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图，尤其是1940年华北百团大战和华中枣宜会战之后的日军占领区情况，我们会在地图的右下角发现一块令人嗟叹的绝地，那就是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称谓的福建，以及同隅于武夷山山脉的广东、江西部分地区。
战时的福建作为沿海省份，始终处于抗战前线，但却兼具前方和后方的特点。不同于业已全面沦陷的中国东北四省，或是敌伪顽犬牙交错的山西，亦或是反复在烽火线拉锯的湖南，福建战场其实很难被简单定义为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
1944年“豫湘桂战役”结束后，由于海峡对岸是已经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岛，所以1945年初的福建俨然已被重重包围。国共两党在福建各自领导的抵抗策略亦进行调整，以配合太平洋战场的盟军动向。
1931-1945年的福建战场完全作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剖面加以描述和分析，而且很难想象正值危急存亡之秋，福建上下竟罕见地推动一系列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而解释福建这一特殊现象，却不应仅聚焦于近代，还应带有更长程的视野窥之。
古代福建的外贸结构与海商集团
南朝史学家裴骃的曾在注释《史记·夏本纪》时有“按，‘南海’即扬州东大海，岷江下至扬州，东入海也。”曾几何时，古人的南海概念以长江口为坐标原点。秦始皇至浙江“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大多地广人稀，对外辐射力较弱。即使是颇具雄心的越王勾践也承认，衢江-会稽山一线以南，既没有水草丰美的牧场，也没有平整开阔的农田。从长江口到岭南，皆是“以船为家”的百越民族。
太平洋季风给福建带来丰沛的降水，潮湿的气候使福建山地在唐五代以前覆盖着茂密的热带雨林。名冠东南的武夷山脉绵亘两千多里，多数山峰都在1000米以上，最高处海拔2000米，是江西与福建的分水岭。
在福建山区北端，东面的鹫峰山脉与西面的武夷山脉合抱，形成仙霞岭等著名的大山，从而将福建与浙江南部分割；在福建的南部，博平岭横亘于闽粤之间，形成崎岖的山路，使两省交通十分困难。
在武夷山脉和鹫峰山脉之间，是著名的闽中大裂谷。裂谷两侧还是连亘不断的丘陵山地，裂谷底部，海拔从800米左右降到80-100米之间，分布着较多的平原河流。这些河谷盆地覆盖着河流带来的腐朽质泥土极为肥沃，是福建主要的粮食产地。
福建山区的西部，有一些山口可以通向外省，西面是通向江西的杉关、分水关，北面是仙霞关，南面汀江河谷向东南通向广东的梅州、潮州。闽江及汀江的源头，是汀州的首邑——长汀县。
武夷山及其余脉构成福建的自然屏障，在这条山脉以西，河流多进入赣江，这条山脉以东，众多的河流最终都注入台海周围。这些河水流量较大，由高山一泻而下，异常湍急，只可通行小船。
人们常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但巴蜀一带的山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周围。穿越部分区域之后，就是一马平川的成都平原，而福建省几乎无处不是山地，只有沿海附近存在着零散、狭小的小块平原。
福州平原、莆仙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其中居于首位的漳州平原面积仅为850平方公里，甚至不及一个黄淮地区一个小县的面积。可每一块小平原又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地理风貌。
叠加历代中原移民通过武夷山隘口或海路进入福建的时间不同，山川阻隔，造成福建是全国方言和习俗最为复杂、多样的省份。譬如闽南话、闽东话、闽北话和客家话，互相之间几乎无法交流。
因此，福建的历史亦可分为三个阶段。其第一个阶段属于土著越文化时代，大致延续到唐代中后期结束。今天福建沿海的疍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上古时期越族海洋文化的延伸。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家文化“用夷变夏”、“有教无类”思想的成功。
福建史的第二阶段起始于唐末五代，在宋元及明代中叶达到高峰。因中原战乱，大量北方人口进入福建，刺激当地经济。在两浙与八闽以及岭南渐次开发的背景下，分布于钱塘江、闽江、珠江的下游的疍民在文献中渐渐“消失”，并融入当地汉族中去。
福建史的第三阶段开始于明代中叶，延续至晚清。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以强大的内陆经济为后盾，两浙八闽通过海外贸易不仅逐渐成为中国最发达、富庶的区域，更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明清时期中国的对外商品主要来自东南诸省，产自福建的武夷茶、白糖，产自浙江的丝绸、绿茶，产自广东的生丝和白糖，来自台湾的黑白糖，以及产自江西的景德镇瓷，皆是国际市场上的畅销商品。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只有少许城市的上层社会才具备消费能力。这种外贸结构决定了福建海商集团的综合实力，远不如内地的江淮盐商集团和徽州茶商集团。
