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携书剑两茫茫,不负韶华行且知——敦煌研究院第112期“敦煌读书班”西域专号顺利举办

教育   2024-05-03 16:48   甘肃  




又携书剑两茫茫,不负韶华行且知

——敦煌研究院第112期“敦煌读书班”西域专号顺利举办

张丽蓉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中外贸易之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交流通道,更是一幅深度刻画与凝练融摄其信仰之路与宗教交融之路的卷轴。在这条道路上,各种文化与宗教并存,虽有差异,但均以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兼收并蓄各种不同文化,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敦煌研究院第112期“敦煌读书班”西域专号体现的就是这一状况。

    2024年4月30日,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主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项目编号:22VRC025)课题组提供学术支持的敦煌研究院第112期“敦煌读书班”西域专号顺利举办。本次读书班由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主持,本期读书班特别邀请到三位学者作最新学术研究讲座,三位评议人主持评议,有70余位爱好者线上参加。

    第一场讲座由宁夏自由学者谢军林先生主讲,题为《和田佛教遗踪与伊玛目麻扎文化重叠探微》,由上海自由学者、石窟寺艺术研究者、科普讲师王磊先生主持评议。

    谢军林先生首先提出“于阗佛教遗址与麻扎文化重叠问题”可见于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伊.德.莱因斯(Dutreuil de Rhins)的西域考察报告《杜特雷伊.莱茵使团》、斯坦因的西域考古探险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中,并就这三处记载做了具体的分析。伊玛目麻扎是在新疆和田地区以伊斯兰教什叶派第四至第十二代伊玛目之名建造的9座陵墓的通称。麻扎始建年代均不可考,几乎全都位于和田地区的戈壁荒漠中。很多麻扎至今还会有着类似中原庙会形式的朝拜麻扎活动。麻扎朝拜主要就是为了得到祖先和神灵的护佑,朝拜过程中有着礼拜、诵经、祈愿、忏悔、祭祀、攘灾等活动。在和田绿洲有着千年传承和延续,朝拜者面向麻扎虔心跪拜,向神灵倾诉内心的怨恨与烦恼。信徒们认为麻扎能够给人带来平安幸福,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向往,向麻扎祈求着各种愿望。有求麻扎为其消灾避祸的,求权利财富的,求家人平安的,求夫妻和睦家庭幸福的,求姻缘的,求子女的,求健康长寿的,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等。关于和田古代佛教寺院的分布问题较为复杂,各类文献记载中的佛教寺院遗址更为广泛。继而,谢军林先生主要以东晋高僧法显的《法显传》、大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北魏求法僧宋云慧生的《宋云慧生行纪》等历史文献古代传记和藏文文献《于阗国授记》、《牛头山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僧伽伐弹那授记》等文献,及法藏敦煌藏文文书P.t.960《于阗教法史》,敦煌壁画等文献资料中寻找整理。其中《藏文大藏经》中《于阗国授记》相关于阗国伽蓝的建立与数量最为全面,详细记述了于阗地区自地乳之孙尉迟散跋婆王时,佛法初现于阗,至狗年闰秋之月计1256年间所建的伽蓝与僧伽数量。

    作者论证提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从两千年前的祆教、佛教到一千年前的伊斯兰教。无论是山普鲁出土的希腊风格人马武士,还是波斯风格的战神。无论是玉龙喀什河畔出土氍毹上的巴比伦神话,还是琐罗亚斯德的二元世界。无论是喀拉喀什河岸牛头山佛祖的授记,还是老子化胡的传说。在民族与宗教的战争中,文化信仰不断的交织重叠交融,让和田绿洲成为一片真正的宗教热土。正如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亿万年的争斗,人们在大自然的争斗中懂得了如何顺应自然。同样也在人为的宗教争斗中学会了改变与延续。荒芜和战争的杀戮让人们为了生存,将精寄托托不断的移植于不同的宗教载体中。

尼雅遗址卡巴克阿斯干村的伊玛目·迦法尔·萨迪克大麻扎

 

尼雅遗址佛塔热瓦克佛寺佛塔遗址
尼雅遗址出土的丰饶女神织物

    石窟寺艺术研究者、科普讲师王磊先生评议认为,一是于阗作为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的场所,是一个四通八达的重要交通节点,谢军林先生所讲的内容是一种与佛教文化的关联,是否可以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多文化交融的场所;二是就佛教遗址与麻扎文化重叠这一问题,二者在选址方面可能出现了重合。三是通过作者多年的潜心研究、实地调研,让我们对和田地区的佛教文化有了更为细致、全新的了解。

