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好东西》今天上映，在点映期间就已经豆瓣开分9.1，而我们也非常开心的是，第一时间就看了超前点映（并且后面又看了两遍实现了三刷，是不是很变态）的编辑屁颠屁颠告诉我们，电影里强势出镜了我们去年出版的一本书《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而且是以直播间“带货”的形式——宋佳饰演的王铁梅在她工作的直播间，喊出了那句无数带货主播说出的话，也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期间听得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的话，“现在就下单这本——”
当天晚上我们就云放了鞭炮。
当然，值得兴奋的不止这个，影片中讨论的问题也和“职场女性的无偿劳动”强相关，包括一些爆笑的“梗”和整部电影中最最爱的听录音片段。考虑到有些读者还没看，本着不剧透的原则，今天我们摘录了《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书里的片段，希望情绪劳动能被更多的人看见。因为被看见，就是前进的第一步。
到底是谁的工作？
（节选）
我之所以长久以来一直以为情绪劳动是全职妈妈的议题，是因为这种失衡状态发生在全职妈妈的身上时，至少还有文化脉络可循。什么是“女人的工作”（情绪劳动）和什么是“男人的工作”（有偿劳动）都是旧有的父权观念，所以我们很容易以我的传统角色是全职妈妈来合理化这种状态（虽然这样做是不对的）。在托卡的家中，则是墨西哥的传统促成了这种观念。然而随着采访的女性越来越多，我发现，“情绪劳动是女性任务”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普遍。尽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一直鼓励女性追求理想的男性典范，并告诉她们，她们也可以在职场上达到自己渴望的任何状态，但她们并未摆脱回家后依然等着她们完成的情绪劳动。职场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角色，但并未改变一个事实：无论女性在社会里发展到什么地位，情绪劳动依然紧黏着她们。我们的文化依然不重视这种劳动，依然觉得女性应该料理这些。
职场妈妈和全职妈妈以不同的方式背负着同样的重担。上班时间，她们花钱请人来做这些情绪劳动（通常是托儿服务，有些人可能会花钱请人到家里打扫或做其他家务）。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社会多么不重视情绪劳动，只要看妈妈不在家时，我们如何填补那些空缺就明白了。那些工作的酬劳都很低，几乎都是由妇女担任，尤其是有色族裔的妇女，这也是这类讨论中常被忽视的关键。金伯莉·西尔斯·阿勒斯在《Slate》杂志上发表的《重新思考有色族裔女性的工作与生活平衡》（Rethinking Work-Life Balance for Women of Color）一文中指出：“从古至今，白人女性一直利用有色族裔女性的劳动，来减轻自己的家庭负担，解放自己，以便投身企业和公职。简言之，非裔、西裔、亚裔美国妇女的劳动，提高了白人妇女的生活水平。所以若要谈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我们就应该明确指出，许多有钱的白人女性是站在有色族裔女性的肩上才达到那种平衡的。”她指出，工作的黑人女性中，近28%从事服务业，那些一直是美国薪水最低的岗位。她也写道：“女性政策研究协会的报告指出，该职业群体涵盖范围很广，里面的工作往往缺乏带薪病假之类的重要福利。”我们谈到“母职的重要工作”时，可能偶尔在口头上支持情绪劳动，但是当母亲从事这些劳动时，我们显然不想为这些实际的劳动支付高薪。我们不重视服务业的劳力，这种轻视反映了美国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但除此之外，那种轻视也明显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对情绪劳动的态度。
这并不表示职场妈妈就可以免于承担情绪劳动，或过得比较轻松。职场妈妈依然有许多情绪劳动是无法花钱请别人做的，她们必须在下班后继续完成。很多情况下，她们连上班时间也无法稍微摆脱情绪劳动。那重担一直在等着我们扛起，有时甚至由不得你回家再做。万一孩子或伴侣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总是随叫随到。我们必须在脑中想着所有的细节，以便随时准备好从事情绪劳动，但当我们随时惦记着那些事情时，难免干扰上班的节奏，也占用了我们的大脑空间。更何况有些职场妈妈跟我当全职妈妈时一样，有同样的完美主义冲动和内疚感，或许她们比我更严重，因为她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家里“做所有的事情”。职场妈妈确实在上班时可以暂时从情绪劳动中抽离，但是那并不表示她们的处境就一定比全职妈妈好。
《摩登家庭》里的Claire Dunphy，从全职妈妈到职场妈妈
