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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深度媒介化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本期推荐的论文依托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全国性调查,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媒介接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接触对于缓解老年人抑郁和焦虑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而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健康促进素养和生理健康状况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节点”作用。新媒体接触有益于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提高健康素养,促进老年人改善健康状况、保持心理健康,因此应该通过提升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和加强媒介适老化建设,从内在能力与环境支持的双重维度助推健康老龄化。
一、文献综述与概念模型
健康老龄化与媒介适老
2015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将健康老龄化诠释为“发展和维护老年健康生活所需的功能发挥的过程”,强调健康老龄化是老年人与所处环境互动的结果,目标是维持老年人生理机能和外在环境的协调,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
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技术使老年人的媒介接触不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亦逐渐渗透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老年人的很多心理需求有待满足,媒介适老化水平亟待提升。
媒介适老已经成为推进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式,在一系列政策文本中也多次出现相关表述。但现有探索尚停留在应用界面层面,内容与使用机制层面的媒介适老化探究仍很匮乏。因而,本研究试图填补现有研究与实践的空白,深入探讨媒介适老的丰富内涵与影响机制。
媒介接触与抑郁、焦虑
近年来,媒介接触对抑郁、焦虑的消极影响大多被认为存在于特定人群以及特定使用类型中,而使用互联网与家人或朋友交流有助于降低抑郁、焦虑水平。媒体作为普通民众获取健康信息的重要渠道,媒介接触在影响公众风险认知和心理健康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媒介接触与抑郁、焦虑的关系错综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不仅要考虑媒介类型、使用频率、使用模式,更要联系具体的社会情境。现有研究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十分有限;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新媒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缺乏对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研究,而综合考量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对抑郁、焦虑影响的比较研究则更为匮乏。
为了填补相关研究空白,本文全面测量了媒介接触,希望比较传统媒体接触与新媒体接触对老年人抑郁和焦虑影响的差异,并提出以下假设:
H1:传统媒体接触频率与老年人的抑郁(a)、焦虑(b)水平均存在显著关联。
H2:新媒体接触频率与老年人的抑郁(a)、焦虑(b)水平均存在显著关联。
媒介接触与社会支持、健康素养
当前对社会支持的界定主要从社会互动关系、社会行为性质、社会资源作用三个视角展开,并一致认为其是以个体为核心,由个体和他人通过支持性行为所构成的人际交往系统。目前,对于社会支持的理解存在两大主流观点:一是实际获得的社会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参与;二是感知社会支持,即对与他人可靠联系的主观认知评价,主要指个体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本文研究的“社会支持”聚焦“感知社会支持”,并依据社会支持的来源将其划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邻里同事支持三个子维度。
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推动了对媒介接触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使用的看法不一。起初,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使用不利于表达内心情感和维护社会关系,甚至导致社交孤立。随着互联网功能日益多样化,许多学者认为互联网跨越了时空限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并推动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创建。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传统媒体接触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a)、朋友支持(b)、邻里同事支持(c)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新媒体接触对老年人的家庭支持(a)、朋友支持(b)、邻里同事支持(c)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健康素养要求人们具备获取、理解、评价和应用健康信息的知识、动机和能力,以便在日常生活中对医疗保健、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作出判断和决定,以维持或提高生活质量。媒介作为健康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方面的效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
鉴于媒介接触对于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的巨大意义,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传统媒体接触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素养(a)、疾病预防素养(b)、健康促进素养(c)均呈正相关。
H6:新媒体接触与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素养(a)、疾病预防素养(b)、健康促进素养(c)均呈正相关。
社会支持、健康素养与健康状况
社会支持被认为是证据最充分的影响身体健康的社会心理因素之一。社会支持在缓解老年人群的疾病负担以及改善其健康状况方面的效力值得关注和探索。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7:家庭支持(a)、朋友支持(b)、邻里同事支持(c)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
健康素养与公众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越来越受到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的重视。一项系统综述表明,健康素养低与健康状况不良以及医疗保健服务使用较差有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8:医疗保健素养(a)、疾病预防素养(b)、健康促进素养(c)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
健康状况与抑郁、焦虑
健康状况已被证明是发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的有力预测因素,其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已得到确认。少量文献也考察了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例如研究结果显示,高血压与抑郁、焦虑均显著相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9: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抑郁(a)、焦虑(b)呈负相关关系,即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好,抑郁、焦虑程度越低。
