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Lot 1674
明晚期
黄花梨无束腰马蹄足石面诗文琴桌
116x59x89 cm
来源:
巴黎Jean-Pierre Rousset(1936-2021)旧藏;
重要私人藏家珍藏。
估价 ESTIMATE:
HKD 6,200,000-7,200,000
木石之约——家具用石小考
山西沁水下川发现的石磨盘 17000年前 河南博物院
石磨盘及磨棒,裴李岗文化 河南博物院
河北郸城出土的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泰安县旧县村汉画像石墓出土石榻、望都2号墓出土合榻、临淄商王村2号墓出土石榻、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出土石案石榻等等,说明石制家具在汉代已经进入人们的生活。
西汉石榻和东汉合榻
其后石制家具的品类渐渐增多,例如湖州市白龙山汉六朝墓出土石屏风,山东巨野前贺庄西晋画像石墓出土石几。
在北方,不少于13座南北朝墓葬出土石制围屏床榻。这些榻床的围屏,通常雕刻精美生动的图案,这种石板上雕琢装饰的习惯延续至隋唐,安阳市博物馆藏隋代麹庆墓石屏风,不仅在屏面上浮雕车马出行的场景,座墩上也以卷草为饰。
麹庆墓石屏风 安阳市博物馆
唐宋时期是我国家具的发展完善阶段,石制家具的形制也随着多样,椅类和桌案类都有实物出土。五代康陵石供桌,1996年浙江省临安市玲珑街道祥里村后晋天福四年十二月(公元940年)康陵出土。桌面呈方形,四角委角,底座四面壸门托泥,是早期箱式壸门结构的遗韵。
五代 康陵石供桌
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了北宋绍圣、宣和年间的石桌石案石椅石屏风等,与宋明时期的木质家具形式基本相同,其中石灯挂椅系有椅披。
宋 河南方城盐店庄村宋墓出土石椅
这些石制家具,多数属于明器。而供人日常生活使用的石制家具,通常是木石相结合的。两宋之前,暂未查到木石家具的实物和资料。最早的相关文献记载,见于南宋皇族赵希鹄的《洞天清录》:「琴案须作维摩样,庶案脚不碍人膝。连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于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为第一。次用坚木。厚者为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壮,更平不假坫扱,则与石案无异。永州石案面固佳,然太薄,板须厚一寸半许乃佳。」维摩样,即指维摩诘经变图中常坐的箱式榻,与前述康陵石桌的底座类似,但应非石制,否则不用单独强调「宜石面为第一」。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和万历年间屠隆《考槃余事》皆延续赵希鹄的说法。
琴桌以石为面,最好的例证当属宋徽宗《听琴图》中的琴桌。虽然《听琴图》的作者尚存在学术争议,但其创作年代在政和年间已成定论,自然真实的反映北宋末期的家具形态。图中琴桌的桌面呈青黛色,并带有细腻的花纹,基本可以断定为某种石板。
宋徽宗《听琴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
宋代洪迈编撰的《夷坚志》载:「乾道初,内侍陈源坐罪谪郴,诏籍其家赀出鬻,将作吕丞义卿得二物:其一琴台,虢州月石所作,色紫而理细,茂林修竹,江村小景,工妙不可名状。」宋徽宗的琴桌面心色泽纹理,与洪迈所说的虢州月石极似。
木桌石心的另一个佳例,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佚名《婴戏图》轴。画中描绘一群孩子表演傀儡戏,其中一个孩子操纵木偶,另外两个击鼓打镲配乐。木偶戏的舞台则是一张放倒的朱漆小案,案的形制简雅,但雕饰华美富丽。案面嵌装石板,淡绿的底色,纹理如雾霭中的山峦若隐若现,仙气氤氲。
宋 佚名婴戏图轴 台北故宫
由文献和绘画影像可见,至迟在宋代,木质家具镶嵌石材已经出现。但文字和图像仅限于石材平面装嵌于桌面案面。虽然有苏轼《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等宋代诗词,提到过石屏风,但无法判断诗词中的屏风是纯以石制,还是木质嵌石。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宋代并未出现木质屏风的屏芯用石板立面装嵌。
目前已知最早的装嵌石面的实物,是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一对顶牙罗锅枨平头案,朱檀葬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该案目前收藏于山东博物馆。
鲁荒王朱檀墓出土