泉州、漳州在宋末便可能已经是东方第一大港，世界二大海上贸易港口之一。但在中国，他们却都是一些稍有名气的中等城市，根本无法和杭州、扬州、成都等大城市相比。自泉州输出海外的中国丝绸、陶瓷之类的商品，相比于盐、茶等必需品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东南沿海动荡不已，农村衰败，城市萧条，流离失所的福建百姓多想到海外谋生。一个福建人在外面成功，往往会带着同乡亲友一同去海外。从“家人”到族人，再到带动全村的乡亲。
于是，出国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增长。几百年来，东南亚一带的闽侨网络业已形成。而正是侨汇经济的规模化，再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促使福建在近代发展出与其他省份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样态。
晚清福建经济与金融业的挫折和发展
1842年晚清五口通商后，英美商人纷纷放弃广州，转而到较茶叶原产地更近、运输相对便捷的福州采买茶叶。是为“海禁既开，茶业日盛，洋商采买，辐集福州”。名遐迩的武夷茶从福州运往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等城市，也给福建带来欣欣向荣的生气。
而随着武夷茶贸易的茂盛，外国银行也进入了福建，并聚集在福州仓山一带的外国领事馆分布区。1853年以后，“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自道咸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万”。
这些银行的福州分行为洋商采购茶叶提供资本，同时也向中国人的钱庄、茶号放贷。中外银行、钱庄的合作，建立了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金融网络。1869年的福州有15家英国洋行，3家美国商行，2家德国商行，1家布律吉商行，3家银行，2家货栈和1个印刷局。
当然，中国商人自己开办的票号、茶庄也不少。福州的本地银号有90家，20家在城内，70家在城外，资金最大的据说有45000两。城外70家中有12家大银号，每家拥有资金150000至200000两，其余均系小银号。
清人衷幹曾在《茶市杂咏》记述：“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下府帮籍晋江、南安、厦门等处，而以厦门为盛。汕头属潮州帮，广州帮则统香港而言。首春由福州结伴溯江而上，所带资本，辄数十万。”
从《福建省例》有关当铺的记载来看，直到清代中叶，省城中的金融业，主要由当铺承担。其他各地也是如此。五口通商前后，福州市面上白银缺乏，各种各样由私人票号发行的“笔式帖”很快流行起来。
据来到福州定居14年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1856年所记，当时“福州钱庄为数众多，其经营活动却完全没有政府监管，任何人只要有资本，就可以开个钱庄发行钱票，不需要从官府获得任何形式批准注册。”
应该指明，这些钱庄与银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金融机构，并不能相提并论。福州南台地区的钱庄主要经营现代意义上的汇兑、支票业务，其所发布的票据只是本地信用的表现形式，而非法币。
福建钱庄的风险管理主要依赖于掌柜的经验和信用，客户也大多是需要进行汇兑业务的商人。从中赚取的，本质上属于中介服务费，而非现代银行意义上的存贷款利差。一些愿意支付押息的典当行，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储蓄功能。
晚清八十年多灾多难，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东南城市的极大破坏，不论是广州、南昌、杭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城市，都在战争中遭受重大打击，唯一的例外便是福建大、小城市（仅漳州受创严重）。
正是有蓬勃兴旺的民间资本支持和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南洋舰队和船政学堂等一系列洋务运动项目才得以开展。福州和厦门作为武夷茶输出的主要港口，每年海关收入约在2000万银元上下。
然而，当1888年之后英国人改喝锡兰红茶，福建省出口额锐减三分之二。一些传统外销商品亦随之萎缩，光绪年间的《漳州府志》中有言：“今漳人绒织虽功巧，然易沾灰尘；土绸迫真但差薄，第不如纱为精。缎、花素具有，然亦裂，不甚耐穿。绢，其丝厚而疏。”
与此同时，北方上海经济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南面的香港也迅速崛起为东亚大都市；广州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后终于恢复；即使是武汉、重庆等内陆沿江城市，其发展潜力在1890年代看起来亦远胜于福州。至于厦门，虽有发展，但仍然是一个中小城市。
