和羞耻感。这些场景和结尾处的献词（献给我所有的兄弟）将创作者个人与他同代人的其他男孩的记忆和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在《天生杀人狂》的导演剪辑版中，斯通在开头为自己的电影辩护，他反对那些批评者声称“这部电影美化了暴力，这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这样说，就是在试图扼杀传达信息的人，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电影人的错，电影人竭尽所能地反映他所看到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在文化上处于一种非常暴力和破产的状态。”但要注意的是，斯通在连续质问那些塑造主人公意识的暴力图像时，他在其中插入了自己编剧的《午夜快车》（1978）和《疤面煞星》（1983）的镜头，这表明，与斯通的陈述相反，电影人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反映”。 

显然，罗森布拉特在探索（男性）电影创作者维护压迫性的霸权规范时走得更远。《烧蚂蚁的味道》多次出现了一个男孩拿着电影摄影机的画面，此时，叙述和真实镜头结合在一起，在电影创作者与共谋者联之间建立了关联。“他不是恶霸……他不是受害者，”当摄影机摇摄一排学生时，叙述者说道，“他在队伍的最后。”切到一个近距离的镜头，接着出现了另外一个男孩，他在使用一台三脚架上的相机。“他是一个观察者。”紧接着是一群男孩殴打另外一个男孩的真实镜头，“他又出现了。”一个定格镜头，然后切到了真实镜头中的一个细节，另外一个男孩在殴打受害者，“一个共谋者。”通过挪用和操纵真实镜头——放慢速度、强调细节、循环重复——通过对真实镜头叙述的重新语境化，罗森布拉特表明，电影创作者不仅在观察，他还能参与，还能评论和批评。

《烧蚂蚁的味道》剧照

结语

无论如何，今年的电影成为了这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文化战争的武器，成为了解释过去、分析当下、引领国家未来的工具。Natoli认为多尔的言行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话语”，掩盖了日益贪婪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恶果，随之而来的是，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他强调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语，那么更为明目张胆的政治努力将“受到反话语的攻击”，这样的反话语出现在了今年的一些独立电影之中，也出现在了受欢迎的电影所引发的辩论之中。多尔的谴责促使Wideman、Britt和Pollitt这样的批评者指出了审查和贬低非主流艺术形式的悠久历史，揭露了多尔的虚伪，他“谴责的那些电影中，虚构的角色所使用攻击性武器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支持的。”（注：Katha Pollitt说她“想知道多尔是如何将他的反暴力立场与他对全国步枪协会和推翻攻击性武器禁令的大力支持协调在一起的。”）还表明了多尔的自相矛盾，他一边试图砍掉可成为替代方案的公共资助，一边破坏市场所提供的东西。多尔的观点，以及更重要的、更深刻的对于这些人的回应，打破了流行文化作为非政治性娱乐的神话，使得反对者声音进入辩论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