在外工作的女性对这点再清楚不过了。有趣的是，2012年《健康与社会行为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全职工作的妈妈其实比兼职或全职妈妈的压力更小，但差别不在于是否有全职工作——有全职工作可以减少一些在家里从事情绪劳动的时间，那种情绪劳动通常是最累人的——但，对于全职男性来说，情况就不同了。那项研究指出，男性在家里比较快乐，但女性上班时比较快乐，原因可能有两方面。男性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所以他们在职场上涉及的利害关系较高，家仍是他们的避风港，尤其他们在家里还不需要承担太多的情绪劳动。然而女性回家后通常面临更多的工作，得为夫妻关系及家庭承担情绪劳动。所以，原因不是女性在职场上没有压力，而是女性是家中唯一承担情绪劳动的人。
不仅如此，从来没有人问过男人“能否兼顾一切”，相反，有数百篇文章探讨女人能否兼顾一切。那个问题暗示了一个棘手的事实。我家合格吗？孩子快乐吗？婚姻幸福吗？在尽可能发挥潜力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想在职场上表现得完美，也想在家里成为贤妻良母。我们感受到成为最佳母亲、最佳配偶、最佳职场妈妈的强大外在压力，即使我们知道那些压力正在伤害、打击我们，使我们精疲力竭。
2013年，朱迪丝·沃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选择退出的一代希望重返职场》一文。
文中提到女性无法重返职场，至少无法以同样的薪酬水准回归职场。她描述了一群女性离开高收入、高名望的工作，回家照顾孩子，几年后她们才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她们离开了重要的工作岗位，离婚后才发现以前的美好工作并没有在等着她们，现在她们已难以自力更生。那些为了母职而改做比较轻松的工作，或是干脆离开职场、把重心放在家庭的女性，为职业生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选择较少的女性（例如像我以前从事的零售工作没有产假，生产就必须离职），则缺乏弹性的选择。对很多女性来说，她们连在职业生涯上妥协都不行，但放弃情绪劳动也不可行。总要有人担负起情绪劳动，那份工作向来是落在女性肩上。无论女性做什么（不管是在事业上全力以赴，或是在家庭上尽心尽力），女性似乎都面临同样的情绪劳动困境，必须做那种无形又累人的工作，而且永远无法脱身。大家对女性的时间、心神、精力似乎有无尽的要求，而且还要求女性面带微笑，只因为女性“先天”在这方面应该比较在行。但实际上这些事情没有谁“先天”比较擅长，情绪劳动之所以变成女性的责任，是因为几百年来这种社会建构一直未受到管控。这不仅伤害了全职妈妈或职场妈妈，不仅伤害了女性，也伤害了所有人。
“情绪劳动是女性专属领域”这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导致男性很难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角色。弗里丹在《第二阶段》中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男性开始体验“男性迷思”，渴望拥有女性那种比较丰富的生活体验，却依然遭到排斥，无法充分地投入持家及养儿育女中。弗里丹写道：“为了做到真正的取舍，家庭和持家属于‘女性世界’、工作（以及政治和战争）属于‘男性世界’这种鲜明的区隔必须重新划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难为了包容性而重画这些分隔线。我们不仅让大家依然默认女性承担许多的情绪劳动，也导致男性忽视他们可以（也应该）在家中扮演的角色，以至于无法参与讨论。
异性恋面临的预期落差，是社会学家所谓“停滞的性别革命”的一部分。有职业的女人也必须照顾周遭的每个人，因为我们依然误以为情绪劳动是女性身份的必要组成。不管谁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照顾家庭和孩子的男人都算是例外，而非常态，因为我们仍然不觉得男人应该扮演这种角色。诚如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在《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一书中所写的：“性别的问题在于，它规定我们该怎样，而不是肯定我们是怎样。”随着愈来愈多的男性和女性在职业生涯中日益走向五五分的局面，两性在情绪劳动上的不平等，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造成伤害。虽然这不是异性恋专属的问题，但这是一个父权问题，我们需要摒弃“谁该承担情绪劳动”的老旧观念，因为答案是所有人都应该承担。以适合每个人先天优势的个人化方式来平衡情绪劳动，就是开启一扇门，以通往最真实、最完整的自我。男性和女性在相同的文化中长大，但不同的角色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在心中，那种传统的两性角色无法让我们从人类体验中得到应有的满足。我们应该摒弃这种无法让我们一起进步的角色，明白这些性别角色不仅伤害了我们的关系，也伤害我们体验生活的方式。
《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
作者 (美)杰玛·哈特莉
译者 洪慧芳
出版日期 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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