(媒介接触影响老年人抑郁、焦虑的概念模型图)
二、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和样本分布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1年7月至9月开展的中国居民心理与行为调查。此次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设计,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120座城市,且获得样本的性别、年龄、城乡分布基本符合人口特征,具有很高的代表性。本研究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对老年人的定义,将年龄不小于60周岁的调查对象纳入数据分析,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1147个。
变量测量和信效度检验
媒介接触
本文从媒介类型的角度测量媒介接触,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施测,参与者需要分别回答平常使用7种媒介的频率。其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非教材)的使用被视为传统媒体接触,个人电脑(包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使用被视为新媒体接触。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根据Zimet等人开发的感知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包含12个条目,以7点李克特量表,从家庭、朋友、邻里同事三个来源衡量个体感知社会支持的强度。
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的测量采用经典的健康素养量表简版,此量表由12个条目组成,以4点李克特量表的形式,从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健康促进素养三个维度要求被访者对健康行为的感知难度进行评估。
健康状况
根据EuroQolGroup开发的五维健康量表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衡量。此量表作为描述和评估健康状况的常用工具,全面系统地定义了个体的健康状况,使用5点李克特量表施测。
为了增强测量的准确性,增设了一道评分题,受访者从0到100中填写任一数字以反映今天健康状况的好坏。随后,笔者对其进行了重新编码,将0-20转换为“1=我今天很不健康”,81-100转换为“5=我今天非常健康”,以此类推。量表信度良好。
抑郁
本研究使用抑郁症筛查量表评估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此量表由9个条目组成,通过4点李克特量表,要求被访者填答在过去两周内受到抑郁情绪困扰的程度。
焦虑
本文采用Spitzer等人于2006年编制的广泛性焦虑量表,通过7个相关问题,以4点李克特量表测量受访者在过去两周内出现焦虑症状的频率。
三、数据分析
基于上述概念模型,本研究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以探索媒介接触对老年人抑郁、焦虑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首先,在媒介接触对老年人抑郁、焦虑的直接效应中,老年人新媒体接触频率对抑郁、焦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新媒体接触频率越高,老年人的抑郁与焦虑水平越低。然而,传统媒介接触却对老年人的抑郁、焦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传统媒体接触频率越高,老年人的抑郁与焦虑水平越高。虽然作用迥异,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接触均与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水平存在显著关联,因而H1和H2均得到支持。
新媒体接触对老年人的积极作用还体现在社会支持和健康素养方面,新媒体接触对老年人获取家庭支持、朋友支持、邻里同事支持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新媒体接触越频繁,越有利于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H4得到证实。新媒体接触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健康促进素养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新媒体接触可以增强老年人的健康素养,证明H6成立。
反观传统媒体接触,却没有表现出与新媒体接触一致的正向效用,与家庭支持、朋友支持、邻里同事支持以及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健康促进素养呈显著负相关,H3、H5不成立。
此外,数据分析也检验了社会支持、健康素养对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作用。结果显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邻里同事支持出现了相反的结果,H7得到了部分证实(H7-a、H7-b成立,H7-c不成立)。
在健康素养中,只有健康促进素养会显著促进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而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H8得到部分支持(H8-a、H8-b不成立,H8-c成立)。
最后,健康状况对老年人抑郁、焦虑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老年人健康状况越好,其抑郁、焦虑水平越低,H9得到支持。
四、结论与讨论
新媒体对老年人的赋能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媒体接触对于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焦虑水平存在显著效应。可见,新媒体接触表现出对健康老龄化的赋能作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研究结果也表明,新媒体接触对于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提高健康素养具有正向作用,而传统媒体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以其双向互动、反馈及时等特征为老年人维系社会关系、扩展交往对象、突破社交范围创造了技术条件,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通过线上途径与家人、朋友、亲戚、同事维系“社交圈”,并以兴趣为驱动结识新朋友,构筑起高效、便捷的沟通渠道和互动方式,形成新型的社交网络,其中所承载的关系资源对于老年人获取社会支持存在积极影响。此外,网络媒体已经成为老年人重要的健康信息来源之一,以积极主动型和前瞻能动型为主的两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模式对于老年人汲取健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助益良多。
本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发现,电视仍然是老年人接触最频繁的媒介类型,依然略高于智能手机。因此,尽管研究结果并未显示出传统媒体对老年人增进心理健康、获取社会支持、提高健康素养的突出影响,但仍需辩证审慎地看待传统媒体之于老年生活的作用。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浪潮下,如何适老同样也是摆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面前的新挑战。媒体的适老化改造不能只停留于目前应用界面层面的字体调大、操作简化等初级阶段,更需要精准地把握老年用户的偏好,探索更多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健康类、综艺类、文化类节目,并通过议程设置扭转社会公众对于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和年龄歧视,以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升级改造,来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需求。
强关系对于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