朱檀入土的前一年,曹昭的《格古要论》成书,书中「异石论」一章提及15种石材,有桂川石、太湖石、英石、霞石、乌石、鬼纹石、石琉璃、云母石等赏石。而可「锯板」用于装嵌「桌面砚屏」的石材,有竹叶玛瑙石、土玛瑙、红丝石、南阳石、川石、湖山石等6种。大约70年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书成于天顺三年(1459))在《异石论》中加入灵壁石、永石(即祁阳石)、试金石、昆山石4种石材。
因此可知,以石板镶于屏风的立面装嵌做法,在明初洪武时期出现,但可能不早于宋代。而我们熟知的大理石,在王佐著书时尚未出现。因而可以推知,大理石用于家具的年代不会早于明天顺。有专家学者根据文征明《真赏斋赋》中提及的徐溥旧藏大理石屏猜测,大理石屏风最早制作于成化、弘治年间,这也印证了曹昭、王佐著书时,大理石并未广泛使用,其出现年代晚于玛瑙石、南阳石、永石等。
明清之际,嵌石桌案、屏风、罗汉床、架子床、香几等家具大量出现于绘画当中,如镇江本及大都会本《杏园雅集图》、《五同会图》、《甲申十同年图》、《玩古图》等等。《上元灯彩节》中,宽绰的街道集市上,各类家具当街售卖,清晰可见多数家具镶嵌石板装饰,足见当时嵌石家具何其风靡。
明 佚名 上元灯彩图
前述宋代佚名《婴戏图》的面心石材,从底色花纹来看,极有可能是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异石论(书成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提到的南阳石,也称为绿石:「纯绿花者最佳,有淡绿花者、有五色云头花者皆次之。性极坚细润,锯板可嵌卓面砚屏。」
明晚期黄花梨无束腰石面诗文琴桌,面心所嵌正是这种绿石,是明早期就已广泛使用的家具嵌石。
该桌选材精良,造型肃穆清秀,挺拔俊雅。整块石板选料尤为难得,色彩绚烂,层次分明,周匝的纹路如碧波荡漾,中间的淡绿色花纹,如落入碧波的繁星,划破湖面的宁静,卷起千堆雪,波谲云诡,充满诗意和遐想。
更为难得的是,彼时的主人,将心中念想铭刻于案面一角:「质赋衡峰贞,似玉温而理莹,而礼弍奏,虞弦熏风更续,人对明光伫瞻,补牍。」
铭文中的前半段大意为:「石纹天赋资质与衡山相似,其质地坚贞又温润如玉,是一块光洁像玉的石头,温和而美好。」表达对桌面绿石的喜爱之情,殷殷切切。
而「虞絃」则有所特指。《礼记·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因而以「虞弦」泛指琴。明代高明《琵琶记·琴诉荷池》:「强对南薰奏虞絃,只觉指下餘音不似前。」 明何景明《题严内翰赐扇》诗曰:「象轂银鐶倍光宠,好扬薰风助虞絃。」明代诗词中的熏风、虞絃,与石上铭文中的词语何其共鸣:「在和暖的东南风里抚着琴弦。」最后「亦可伫立于宫殿,临视奏章。」则是读书之余的遐思远眺,表明主人手不释卷。
铭文突出了抚琴和阅读的双重用途,因此可知其既是琴桌,也是书桌。前文中两条宋代的史料均与琴桌琴台有关,也恰恰为这件琴桌做出最好的注脚。
家具的使用功能常常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除了特定场合量身定制的家具外,桌案类家具的功能多样。比如金瓶梅中反映出明代人生活与今不同之处,是喝酒与吃饭是两件事,分别进行的,基本都是先吃饭,待残羹剩菜撤下,再上下酒小菜喝酒。同一张方桌,吃饭的时候叫饭桌,喝酒的时候就叫酒桌,不会因为吃完饭再喝酒时特意换一张桌。所以有时我们非要给一件家具加上一个功能性的名称,是不科学的。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对琴桌的释义为:广义指不同尺寸的条桌,狭义指专为弹琴而制的桌案。《鲁班经》中有「小琴桌式」,相对而言应该有大琴桌。因而琴桌的尺寸不一,比如故宫藏两件漆木琴桌,高度为71厘米,而上海博物馆的黄花梨琴桌,设有音响,专为弹琴而制,高度却为82厘米。足见琴桌的尺寸并无一定之规,适合弹琴就好。从本品的尺寸看来,该桌是为主人量身定制,因而该桌的高度与常见的不同。
铭文后刻「朝文」印,经查,朝文为明代武进人徐纮之字,弘治庚戍进士,以刑部郎出为广东按察司佥事。徐纮曾编著《明名臣琬琰录》,被收入四库全书。
两年前,一件项元汴款黄花梨镶大理石带屉板小香几,拍出4000余万元的善价,可谓一字值千金。
本拍品为巴黎Jean-Pierre Rousset(1936-2021)旧藏,购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最具代表性的文人家具,望藏者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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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吕人和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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