当时福建人口大约在2300万上下，而福州、莆仙、泉州、漳州四块平原的土地承载力却显然不能支持。当出口经济趋近萧条，福建省从长期出超变成长期入超。清末福建进口的商品大多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大米、面粉、棉布、煤油等等。
好在，一些在南洋投资成功的闽南籍、福州籍橡胶园主和矿主回乡投资本土，形成了数额巨大的侨汇。雨伞、白联纸、樟脑开始替代茶叶、丝绸、陶瓷，成为福建向国际市场上输出的新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近代上海、香港、天津等沿海城市的兴起，历来受到全国各地人民喜爱的蔬菜果品类，如香菇、笋干、龙眼、荔枝、橘子等风味独特的农副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销路日益扩大。
遗憾的是，营商环境和关税的增长不代表福建经济能够就此焕发生机。面对福建金融市场的混乱，出身于三坊七巷的福州士绅官员如陈衍、陈壁等人皆曾提出过币制改革计划，取缔民间私自销铸的信用。
可地理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外贸环境的长期恶化，以及左宗棠、沈葆桢等领军人物的式微，导致清末福建财政贫穷拮据，根本无力实现“金融集权”。而且，随着清帝逊位，货币-金融秩序的紊乱开始蔓延到社会政治领域。
民国初年的福建乱局与十九路军入闽
1912-1927年，福建政争不息，南北军阀之间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北伐战争初步胜利后，才算有了正式的地方政府。不过，直至1934年“闽变”失败，福建当时只是在名义上归属中央，实际仍由地方武力割据。
民军、闽海军、靖国军之间混战不断，其中尤以民军势力最强。所谓“民军”，是近代福建政治、军事的一大特色。即指：从1901年高义揭竿起义到1939年张雄南被戮为止这段时期，由民间自发起家的地方武装力量。
20世纪二三十年的福建，全省民军武装大小近百股，其中军事实力强悍的约30股。他们“民、兵、匪”三位一体，从民元福建都督府到北洋军阀各派系，从南方护法军政府到国民党新军阀，对于民军的态度都处于两难之间：既剿又抚。
“剿”是因为民军恶迹昭彰，祸国殃民；“抚”是因为其有利用价值，或借之壮大实力，或招之以对付政敌，或用于“剿共”，一石三鸟。反过来，为了生存，民军自身也在不断发生蜕化与变质。
1926年9月，何应钦率国民革命军入闽之际，便将福建境内卢兴邦、郭凤鸣、吴威等部民军收编为东路军新编第一军。所以，从1927年1月到1927年10月的福建，也可以称之为“新编军时代”。
1927年福建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三”事变，因“海军派”镇压中国共产党人与工农革命运动有功，蒋介石遂兑现之前与闽系海军达成的“闽人治闽”条件，任命杨树庄为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兼福建省主席。
其结果是，一时间各地民军皆划地称霸，派款勒捐。整个福建被弄得支离破碎，不可收拾，比之北洋军阀时期更严重，省政府的政令几乎出不了省城外。《福建评论》就曾指出：“福建已经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精神，到处弥漫着封建势力。”
1930年1月，发生的“一六”事件足以说明了福建民军之嚣张以及福建省政府的孱弱。很难想象，以陈培锟为首的一干厅级大员，竟然会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被闽北地区的“地头蛇”公然绑架，并劫持到南平、尤溪等地。
1932年4月，红军攻占漳州，威胁厦门，引起南京政府震动。代省主席方声涛连电中央，申请抽调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来闽填防，借此既增强对抗共产党的力量，又可借十九路军的抗日声威慑服省内一切异己分子。
1932年7月，十九路入闽，等待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是一个省府虚弱、经济衰败、军阀林立的烂摊子。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改编、整肃以至武力消灭地方杂牌势力，统一福建军政大权。
时任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九路军总指挥的蔡廷锴，制定一系列治闽方案，其要点有四：一是“剿共”，二是清匪，三是处置杂色军队，四是助闽人自治建设。所谓处置“杂色军队”，即收编闽省大小军阀。
1932年8月，驻闽绥靖公署以武力强制整顿、缩编和撤裁省防军，随即又对兴、泉、永各属民军相继予以改制，即使是一些根底过深的地方军阀也被悉数剿灭，或是迫使军阀本人放弃兵权，远走他乡。
1932年12月，福建改组政府，由蒋光鼐任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仍继续接任绥靖公署主任。至此，自1927年7月以来，前后维持了5年半的所谓“闽人治闽”的局面就此结束，十九路军取代海军派势力，控制福建政局。
