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商人黄耀才（Wong Yew Choy）与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星光赌场（The Star Gold Coast）之间，围绕数千万澳元赌债的跨国诉讼案件终于尘埃落定，引起全球相关行业的关注。
本案的法律过程、双方在新加坡和昆士兰的诉讼主张及最终判决，不仅引发了对赌债责任的深入思考，也凸显了不同司法体系对赌债纠纷的裁判差异。
案件背景与新加坡初步诉讼
2018年，黄耀才应邀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的星光赌场参与赌博活动，在几天内积累了4320万澳元的赌债。
然而，星光赌场试图通过他提供的空白支票来收回债务，但这张空头支票被拒付。星光赌场因此向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在新加坡追讨这笔赌债。
但是，新加坡法院判决星光赌场败诉。新加坡法院认定，赌博债务在新加坡不具有法律强制力。
基于该国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考量，赌债不被视为法律保护的有效债务。由于新加坡法律未将赌债视为可强制执行的合同义务，星光赌场未能在新加坡获得支持。
昆士兰高等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与诉辩情况
在新加坡败诉后，星光赌场又向昆士兰州高等法院重新提起诉讼。昆士兰法院对赌债的法律态度与新加坡截然不同，认为赌债在适用条件下是可执行的。
星光赌场在诉讼中主张，黄耀才的债务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有效合同，且在赌场经营许可下形成，符合当地法律的监管规范。
黄耀才则在昆士兰高等法院的抗辩中提出，根据一事不二理的原则，昆士兰法院无权受理此案。此外，他因不满荷官操作方式而中断赌博，但在赌场高层的安抚下继续游戏。
黄耀才还主张，赌场营运总监曾口头承诺他可以豁免部分赌债。然而，这一口头协议并无书面确认，赌场营运总监也否认曾作出类似承诺。因此，法院更倾向于支持星光赌场的主张，认为双方之间并未形成任何豁免债务的合法协议。
新加坡与昆士兰法院的判决差异
1. 新加坡法院的判决要点
新加坡法院判定星光赌场败诉，主要基于该国的法律环境对赌债不予支持的公共政策。
新加坡将赌债视为“道德债务”而非法律债务，即在欠债者不自愿支付的情况下，赌场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其履行义务。
这一判决反映了新加坡在涉及道德性争议较高的赌博债务时，更偏向于保护个人财产不被跨国赌场利用的法律立场。
2. 昆士兰高等法院的判决要点
昆士兰高等法院在2024年的判决中，基于当地的合同法规定，支持星光赌场的索偿要求。法院认为，黄耀才在赌场运营环境中自愿签署的协议属有效合同，且该合约未存在任何法律瑕疵。
对黄耀才关于豁免债务的抗辩，法院指出其缺乏书面证据和可信证言，认定该主张无法成立。最终，法院判令黄耀才需支付超过3800万澳元的债务及利息。
司法裁判差异与法律责任
此次跨国诉讼体现了不同国家法律体系在对赌债处理上的差异性。新加坡法院出于公共政策考量，不支持赌债的执行，表明其对个人财产保护的优先性以及对赌博业较为保守的法律态度。
相较而言，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则较为重视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对欠款合同持严格执行态度，从而保障了赌场在该州合法运营的权利。
昆士兰高等法院的裁决强调了合同法原则的适用性，即使在涉及高风险和道德争议的赌债合同中，仍需重视契约的严肃性与法律效力。
此案也为其他国家法院如何应对类似国际赌债纠纷提供了参考。对于未来跨国赌场客户而言，这一判决无疑是一个警示：国际赌博活动中形成的债务不因所在国法律差异而自动免除，而是可能面临更广泛的司法追诉。
案件未来的走向不容乐观
昆士兰最高法院判决作出后，目前黄耀才方面尚未明确表示是否会提起上诉。
即使黄耀才对判决不提起上诉，赌场若要执行判决也非易事。如前所述，新加坡法律对赌债采取不认可态度，之前的判决已表明新加坡法院不支持赌场类债务的执行。因此，即使黄耀才不上诉，星光赌场在新加坡执行澳大利亚判决的可能性不高。
虽然此案的执行面临重重法律障碍，但不排除赌场通过进一步法律合作，在新加坡域外实现资产追索的可能。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赌博债务纠纷逐渐增多，此次判决再次提醒人们在进行跨国赌博活动时，须全面理解相关的法律风险和合同义务。
昆士兰高等法院的判决体现了对赌债责任的严格执行，可能促使未来赌场与赌客之间的合约条款更加详细和规范化，也可能推动各国在处理跨国赌债问题上进一步协调，形成更为一致的法律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