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國力彭貴軍 || 《“書法”詞源考與詞義嬗變研究》

文化 2024-11-22 21:25 重庆

“書法”詞源考與詞義嬗變研究

鄒國力　彭貴軍

内容提要：

在中國傳世文獻中，“書法”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中。但春秋時期的“書法”顯然不是指後來所説的“書法藝術”，而是指當時史官在“史德”的精神自覺下形成的一種書寫記事原則。至漢代“好書”“善書”“工書”等記載的出現，古代文獻中的“書法”纔與日後的“書法藝術”近義。而“書法”一詞最早具有“書法藝術”概念的記載出現在南北朝時期，這也是“書法藝術”概念正式形成的時間下限。論文以考察“書法”一詞的起源與發展嬗變爲研究對象，通過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間的相互佐證，試圖對“書法”詞源與詞義嬗變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以期有益于當下的書法教育與書法理論研究。

關鍵詞：

“書法”　詞源考　詞義嬗變

一、“書法”詞源考

“書法”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宣公二年》（前607）的記載中：

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1]

可見“書法”一詞正式形成的時間下限爲春秋早中期。然而彼時的“書法”不是指日後的“書法藝術”，而是指古代史官對史實評論與人物褒貶的“書寫原則”，乃是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特定語彙，亦係先秦傳統史學觀念下的撰史之法。

《左傳·宣公二年》記載：

晋靈公不君。厚斂以彤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2]

晋靈公雖然“不君”，但作爲晋國太史的董狐在面對晋靈公被殺時却直書“趙盾弑君”，而臣殺君曰“弑”，從董狐用“弑”字記載晋靈公被殺的過程而言，可見他是一位具有“史德”的史官。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云：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3]

所以正因爲董狐具有這種秉筆直書的“史德”，纔有後來孔子對其“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的肯定。董狐的“書法不隱”就是中國古代史官“冒死直筆”的優良史德的典型代表，它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史官的歷史價值體系，這樣的記史原則可謂影響深遠。

師旂鼎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前548）記載：

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捨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4]

齊國大夫崔杼殺死齊君，齊太史直書“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殺死太史，而太史的弟弟接任太史後仍然這樣記載，崔杼又把太史的弟弟殺死，太史的另一個弟弟接任後仍然這樣記載，崔杼又將其殺掉，而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依舊如實記載，崔杼衹得作罷，“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則説明南史氏并没有因爲前三任太史被殺而放棄“直筆”的書寫原則，所以“崔杼弑君”的罪名便在齊國四任太史飛蛾撲火般的“直筆”下而載入史册。文天祥《正氣歌》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晋董狐筆”的詩句詮釋了中國古代史官“史德”的“天地正氣”，可見春秋時期的“書法”是中國古代史官在“史德”的精神自覺下而形成的“春秋筆法”，這種書寫記事原則可

謂“一字寓褒貶”，充分體現了“微言大義”，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晋董狐筆”與“齊太史簡”，這樣的“書法”可謂是“史筆重千鈞”，“而亂臣賊子懼”的筆伐或許就是春秋時期“書法”一詞的本義。

師旂鼎铭文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書法”一詞的本義就是史官書寫記事的原則與方法，所以纔有“書”與“法”同構爲“書法”一詞。中國古代文獻在《左傳·宣公二年》（前607）以前并無“書法”一詞。甲骨文中無“書”字，金文中有“書”字而没有“書法”的記載。比如《師旂鼎》（西周中期）銘文記載：“今毋播，其有納于師旂。引以告中史書，旂對厥劾于尊彝。”[5]此處的“書”爲“書寫記事”之義。《四十二年逨鼎》（西周晚期）銘文記載：“隹（唯）四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工散右吴逨入内，立中廷，北鄉，尹氏受王書。”[6]此處的“書”爲“策命文書”。《頌鼎》（西周晚期）銘文中“尹氏受王令書”、《頌簋》（西周晚期）銘文中“尹氏受王令（命）書”、《頌壺》（西周晚期）銘文中“尹氏受王令（命）書”、《四十三年逨鼎》（西周晚期）銘文中“史淢受（授）王令（命）書”等“書”字爲受王命作書，與“書寫記事”近義。《欒書缶》（春秋中期）銘文記載：“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孫書也，擇其吉金，以作鑄缶，以祭我皇祖，吾以祈眉壽，欒書之子孫，萬世是寶。”[7]此處的“欒書”爲人名。《廿年距末》（戰國晚期）銘文記載：“廿年，尚上張乘，其我攻（工）書。”[8]此處的“書”爲“工匠名”。《睡虎地秦簡·語書》記載：“發書，移書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畫之。”[9]此處的“書”爲“文書”。《睡虎地秦簡·十八種》記載：“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無方者乃用版。”[10]此處的“書”爲“書寫材料”。可見“書”字在先秦時期的文獻中有書寫記事、策命文書、工匠名與書寫材料四義，均與文字書寫的審美好壞無關。