改组后的福建已基本“统一”，十九路军屯重兵镇守山峡、河涧要冲；各部军饷一律由绥靖公署按时发放；地方各县的民团、行政长官均由省府委派，且不许过问驻地和辖区内的税收情况。
1933年1月，热河告急，十九路军中抽调志愿官兵编成先遣队北上抗日。无奈在郴州、耒阳集结时，蒋介石已对日妥协，严令其回师“剿共”。蔡廷锴“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遂下决心联共抗日，与红军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并成立“福建人民政府”。蒋介石随即暂停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亲率15万兵力入闽剿杀，并利诱、拉拢、收编福建各路民军、土匪，以扰乱十九路军后方。
1934年初人民政府失败后，福建逐渐被“中央化”。为改变地方异己势力再度控制福建，时任闽省主席的陈仪借“弭乱闽变余孽”之名，整顿财政和粮食专卖、改革人事制度，推动行政督察专员机制，彻底解决民军和股匪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巩固此次集权成果，陈仪依据各县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等情况，别出心裁地对福建全省进行区划调整，并在县以上设立行政督察区。更出人意料的是，这套民政体系竟完美适应了日后的战争动员需求，直至抗战结束。
福建在1937-1945年间的战时状态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日军加紧窥伺福建，不断出动军舰、飞机骚扰厦门、晋江、金门，闽海局势骤然紧张。大敌当前，由陈仪主持的福建军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组织抗战。
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及其所属机构《闽报》馆、台湾银行、福州博爱医院、日本小学校、福州东瀛学校等被陆续关闭。9月，民众在福州成立第一个肃劣（日货）组织——“藤山乡民自动肃劣会”，清查、销毁日货，并捣毁日商的店铺。
与此同时，省政府加紧修筑沿海各地国防工事，破坏各主要公路和桥梁，封锁沿海港湾，构筑闽江口阻塞线。福建从南到北的16个主要港口，皆用沙石沉船填塞水道，同时敷设水雷，装置鱼雷。
待1938年5月金门、厦门接连沦陷后，福建省府、省党部、军管区司令部、保安处、绥靖公署暨、厦门大学、省立医院等重要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和中央驻闽单位全部内迁以保证战时民用军需。
在这个过程中，民军出身的团长大多被省府“明升暗降”，或被陈仪明戮与暗杀。“福建省保安团”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缩编，并前后分3批调至福州整改，接受“德、行、智、能”训练，学习“三民主义”。
到1940年，福建再也没有敢于公然割据的匪霸。曾经“拥枪数千，踞比数县，私派捐税，强夺民产，种运鸦片，劫掠商旅”的情况不复存在，在某些“偏僻县份，虽尚有零星散匪，偶作剪径行为，但并无何实力”。
1939年3月，民、教、财、建四厅合署制定《福建县政人员管理规章》，对县政人员的训练、分发、惩处和人事管理均做出相应规定。一改百年来“人自为政，各私其私，熟魏生张，择肥而噬，本无所谓人事管理，更无集中管理之能”的积弊。
更有趣的是，省府内迁反倒推动了闽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为了应对战争，福建各县成立经征处随收随拨税款，虽然一些苛捐杂税依旧存在，但恣意搜刮、中饱私囊的行为不再具有制度上的可能。
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已经撤离到重庆，在无需上缴中央部分税款的前提条件下，省财政状况明显好转。1937-1940年间，据福建财政厅统计，省府收入增长138%。正是这样出色的政绩使得陈仪成为台湾光复后首任民政长官，走向海峡对岸。
1941年4月，日军进攻闽海，福州沦陷，第一区专署移驻福安。其后刘建绪主闽，一面编查户口，举办清乡；一面教以除愚，养以救穷，卫以振弱。在中央政府指导下的福建省现代化建设，真正被提上日程。
从1942年起，福建全省设置一“保”一“校”，即严密保甲，普及国民教育，纠正烟赌不良习惯。在此基础上，福建省府在其控制区内推广农业贷款。蒋介石在1934年南昌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终于在1942年的福建落实。
福建山高林密、气候潮湿，容易滋生众多的地方性疾病。抗日战争期间，福建鼠疫延续不断，波及全省84%的县市，病死率高达88.3%，1937-1945年福建累计死亡人数高达71多万。普通民众视鼠疫为绝症，无不谈鼠色变。