本文在验证社会支持网络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时发现,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家庭支持比朋友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是邻里同事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却产生了负向影响。可见,在健康老龄化进程中,强关系对提升老年健康水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健康老龄化,不仅仅指代老年个体和群体的健康,也包括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环境涵盖从微观到宏观层面组成个体生活背景的所有外界因素,包括人际关系、家庭、社区、社会政策、支持系统等等。本文结果再次表明家庭环境对于健康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家庭支持可被视作文化规范范围内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核心资源。当遇到重大问题时,老年人更倾向于向家庭成员寻求帮助,需要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倾诉渠道和情感支持,帮助老年人缓解甚至消除不良情绪。鉴于新媒体接触和家庭支持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产生了积极影响,应当鼓励家庭成员通过“数字反哺”,切实提高老年人的操作技能和媒介素养。
此外,在提高老年人新媒介素养、改善其健康状况等方面,以互惠性关系为纽带的朋友支持或同伴影响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年龄相仿,有相似的生活习惯、爱好兴趣和价值观,并且老年人对自己的朋友信任程度普遍很高,能够感受到来自朋友的关心和爱护,从而有助于自身保持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对老年健康来说,如果将家庭成员比作“雪中送炭”,那么朋友圈子就好比“锦上添花”。
健康素养对健康老龄化的作用不可小觑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出老年人整体健康素养水平亟待提高的现状,均值为2.796,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健康促进素养三个维度的均值未超过3。
由于新媒体接触对增强老年人健康素养具有正面效果,利用新媒体开展老年健康科普与教育已迫在眉睫。一方面,聚焦老年人运用数字智能技术的需求与困难,普及数字智能技术知识和技能,提升老年人健康信息获取、识别和使用能力,有效预防和应对健康谣言;另一方面,推动老年人健康科普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充分利用微信、抖音、快手等移动平台,普及合理膳食、体育锻炼、心理健康、合理用药等方面的健康知识,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
本文运用简版健康素养量表,进一步区分了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健康促进素养,并探析它们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只有健康促进素养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医疗保健素养、疾病预防素养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并不显著。借助健康促进,人们得以改变生活方式以实现最佳的健康状况,包括但不限于发现一些对心理健康有益的活动,理解媒体上有关如何变得更健康的信息,判断哪些日常行为会对自身健康产生影响,参加运动组织或健康课程等,这些都有助于老年人提高健康水平,推进健康老龄化。
此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疾病预防素养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产生了负向影响。对老年群体来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这可能“倒逼”老年人主动寻求健康信息,从而增强自身的疾病预防素养。既往研究发现,个人的疾病经历可以触发与癌症有关的信息搜寻行为,2型糖尿病伴骨质疏松患者的健康素养与病程呈正相关,病程延长会提升患者对疾病防治知识的关注度,对疾病的认知也会逐渐加深,从而对提高健康素养起到“反向效应”。
从“长寿”到“康寿”:老龄化的核心指向
健康指个体在身体、精神和社会适应上处于良好的状态。相应地,健康老龄化不应只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而是应追求全面健康。本文关注了常常被忽视的老年心理健康问题,希望探求以何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疏导老年人的抑郁与焦虑。除了新媒体接触对缓解老年人抑郁、焦虑的直接效应,健康状况也与抑郁、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健康状况似乎对老年人感知和评估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此外,在新媒体接触→家庭支持→健康状况→抑郁/焦虑、新媒体接触→朋友支持→健康状况→抑郁/焦虑、新媒体接触→健康促进素养→健康状况→抑郁/焦虑三条重要的链式中介路径中,健康状况均处于关键位置,这再度凸显了老龄化的核心指向——不只是长寿,而是健康长寿。
健康老龄化更重要的是提高生命质量,减少老年人因功能减退而带来的疾病,寻求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维持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功能,促使老年人既做“康龄人士”又做“乐龄人士”,从而实现从“长寿”到“康寿”的转变。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基于全国性样本,本文从实证层面验证了媒介接触(尤其是新媒体接触)对健康老龄化的正面效用,具有突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本研究的发现为深度媒介化的理论视角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与传统媒体相比,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接触对缓解老年人抑郁与焦虑情绪、获取社会支持、提高健康素养均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应当鼓励老年群体积极融入数字时代,加强媒介适老化改造和信息无障碍建设;同时,研究发现也鲜明地指出,媒介适老的实践应用不仅仅要设计适老化界面,更要制作适老化内容,切实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其次,本文重申了强关系(特别是家庭环境)对于健康老龄化的积极效果,家庭作为最基本的支持系统单元,既可以通过代际互动促进数字反哺,有效帮助老年人掌握上网技能,还可以通过子女陪伴增强效能感与满意度,提高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再次,健康促进素养对于老年人改善健康状况、调节负面情绪具有积极影响,部分老年人也可能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反向”促成其健康素养的提高。
最后,媒介接触作用于老年人抑郁、焦虑的机制较为复杂,需要经由新媒体接触→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健康促进素养→健康状况→抑郁/焦虑的链式中介效应实现,既反映出健康老龄化不仅仅是老年人或老年期的事,而是老年人内在能力与社会环境协调互动的结果,离不开媒介环境、家庭系统、同辈群体的推动作用,更映射出健康老龄化的核心诉求在于主动健康、全面健康、全生命周期健康。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基于横断面数据推断因果关系时必须谨慎,后续研究可以引入实验设计或纵向设计进行验证,还可以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和文化批判视角。另外,本文仍然无法全面呈现老年人媒介使用的多样性。未来研究可将更丰富的维度纳入考量,还应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最后,需要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大,寻找老年传播与家庭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等领域的交叉点和结合处。
作者介绍
蒋俏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宗海(通讯作者):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讲师;张自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吴一波(通讯作者):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8期,原标题《健康老龄化与媒介适老:媒介接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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