四十二年逨鼎（甲）

在這“書”的四義中，“書寫記事”之義最早出現在目前考古發掘的青銅器銘文記載中，是其本義，而《周禮·地官司徒·保氏》中所記載的“六藝”中的“書”顯然是指當時貴族教育中的書寫技能。東漢許慎《説文解字》釋“書”爲“箸也”，也是保留了其“書寫記事”的本義。從中國書法發展史來看，儘管先秦時期可供後人臨習取法的銘文和刻石衆多，其中經典亦可圈可點，但若將其置于先秦時期的宏觀歷史文化維度中，作爲藝術和審美的“書法”尚未進入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的主流視野，關于文字書寫好壞優劣的審美意識雖已萌芽，但文字書寫的實用功能則成爲彼時的主要訴求。

《左傳》以後的文獻記載中也有“書法”一詞。比如《中論·亡國》記載：“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11]此處的“書法”爲“記載之法”，“書法而不行其事”是指不遵循先王之書所載之法。《後漢書·儒林列傳》記載：“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12]此處的“書法”爲“三種字體的規範書寫”。由此可見，“書法”一詞正式形成于春秋時期，是書寫記事的原則與方法，進而引申爲中國古代史官“冒死直筆”的優良“史德”，而在東漢以前的文獻記載中，“書法”一詞皆與今天的“書法藝術”無關。

睡虎地秦簡

二、“書法”詞義嬗變的歷史節點

既然東漢以前的文獻記載中的“書法”一詞與今天的“書法藝術”無關，那麽“書法”一詞是如何發展嬗變爲今天所説的“書法藝術”的？這裏需要説明的是，“書”字在先秦時期的文獻記載中雖無文字書寫審美好壞的字面意義，“書法”一詞在東漢以前的文獻記載中也與“書法藝術”無關，但這并不表明東漢以前無文字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

其實早在先秦時期，人們對文字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就已完全確立，衹是這個審美意識在當時没有以“書法藝術”這個概念來命名而已。比如盤庚至武丁時期的甲骨文呈現出威嚴雄渾與古樸挺削的書風，到了祖庚至祖甲末期的甲骨文呈現出工整秀美與結構嚴謹的書風，再到廪辛至康丁時期的甲骨文呈現出參差錯落與體態天成的書風，直到武乙至文丁時期的甲骨文書風集前代之大成，可謂百花齊放，字體大小的安排與處理也體現了作者的匠心，大者一寸有餘，小者幾近蠅頭。西周早期的銘文書風大致可分爲三類：第一類古樸厚重，以《大盂鼎》《康侯簋》《何尊》銘文爲代表；第二類雄奇恣放，以《作册大方鼎》《召卣》《保卣》銘文爲代表；第三類質樸平實，以《利簋》《天亡簋》銘文爲代表，而後西周中、晚期的銘文書風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至此不同時期的金文書風在中國書法史上占據了一席之位。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諸侯林立，書不同文，車不同軌，不同國家與地域之間的銘文與手書更是呈現出不同的地域風貌。晋書莊嚴，秦書古樸，楚書浪漫，魯書嚴謹，齊書剛健，中山書飄逸等等，春秋戰國時期的書風多樣無疑成爲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朵奇葩。可見先秦時期“書法”一詞雖爲“春秋筆法”之義，但彼時對文字書寫的審美意識已經完全確立，所以“書法藝術”的審美意識在先秦時期已經發展完備，這也爲“書法”一詞的發展嬗變奠定了歷史基礎。

