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外亦作戏中人 | 橙子·早茶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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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2024-09-28 14: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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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4夜
除商业演出外，京角在上海还常应本地名流之请参加非商业性演出。这些演出大致可分为堂会和义演两类。堂会在中国历史悠久，而公益性戏曲义演则是20世纪初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两类演出都盛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地方名流与京角互动的重要空间。如果说本地精英的支持确保了京角在沪商业演出的成功，那么京角对非商业性演出的参与则使一些名流人士获益匪浅。作为戏曲最早的演出形式之一，堂会通常由殷富之家于宅邸中举办，目的多为庆祝喜事，观众基本限于家人和亲友。晚明时期，堂会日益盛行，富家大户常蓄养家班，可随时演出，而宫中专为皇族和大臣而举行的戏曲演出则堪称最盛大的堂会。在民初的北京和天津，堂会戏异常风行，几乎每天都有，举办者竞相邀请名角参加演出。随着京角身价的飙升，一台体面的堂会经常要耗费万元以上。民初，堂会在上海日趋盛行。除了少数寓居租界的前清遗老外，堂会的举办者多为20世纪早期新崛起的地方名流。京角参加之程度是衡量堂会规格档次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像今日各类活动必要邀请大咖来抬高活动的格调，所以举办者都竞相邀请当红京角献艺，借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早在1913年梅兰芳与王凤卿首次至沪时，金融家杨荫荪即邀请二位在其婚礼堂会上登台表演。时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界巨子和帮会头目举办的堂会有时景况更盛，其中最著名的是杜氏祠堂堂会。1931年6月9至11日，为庆祝杜氏祠堂落成，杜月笙举办了一场持续三天、规模空前的堂会。几乎所有的当红京角都到沪参演，天蟾舞台则完全停业，全体演员皆为堂会服务。除余叔岩未能到场外，其他如旦角演员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生行演员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谭富英，武生演员杨小楼、李吉瑞，小生演员姜妙香、金仲仁，老旦演员龚云甫，丑角演员萧长华、马富禄，以及南方名角麒麟童、刘奎官、赵如泉、小杨月楼等京剧名家，全都到场，来了个京剧界的“群英会”，连演三天三夜，六堂京剧。此次堂会在上海乃至全国都轰动一时，众多当红京角的联袂参加，既象征杜月笙异乎寻常的权势，也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或许正是由于京角们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意义，杜在合影时竟让他们坐于前排，自己则和本地名流们站立其后。如果说京角在堂会中登台可为主人增添颜面和名望，那么他们参与义演则无疑有助于提高演出组织者和邀请者的社会声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帮会头目在内的地方精英愈发热心于慈善活动，公益演出因之大盛。青帮头目经常在邀请京角参加义演的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势力庞大，京角在沪演出赖其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试图借此重塑自己的公共形象。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些青帮头目已不只拥有巨大的财力和势力，同时还在政治上取得了颇为显要的地位。他们希望改变以往“法外之徒”和“残忍暴力”的形象，公益活动为之提供了一条“捷径”。以杜月笙为代表的青帮头目们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在半殖民地上海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获得了“大善人”的称号，经常被与其他社会活动家相提并论。自己经营数家剧场的黄金荣经常组织慈善演出，并邀请受其剧场之聘在沪演出的京角参演，黄因此赢得了“有求必应”的赞誉。杜月笙和张啸林有时也组织义演并邀请京角参加。1931年6月杜氏祠堂的盛大堂会结束后，黄、杜、张三人请部分京角在黄所经营的大舞台义演三天，为赈济江西饥荒募款。据报道，此次演出票价定为10至15元，共募集27000元，黄金荣仅收取了剧场开销的1/3，剩余钱款全部捐出。此类义演具有较好的社会效应，无疑有助于青帮头目们改善公共形象。更多时候，青帮头目是受各种社会团体之托而出面邀京角参加义演，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声誉，而且加强了他们与本地乃至外地精英阶层的联络。此时，京角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体现了青帮的权力和社会运作能力。有时，青帮头目还出面邀请京角参加由政界要人发起或政治色彩浓厚的公益演出。如1930年12月，宋美龄和数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请黄金荣出面，在大舞台组织一次由梅兰芳领衔的大型慈善演出。1936年，为庆祝蒋介石50岁生日，各地发起“购机祝寿”运动。是年6月，黄金荣和杜月笙邀请马连良和章遏云在黄金大戏院举行两天的募款演出，为上海地区购机募款。这些义演为青帮头目们加强与政界的联系、捞取政治资本提供了一种特殊渠道。在民国上海，京角的参演几乎是一次体面的堂会或重要的义演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参加堂会通常会得到丰厚的报酬，义演则可为之带来社会名誉。但京角们没有拒绝这些名利的自由，因为他们不敢冒犯出面邀请的地方名流，后者的权势可以对其在上海的商业演出施加巨大影响。最著名的例子是余叔岩，他是极个别拒绝杜月笙邀请、未参加1931年杜氏祠堂堂会的当红京角之一，其代价则是有生之年再未到上海演出。由此可见，地方精英支持和追捧京角的前提，是后者可被利用来为自己利益服务。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在社会中的流转，同时也造就了京角在名利场中的沉浮，戏中人说笑怒骂情感恣意，戏外人却仍有条条框框要跋涉。
魏兵兵《娱乐政治：京剧与民国前期上海精英阶层的形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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