另外，霍乱在福建当地的肆虐程度不亚于鼠疫，个别地区病死率高达94%。其他如肺痨、天花、伤寒、脑膜炎、荨麻疹、疟疾、破伤风、肿瘤、甲状腺癌等疾病的情况也很严重，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1938年福建省人口死亡率为31.9%，婴儿死亡率高达20%，每万名孕妇就有150人难产死亡，人口寿命平均只有35岁左右。中国东南沿海被日军彻底封锁后，粮价高企之下，福建饿殍遍地，几乎户户断炊，多数农家仅靠挖掘未成熟的小薯块或山菜充饥艰难渡日。
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在二战期间大举进攻武夷山腹地，并非日本海军陆战队力有不逮或慑于密林深涧，恰恰相反，负责福建作战的日本海军高层头脑非常清楚，在南昌及赣江流域和浙江全省业已沦陷的情况下，仅靠围困就能将导致中国方面崩溃。
当时福建省的人口分布极不均衡，福州、厦门、晋江三地的人口平均密度在400人/平方公里以上；永泰、建瓯、长汀等地的人口密度则在51-100人/平方公里之间；而南平、建阳、德化等地的人口密度却在50人/平方公里以下。
这使得日寇每次针对福建发起军事行动，都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且仅是控制东南沿海地区倚为战略支点。1941年4月日军进攻福州，是为了扫清台湾海峡左岸的中国军队据点，以便于更安全稳妥地展开“南进”政策，入侵印度支那。
1944年10月，为了给菲律宾战役中的溃兵布置撤退后路，日军再次进攻福州，意图掩护海上交通，藉以保全台湾。毕竟，当时的日陆海军大本营无法确定美军下一步的计划是冲绳还是台湾。
当然，日军在1937-1945年没有全面占领福建，还与福建军民高涨的抗战热情密切相关。福建人宗族意识强烈，组织化程度非常高，叠加福建各地山川阻隔，语言庞杂，导致日本人几乎找不到“福建话”翻译和向导。
而且，福建民间当时的持枪率异常高，或是老式步枪，或是土铳。民军解散、改组，不代表福建老百姓被缴械。由于正常稼穑种植的农产品根本不足以填饱肚子，因此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狩猎需要，而进入山间密林又需要柴刀、斧头开路。
日军两次占领福州期间，在不成建制的情况下，根本不敢贸然下乡，山地和丘陵基本上屏蔽了空袭和大口径火炮的杀伤力。而即使是在福州城区，也有警察和民众以及消防人员反击日军的案例。日军对福州的实际控制，其实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余论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投降，但当时《大公报》的社论却称中国为“惨胜”。这是因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主要经济区的许多城镇都在战火中毁于一旦，军民死伤3500多万。
和其他省相比，福建直接的战争损失不大。不过，由于日军的全面封锁，向来依赖海洋的福建经济几乎全面停顿。抗战结束后，除了美国外，世界各国都处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许多福建商品根本无法出口。
中国的法币在战争期间大幅度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精明的投机商很快发现：用法币兑换美元、黄金去采购西药等物资，汇率贬值叠加解放战争的军费开支浩大，官方只能以滥发纸币来应付，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此外，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满足内战的人力资源需求，将抗战时期的役政延续到光复之后。如果说，1937年“抓壮丁”时，还能有“民族大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么，1947年蒋伪当局的役政就是在动员和抽签都很难征到兵员的情况下，将错就错的极端做法。
其结果便是，一方面加剧了“你抓我逃”的悲剧不断上演；另一方面则自然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抗乃至大规模暴动。从1949年8月中国共产党进入福州，到1950年5月东山战役结束，理论上易守难攻的福建，只用了9个月便全境宣告解放（金门、马祖等岛屿除外）。
回顾1937-1945年国民党当局在福建推动的一些现代化改革措施和战争动员计划，发现一些特征亦存在于云南、四川等省份。战时国民政府在行政机构改革、财政结构调整、科教文卫建设等许多方面，客观上都蕴含着某些现代性内容。
但需要特别指出，福建省的特殊之处便在于其战争事态发展，远不及大后方安稳。云霄县作为福建最后一个沦陷的县城，在1945年7月3日被日军占领便是证明。像闽东一带的军民几乎无所谓阵地战或游击战，只要有机会痛击倭寇便会挺身而出。
需要超越党派成见且不可偏私的，从来是那些舍家弃业的千万将士。他们为了保卫国家江山社稷、挽救民族危亡浴血疆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名与所有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们一样，应镌刻在民族的丰碑上，永为人民尊崇与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