作册大方鼎（甲）铭文

從上文分析可見，“書”字在先秦時期的文獻記載中有書寫記事、策命文書、工匠名與書寫材料四義，所以要探究“書法”一詞由其本義向“書法藝術”概念的發展嬗變，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探究“書”字何時具有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而中國傳世文獻中即有“好書”“善書”“工書”等記載。

“好書”一詞多次出現在先秦兩漢的文獻記載中，如《墨子·小取》中記載：“且夫讀書，非好書也。”[13]此處的“好書”爲“好讀書”之義。《荀子·解敝》中記載：“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14]《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15]《史記·刺客列傳》記載：“荆軻雖游于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16]而司馬遷在此之前就説“荆卿好讀書擊劍”，所以此處荆軻的“好書”是指其“好讀書”。《史記·張丞相列傳》記載：“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17]《史記集解》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説明張蒼“好書”是好著有關陰陽律曆的書。可見“好書”一詞至司馬遷時代大致爲“好書寫”“好讀書”“好著書”之義，并無表現“書寫好壞”的高下之分，也自然與後來所説的“書法藝術”無關。《漢書·楚元王傳》記載：“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18]《漢書·淮南王傳》記載：“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19]從楚元王劉交“多材藝”與淮南王劉安好“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可見二人均屬文藝愛好者，所以推斷二人的“好書”不僅僅是愛好讀書，很有可能已視“書”爲脱離書寫記事的附庸，從而賦予其審美意識。由此可見，“好書”一詞到了班固時代已初步具有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這裏需要説明的是，雖然“好書”一詞在《漢書·楚元王傳》與《漢書·淮南王傳》中記載的史迹均爲西漢時期，但班固爲東漢時期人，他與司馬遷相差二百多年，所以不能因爲《史記》與《漢書》中都記載了同一歷史時期的“好書”而説明“好書”一詞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具有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關于“好書”一詞是否具有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筆者便用司馬遷時代與班固時代來進行時代劃分。

大盂鼎

“善書”一詞出現在《漢書》記載中。《漢書·張湯傳》記載：“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于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禄大夫。”[20]《漢書·貢禹傳》記載：“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21]《漢書·游俠傳》記載：“（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于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22]可見“善書”一詞大約已有對文字書寫審美好壞的評論。如若不然，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則不成立，所以隨着“善書”一詞在班固的筆下出現，可以説中國古代至遲在東漢時期，人們對文字書寫進行審美品評的意識已經完全確立。不僅如此，“善書”甚至作爲“入仕”的條件之一，可見“善書”在當時已經具備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并在東漢時期發展爲一種時代風尚。《後漢書·皇后紀》中記載：“后少聰慧，善書藝。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後近屬，故得爲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爲皇后。”[23]其中的“善書藝”到底是指“書法藝術”還是指“書寫技能”尚待考證，因爲《漢書·藝文志》中的“藝”實爲“技”，但班固筆下的“善書”是對文字持一種肯定的審美意識形態無疑，已經具備了後來“書法藝術”的雛形。這裏需要特别説明的是，漢代還出現了“善史書”的記載。比如《漢書·元帝紀》中記載：“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才藝，善史書。”[24]《漢書·酷吏傳》中記載：“然（嚴延年）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25]《漢書·外戚傳》中記載：“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即位，常寵于上，后宫希得進見。”[26]可見“善史書”是指擅長文書律令，與“書法藝術”無關，那麽“善書”是否爲“善史書”的簡稱？筆者以爲此乃兩個概念。吕思勉在《中國文字變遷考》中説：“西漢稱人善史書，無專指書法者，皆指文法，後漢則多指書法矣。然當時好樂史書者，又并不僅限于書法，還往往兼有小學和文學。”[27]林京海在《“史書”與書學》一文中説：“善史書，在西漢時，指擅長文書律令。而到了東漢，則逐漸演變爲指擅長書法。”[28]由此可見吕、林二人的觀點基本一致。然筆者以爲吕、林二人關于西漢“善史書”的釋義完全正確，但二人均認爲“善史書”到了東漢時期演變爲擅長書法的觀點有待商榷。從上述材料分析可見，兩漢文獻中“善書”與“善史書”均有記載，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善史書”特指擅長文書律令等文法，而“善書”則是在“善史書”的基礎上又增强了對文字的審美追求，可以説“善史書”者往往“善書”，但“善書”者不一定“善史書”，否則《漢書·貢禹傳》中所記載的“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猛者貴于官”則不能成立，因爲此記載明顯是否定“善書”者被尊于朝，如果“善書”是“善史書”的簡稱，那麽“善史書”者應該被肯定而尊于朝纔對，所以此處的“善書”應是指擅長某種書寫技能或對文字具有較高的審美追求。《三國志·管寧傳》記載：“（胡）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娱。……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并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29]《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内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書籍者，吾于胡徵君見之矣。”[30]從此記載中可見，“以經籍自娱”的胡昭“善史書”，而其中與胡昭齊名的“善史書”者中有鍾繇、韋誕這樣的大書法家，而他們所寫的“尺牘”則是當時人們心目中的楷模文章，這便可以證明“善史書”者往往“善書”，由此更加充分證明了“善書”與“善史書”爲兩個概念。實際上，我們亦可將這一傳統看成自中古以來的中國書法發展史中對傳世經典書法作品的定義和標準，即大凡古代經典書法傑作皆具有文辭與技法的雙重高度，經典書法作品的文本内涵是“善史書”的體現，而高超的書法技法是“善書”的體現，這兩個概念在中國書法史的生成過程中始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利簋

