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56年4月28日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 七届四中全会[1]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2]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3]，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4]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6]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7]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8]。第一次“左”倾路线[9]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10]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11]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12]。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13]，接受好的东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14]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15]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 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17]。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 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18]，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 陆定一[20]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1]。“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 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 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 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注释[1]七届四中全会指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2]高岗，参见本卷第45页注[7]。[3]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4]八七会议，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5]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6]六届三中全会，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7]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8]王明路线，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又称第三次“左”倾路线。见本卷第47页注[18]。[9]第一次“左”倾路线，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10]第二次“左”倾路线，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1]六届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12]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了一、四方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命令第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一部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地区退却，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13]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3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14]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15]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6]指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17]公粮附加，即农业税附加。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地方附加不超过正税的15%。1951年6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税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过正税的20%。[18]指1953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指示中说：“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19]“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20]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21]这是毛泽东1951年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22]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来源：中央文献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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