    第二场讲座由西华师范大学研究员王红梅博士主讲,题为《高昌回鹘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往来考》,由敦煌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张田芳博士主持评议。

    王红梅博士提出,高昌回鹘在五代宋史籍中写作“西州回鹘”、“北庭回鹘”,是西迁回鹘诸部中势力最强、文化水平最高的一支,掌控丝路贸易,并与中原王朝维持着朝贡往来。五代时期,高昌回鹘遣使来贡始于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携带的贡品数量庞大,以朝贡名义进行贸易往来。宋朝建国后,高昌回鹘积极遣使前来,建立友好的朝贡联系。通过梳理史籍,确定为西州回鹘的朝贡,仅有7次。这不太符合北宋所推行的拉拢回鹘、制衡西夏的政策。981年,宋政府派出王延德、白勋为首的100余人庞大使团出使高昌,往返三年之久,绕道漠北高原,行程数万里,前往高昌进行回访,足见北宋朝廷对于西州回鹘极为重视。此后,《宋史》《宋会要辑稿》对西州回鹘遣使的记录较少,但对于龟兹来贡的记载有所增加。从宋太宗至宋神宗近百年间,龟兹回鹘先后向宋朝遣使入贡23次。有学者指出,龟兹回鹘被视为西州回鹘的政治代表。宋朝对待少数民族的朝贡奉行“厚往薄来”的原则。龟兹回鹘朝贡时所携带货物数量庞大,具有贸易性质,通常获得回馈的价值超过贡品的价值。最后,王红梅博士提出:宋廷为了牵制西夏,还会册封回鹘使臣为特殊的官职,赐予丰厚的物品,以此来笼络回鹘来对抗西夏。可见宋廷对于回鹘的朝贡极为重视。西夏强大后,控制河西走廊,西域诸国不得不绕道青唐道。许多回鹘商人亦长途跋涉,途经北宋西北边界入境,并长期滞留,因此有官员建议在湟州边境设置榷场、蕃市,便于管理西域使臣及商人,并节约政府开支。

    高启安教授和张田芳博士都对王红梅博士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并讨论了朝贡贸易中的物品。李树辉老师补充道花蕊指的是棉花,而花蕊布就是棉布,是白氎布的另一种说法。

    第三场讲座由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树辉研究员主讲,题为《钱背符号与相关文化遗存》,由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彦鹏主持评议。