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中繼“善書”之後有“工書”一詞。《後漢書·蔡邕列傳》記載：“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并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31]東漢末年靈帝創鴻都門學，雖然是東漢末年宦官、外戚、豪族與皇權鬥争下的産物，然却將中國古代社會的文藝發展推向了一個高峰。靈帝本人酷愛詞、賦、書、畫，這也爲靈帝時期的文藝發展提供了政治導向，從“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可見，“本頗以經學相招”可類于“善史書”者，“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可類爲“善書”者，而“工書鳥篆”中的“工書”無疑是“善書”的進一步發展，且指明了“工書”的具體書體。東漢靈帝時期以“工書”而“入仕”者達到歷史高峰，以致一些不“工書”者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努力“工書”而實現階級跨越，從“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可見，隨着鴻都門學的興起，這些“工書鳥篆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完成了由“俳優”到“高官厚禄”和“圖像立贊”的轉變，這也致使傳統士大夫階級非議甚至鄙視這一“工書”的“小技”。例如《後漢書·楊賜列傳》記載：“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説，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32]《後漢書·蔡邕列傳》也記載：“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理國政，未有其能。”[33]其中以陽球的批評最爲尖鋭，他説：“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蜕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34]雖然中國古代的士大夫認爲文藝爲雕蟲小技，不足以“經世致用”，但這也不可否認隨着東漢末年鴻都門學興起的文藝高潮，“工書”一詞似乎比“善書”更能詮釋人們對文字書寫審美好壞的層次劃分。比如《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諸葛）瞻工書畫，强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35]又如《三國志·趙達傳》裴松之注：“《吴録》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并、陳梁甫能書。甫恨逋，并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36]此處的“工書”與“善書”近義，但“工書”明顯高于“善書”。可見，隨着“工書”一詞被載入史册，可以證明至遲在東漢末年人們已對文字的審美達成了一種社會共識，這也是“書法”一詞進一步發展嬗變的歷史節點。

先秦時期人們對文字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已經完全確立，衹是這個審美意識在當時没有以“書法藝術”這一概念來命名而已，隨着“好書”“善書”“工書”等文獻記載的出現，人們關于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至遲在東漢末期已成爲社會共識，這也爲春秋“書法”嬗變爲“書法藝術”邁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這裏需要説明的是，文獻材料的記載衹能證明既成史實的時間下限，并不能因爲“好書”“善書”“工書”等文獻主要出現在兩漢時期便武斷下結論，説漢以前無“好書”“善書”“工書”者。比如目前考古發掘材料中發現大量秦漢習字簡，這些習字簡大多文辭不通，其中同一字重複書寫的例子比比皆是，而這些被重複書寫的字都具有字體規範性，可見當時書寫者重複書寫一個字的主要目的是追求文字的審美表現，書寫者似乎希望通過多次書寫同一個字來探尋該字的最佳審美表現。在這些書寫者的筆下，同一個字表現出或結體各異，或用筆各異，或墨色各異的審美效果。秦漢習字簡中的自覺書寫練習與我們今天進行書法啓蒙教育時的單字訓練如出一轍。在先秦至秦漢時期，簡牘書法的形成與發展并未以規範性或工整性爲其核心追求。相反，其主要目的在于滿足書寫與製作的實用性與便捷性，從而導致其書法風格上的用筆簡練與字形傾斜。特别是楚簡，其應用性的特點更爲顯著，展現了更爲强烈的風格特徵。如江陵望山簡在結構上的疏密變化明顯，呈現出大幅度的開合變化；信陽楚簡在結構上呈現錯落有致，起筆重頓，形

態似釘頭，展現一種灑脱自如的美感；長沙仰天湖楚簡的用筆更爲雄健；包山楚簡在風格上則展現出沉穩與靈秀的雙重特質。這些簡牘書法充分展現了書寫的活潑與生機，不僅是書寫技術的展現，更是藝術創造力與文化表達的重要載體，反映出這一時期社會文化與審美觀念的獨特面貌。

江陵望山簡

又如傳言李斯、趙高是大書法家，但《秦始皇本紀》《李斯列傳》《趙高列傳》等傳世文獻均無二人“善書”或“工書”的記載，這就不能武斷下結論説二人不“善書”或“工書”，從而否定二人是大書法家，這衹能説明在漢以前史官對某人“善書”“工書”的技能不視爲載入史册的標準。所以我們衹能下結論爲“書法”一詞向“書法藝術”嬗變的最關鍵時期應以兩漢爲時間下限。

三、“書法”詞義嬗變的完成

由上文可知，東漢以前的文獻記載中的“書法”一詞皆與今天的“書法藝術”無關。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的“書法”一詞指“書法藝術”則最早出現在南北朝時期。王僧虔在《論書》中説：“謝綜書，其舅云：‘緊潔生起，實爲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也。”[37]此處的“書法”確指“書法藝術”無疑，而“書法有力，恨少媚也”是特指用筆表現的審美取向。南北朝時期書法家對用筆的精神風貌有了更具體的要求，此時“書”的觀念已經脱離了其原先“書寫記事”的本義，并將“書”的審美視爲一個完全獨立的價值體系。《南齊書·周顒列傳》記載：“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38]此處的“書法”爲“書體之法”，從“學之甚工”可以推斷“工”的對象不僅僅是關于散隸的書寫方法，已然將散隸上升到一定的審美高度。謝赫《古畫品録》中記載：“始變古則今，賦彩制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常結構層樓，以爲畫所。”[39]此處的“書法”爲“書寫之法”。由此可見南北朝時期“書法”一詞不僅具有“書體之法”“書寫之法”之義，而且還對文字書寫的審美品評進行了具體概括，其中包含書寫法度、結體規範、用筆有力等審美意識。特别是南北朝時期，大量書法論著的出現包含了書法理論的各個方面，使論書觀念在中國歷史上得到了空前發展。如羊欣的《采古來能書人名》首開評騭書家之風，其中的評論包含了上起李斯下迄東晋時期四十餘位書家的書法藝術，這種品評方式源于漢魏時期對人物進行的品藻之風。虞龢《論書表》中對“二王”書法的肯定也代表了當時社會所認可的書法觀，他説：“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40]從虞龢“古質今妍”的書法觀可見，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書法的認知不僅僅停留在書寫法度與結體規範的技法層面，進而上升到追求書法審美要求和探尋書法審美趣味的形而上的精神層面。王僧虔《筆意贊》中説：“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黄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弩如植槊，勒如横釘。開張鳳翼，聳擢芝英。粗不爲重，細不爲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41]從中可見南北朝時期的書論已達到探討用筆方法和取法先後順序的層面，這也可視爲對漢代“善書”與“工書”的具體化，從而進一步證明南北朝時期的書法自覺性遠高于漢代。