    李树辉研究员首先提出“○”(●、⊙、◎、)形、“”形及“”形祭坛、墓葬、石刻、岩刻、陶器、金银器具、佛教造像、饰物、绘画等遗存广泛见于天山南北的吐鲁番市、鄯善县、吉木萨尔县、裕勒都斯草原、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帕米尔高原东部、喀什河流域、温泉县、青河县、富蕴县、阿勒泰市东部地区以及内蒙古武川县。另在蒙古国西北部、中部、俄罗斯图瓦萨格雷河谷地区、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也都有分布。研究探讨各类符号、图案的文化意蕴及其在钱币上出现、发展、演变的历史,或可为诸祭坛、墓葬、石刻等遗存的功用及断代提供些许参考依据。随后从七个方面进行逐一分析,一为“○”形、“”形文化遗存及相关历史;二为“”形文化遗存及相关历史;三为“日月星”形文化遗存及相关历史;四为“+”形文化遗存及相关历史;五为“祥云”、“朱雀”的文化意义及相关历史;六为“山”形印记符号的文化意义及相关历史;七为tɛŋiz(海)支系印记符号的文化意义及相关历史。
咸水泉古城1号墓地3号墓出土铜镜残片
    李树辉研究员最后论证得出:乌古斯(oʁuz,=姑师,=车师)是包含有24个部落的最大的突厥语部族。“日”、“月”、“星”是该部族buzuq集团kyn(日)、aj(月)、julduz(星)三大支系的印记符号(“+”为julduz支系afʃar部落的印记符号),始终以“○”(●、⊙、◎、)、“”、“”、“”及“+”形出现于祭坛、墓葬、石刻、砖刻及仿制的钱币;“祥云”(包括“朱雀”)、“山”、“海”(包括龙形图案)是该部族uʧoq集团køk(天)taʁ(山)、tɛŋiz(海)支系的印记符号,始终以“祥云”(包括“朱雀”和汉字“天”)、“山”(包括“山”字)、“海”形符号或龙形图案出现于仿制的钱币。根据诸印记符号在钱币上的发展、演变进程。(一)“○”(●、⊙、◎、)形符号是乌古斯部族kyn(日)支系的标识,最早见于战国后期乌古斯先民仿铸的刀币、圜钱及秦“半两”、汉“半两”。相关祭坛、墓葬、石刻均为该支系的文化遗存,建造于公元前2世纪。“”形、“”形符号是乌古斯部族aj(月)支系的标识,最早见于战国末期的刀币、圜钱及西汉“半两”。相关祭坛、石刻是乌古斯部族aj(月)支系的文化遗存,建造(制作)时间需做具体研究后确定。塔什库尔干绿洲曲曼村东北台地祭坛的建造时间早不过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是乌古斯部族kyn支系和aj支系联合体最早的印记标识;(二)“”形符号形成于5世纪中叶,相关祭坛、岩刻、石刻、饰件是乌古斯部族kyn(日)支系和aj(月)支系联合体的文化遗存,亦是此后突厥汗国的徽记;(三)kyn(日)、aj(月)、julduz(星)印记符号同时出现的形式始见于6世纪中叶仿铸的“常平五铢”和北周“五行大布”,是乌古斯部族buzuq集团三支系结盟的标志。这一时期正是突厥汗国崛起的历史时期。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形祭坛是该联合体举行祭祀的场所;(四)“+”(×)形印记符号属于乌古斯部族buzuq集团julduz(星)支系afʃar部落,最早见仿铸的战国刀币背面及西汉“半两”、“五铢”,此后亦见于诸多朝代仿铸的钱币。天山地区的“十”形、“×”形岩刻符号及库车友谊路墓葬砖面的“×”形刻划均与该部5世纪末西返天山地区的活动相关。元“至正通宝”的“”形符号和库车铸“同治通宝”的“”形符号为“●”符和“十”符的组合,是kyn支系与afʃar部落联合体的标识;(五)见于战国末至清末铸币上的所谓“祥云”(即“云符”)、“朱雀”(包括“天”字)是乌古斯部族uʧoq集团køk(天)支系的印记符号。“天”难以像其他支系的印记符号那样用具象形式表现,故而在其仿铸的钱币上采用了“祥云”、“朱雀”等替代形式。自五代十国开始直至南宋,该支系在仿铸的钱币上全改用了“天”字替代;(六)“山”及“山”形符号为乌古斯部族uʧoq集团taʁ(山)支系的印记符号,首见于西汉仿铸的“半两”,并沿用至清“宣统通宝”。历代仿铸的钱币上,或直接写作“山”字,或取用“山”形符号,用以标识仿铸钱币出自该支系;(七)乌古斯部族uʧoq集团tɛŋiz(海)支系的印记符号,以“海水”形图案见于仿铸的北宋“景德元宝”、“祥符元宝、通宝”、“大观通宝”、明“宣德通宝”和“正德通宝”、明人铸前朝“太平通宝”及清人铸吉语花钱“百福禄寿”。龙纹浮雕至晚在东汉后期已见于石碑碑首,唐代石碑碑首开始出现“二龙拱日”(即所谓“六螭下垂”)图案。相关龙形图案自元代开始出现于“大元国宝”,此后大量见于明“正德通宝”及清“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光绪银币”和“光绪元宝”。龙形图案最初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帝王的象征,而是用于指代乌古斯部族uʧoq集团tɛŋiz(海)支系的另一类符号。至于清末机制钱币的“龙凤拱日”、“二龙拱日”、“巨龙拱日”图案,也极可能与tɛŋiz(海)支系相关——只不过因部落观念淡化,出现群体失忆现象,才将龙比附为帝王。由于文献缺载,史学界此前鲜有相关研究,考古学界对各类相关祭坛、墓葬、石刻等遗存的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钱币学界亦未能注意到历代钱币上何以会出现各类符号,亦未曾注意这些符号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而将此类钱币全认定为民间所铸之“花钱”。其实,这些文化遗存均出自乌古斯人之手,带有各类印记符号的钱币均为乌古斯部族仿铸的钱币。各类相关文化遗存既是乌古斯部族历史发展的记录,更是该部族与中原地区文化交往的实物见证。

    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彦鹏认为:李树辉研究员所汇报的内容信息量庞大,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开阔。以前对于钱币的符号,所做的考察和探究十分有限,对钱币的背面微小细节几乎没有关注;李老师所展示的PPT里有一个类似于闪电纹样的符号,认为是一种符号的意化,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图案云和闪电纹样都可作为符号化的体现;李老师的文章从符号这一角度出发研究,为我们提供以后的研究提供的新思路、新视野。

    第112期“敦煌读书班”在三位专家精彩丰富的学术报告、三位评议人简明扼要的评议、线上爱好者踊跃的互动中圆满举办。又携书剑两茫茫,不负韶华行且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在“五四青年节”即将来临之际,祝愿“敦煌读书班”的各位道友: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衡!!!








嘤鸣丝路
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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