告誓

不僅如此，南北朝以前，“善書”“工書”者往往在正史中被一筆帶過，其中大多衹簡單記載某人“善書”“工書”罷了，漢以前的正史記載中甚至連“善書”“工書”也未嘗出現，更不可能對“善書”“工書”者的這一特殊技能做更多的記載，東漢末期的士大夫甚至鄙視這種“小技”。但《南齊書·王僧虔列傳》却記載：“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42]又記載：“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吴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43]這條重要的史料出現在蕭子顯筆下，首先可表明目前流傳的南北朝時期的書論文獻大多爲該時期的作品，其次南北朝時期正史大量記載的“善某書”比兩漢時期的“善書”“工書”具體到了書體。《南齊書·劉休列傳》記載：“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44]南北朝時期在惜字如金的正史記載中竟用如此多的文字來討論書法，且其中涉及了對書體、筆法、結體和審美意識等方面的具體探討，這與兩漢文獻中簡單記載的“善書”“工書”形成了鮮明對比。

可見，“書法”一詞經南北朝時期的進一步發展過後，已變爲特指漢字書寫的規律、法度、筆法、結體、精神風貌等方面。不僅如此，南北朝時期對“書法”的認識已上升到追求書法藝術生命力和探尋書法審美趣味的形而上的精神層面，所以南北朝時期毫無疑問是中國古代社會第一個書法完全自覺的時代。兩漢時期的“善書”“工書”并未從書寫規律、法度、筆法、結體等方面對文字書寫進行提煉，但隨着歷史的發展，“書法”一詞到了魏晋南北朝時期纔被正式確立爲一種藝術樣式，與我們今天所講的“書法”相當。

衛恒《一日帖》

這裏需要説明的是，傳世的書論文獻中有不少漢代的作品，比如崔瑗的《草書勢》、趙壹的《非草書》、蔡邕的《篆勢》《筆論》《九勢》等。崔瑗的《草書勢》是我們目前能見到的第一篇專論書法的文章，它的出現，説明書法已經完全進入了一個脱離文字附庸的自覺時代。但《草書勢》原作已佚，且《後漢書·崔瑗列傳》中作《草書藝》，我們衹能從《晋書·衛恒傳》中衛恒《四體書勢》中窺見。趙壹的《非草書》主要是以否定草書的方式來針砭東漢晚期的時弊。蔡邕的《篆勢》被衛恒收入《四體書勢》，而《筆論》和《九勢》兩篇首見于宋代陳思的《書苑菁華》。這些書論作品是否真正出于漢人之手還有待翔實的考證。《晋書·王羲之列傳》記載：“（王羲之）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45]《晋書》爲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撰，從唐太宗尤尊王羲之書法可見唐代對王羲之的書法帶有明顯的審美偏好，“爲古今之冠”明顯是後人對其書法的誇大評語。對這則史料記載而言，我們衹能説唐代繼承了南北朝時期首開的論書之風，而王羲之“善書”也確有其事，但《晋書》中與書法理論相關的史料帶有明顯的唐代色彩。

張懷瓘《書議》

秦漢時期大量習字簡中的自覺書寫練習已經充分證明，至少在秦漢時期人們已經充分重視文字書寫的審美追求。即便《草書勢》《篆勢》《筆論》《九勢》等書論出自漢人之手，其數量也遠遜于南北朝時期，故而兩漢魏晋時期關于書法的自覺性也遜于南北朝時期，所以説“書法”一詞至遲到南北朝時期已完成了徹底嬗變，成爲我們今天所特指的“書法藝術”，而南北朝時期的書法自覺在中國古代書法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塊里程碑，爲之後中國書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賦予了生命。張懷瓘《書議》云：“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没，况禽獸乎？况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46]從“書道法此”可見南北朝時期的書法自覺對後世産生了深遠影響，隨着“書法”一詞在這個時期嬗變的完成，“中國書法”成爲中國特有的文化藝術門類，從而被賦予了無窮的生命力。

結語

“書法”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宣公二年》（前607）的記載中，是指書寫記事的原則與方法，至遲到南北朝時期纔發展嬗變爲今天所特指的“書法藝術”，它在這近千年的發展嬗變過程中歷經由先秦時期文字書寫好壞的審美意識——春秋時期書寫記事原則——兩漢時期的“善書”“工書”——魏晋南北朝正式確立的一種藝術門類的嬗變歷程，這樣一條發展嬗變的歷史脉絡清晰地勾勒出了“書法”一詞的詞源與詞義嬗變，從而構成了“中國書法”的歷史坐標。

注釋：

[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年，第662—663頁。

[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655—656頁。

[3]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羅炳良譯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310頁。

[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099頁。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78頁。

[6] 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95頁。

[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1497、2721、5123、5266

頁；吴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五卷，第401頁。

[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6533頁。

[9]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頁。

[10]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第50頁。

[11] [三國魏]徐幹撰，孫啓治解詁《中論解詁》，中華書局，2014年，第335頁。

[12]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七九，中華書局，1965年，第2547頁。

[13] [清]孫詒讓《墨子間詁》，中華書局，2001年，第418頁。

[14]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沈嘯寰、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8年，第401頁。

[15] [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四《屈原賈生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第2503頁。

[16] [漢]司馬遷《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第2528頁。

[17] [漢]司馬遷《史記》卷九六《張丞相列傳》，第2681頁。

[18] [漢]班固《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1921頁。

[19] [漢]班固《漢書》卷四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第2145頁。

[20] [漢]班固《漢書》卷五九《張湯傳》，第2647頁。

[21] [漢]班固《漢書》卷七二《王貢兩龔鮑傳》，第3077頁。

[22] [漢]班固《漢書》卷九二《游俠傳》，第3711頁。

[23]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十《皇后紀》，第417頁。

[24] [漢]班固《漢書》卷九《元帝紀》，第298頁。

[25] [漢]班固《漢書》卷九十《酷吏傳》，第3669頁。

[26] [漢]班固《漢書》卷九七《外戚傳》，第3974頁。

[27] 吕思勉《文字學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0頁。

[28] 中國書法家協會編《當代中國書法論文選·書法史卷》，榮寶齋出版社，2010年，第163頁。

[29] [晋]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十一《袁張凉國田王邴管傳》，中華書局，1959

年，第362頁。

[30] [晋]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十一《袁張凉國田王邴管傳》，第363頁。

[31]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六十《蔡邕列傳》，第1991—1992頁。

[32]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五四《楊賜列傳》，1780頁。

[33]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六十《蔡邕列傳》，第1996頁。

[34]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七七《酷吏列傳》，第2499頁

[35] [晋]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三五《諸葛亮傳》，第932頁。

[36] [晋]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卷六三《吴範劉惇趙達傳》，第1425頁。

[37] [南朝齊]王僧虔《論書》，《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2014年，第59頁。

[38]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四一《周顒列傳》，中華書局，1972年，第732頁。

[39] 傅慧敏編著《中國古代繪畫理論解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39頁。

[40] [南朝宋]虞龢《論書表》，《歷代書法論文選》，第50頁。

[41] [南朝齊]王僧虔《筆意贊》，《歷代書法論文選》，第62頁。

[42]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列傳》，第591頁。

[43]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三《王僧虔列傳》，第596頁。

[44] [南朝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四《劉休列傳》，第613頁。

[45] [唐]房玄齡等《晋書》卷八十《王羲之列傳》，中華書局，1974年，第2093頁。

[46] [唐]張懷瓘《書議》，《歷代書法論文選》，第145頁。

鄒國力

中共黨員，土家族，重慶市石柱縣人，1992年12月生，內江師範學院書法學專業教師，北京中外視覺藝術院副院長、研究員，四川大學曆史學博士(專門史方向)，重慶大學藝術學碩士(中國書法方向)，四川美術學院外聘教師，四川省高等教育學會書法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四川省科協智庫專家，四川大學書法研究所理論專家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張大千研究中心研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在 CSSCI 期刊、中文核心期刊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 10 余篇，其中1篇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參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及省部級課題項目3項，撰寫的研究報告獲市廳級主要領導肯定批示采納3項，多件書法作品被重慶美術館收藏。

彭貴軍

1987年生，博士、研究員、碩士生導師。現爲內江師範學院專任教師，四川輕化工大學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訪問學者，北京中外視覺藝術院副院長，《中國視覺藝術年鑒》主編，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研究員，教育部全國本科論文抽檢評審專家，四川省藝術研究院智庫專家，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美育專業委員會理事，四川省教育學會書法教育專業委員會理事，四川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四川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2009-2016年任成都蓉城美術館館長；2017-2022年任四川民族學院書法研究所所長、書法系主任、書法學專業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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