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狼爷” 

作者：陈新民

狼肉是可以吃的，但要看什么时候，1960年前后就吃不得。那年月，乡下的狼多得不得了，成群结伙出没田舍，吞噬死人、祸害活人。常有大天白日狼扑进人家屋子叼走小孩的传闻，在不少村庄，能见到从狼口逃身的疤痕脸，见到绰号叫“狼剩”、“狼扯”的孩子。狼四处吃人，人却吃不得狼。含着人血的狼肉，谁吃谁双眼通红，而且红好多年都不退，头发一茬茬地掉，总也长不齐。再说了，人都饿得前心贴后背，瘦的风能吹倒，“胖”的大多是浮肿，一个个有气无力行走困难，谁能对付了狼，只怕是躲不起呢。好长一段，人开门关门忘不了念叨一声：“‘狼爷’千万别跟寻我呀！”

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气渐渐旺起来，狼越来越少,后来干脆见不着了。两三年间，冒出那么多的狼，又消失得没有踪影。一个恐怖的故事在乡间流传开来：“狼爷”吃活人吃够定数要进城的,它们把魂附在某些城里人身上变成人狼，大模大样地在人堆里混呢。都说远路怕水，近路怕鬼,其实最可怕的是身边的人狼。说不定他（它）正和你勾肩搭背，或者与你分吃一个苹果。细想起来叫人齿冷腿颤，不由你左顾右盼。

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变，似乎应验了乡间传说。文化大革命一起来，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不少人变了，有些变得比扒皮还快、比换衣还急……不由使人联想起前些年消失的一群群 “狼爷”。

下面说说文革动乱中发生在校园的几件事。

边城中学占地很大,将近三百亩地的校园，除了几排校舍和两个操场，还有大片林地。有苹果、梨、桃、杏、李、核桃，有榆、桑、丁香、珍珠梅、洋槐、垂柳和钻天杨。照料果园的小伙子名叫贤。

贤干瘦孱弱，低眉缩肩，行走校园无声无息。没事时，他从来不往老师和同学们跟前凑,但爱逗家属院的孩子们玩。校长主任的几个孩子都喜欢他，因为他口袋里随时能摸出核桃,杏干之类的好东西,给孩子们意外的惊喜。文革前的最后一个寒假,教职工联欢会散后，贤把红纸撕成片,吐上唾沫，扯住一个男孩，用黏糊糊的纸片把他涂抹成红脸蛋。那天天气奇冷，和着唾沫的红颜色很快冻结在男孩脸上。男孩先是一惊一乐，过会儿又不觉得对劲了，那来得一股酸腐气？像是被馊臭的韭菜包子蹭过。回到家里，母亲问明情况，说那是贤唾沫的味儿，还说小伙子胃病肯定不轻。

贤上学时体质太差，上不了运动场；形象欠佳，进不去宣传队；不会说普通话，近不得演说台。总之，风光处从来没有他的身影。不仅如此，他还受过不少的憋屈。每次从农村家里背干粮回来，他的毛蓝布褂子总有股呛人的炕火味，行走教室，衣着鲜亮的女生会轻轻地皱起鼻子，飘过一丝异样眼神。贤对这些很敏感,每次不经意地睥睨，都是压向他心头的冰块。他言语越来越少，表情越来越冷。

据说贤原先学习不错，还当过一学期俄语课代表。偏偏他最后一学期得了胃病，错过了高考。他勉强毕业后没有回农村去，校方同意把他留下来，本意是让他一边干点清闲农活，一边疗养身体，到时候再以同等学历参加高考。给贫下中农子弟创造升学机会是贯彻阶级路线。

反过来想，他当年如果回到农村，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在他那个公社, 贤是仅有的出身于贫农家的高中毕业生。比起大部分文盲和半文盲的公社干部,他就是大知识分子,也算是青年精英。1960年失学返乡的初中同学，只要家庭成分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在“四清”运动中几乎都被吸收成国家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有些已当上公社的头儿。他在学校,却像一枚“错位的纽扣”，错过的可能是另一条实现自我的途径。

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假期回来，说起各自在大城市的见闻。令贤的心情更加黯淡。有个心仪的女生，上大学后给他回过两封信，信中没有半句耳热心跳的话,无非是好好准备功课再争取考学。

南飞的大雁已回归了三次，贤仍然校园里晃悠,考大学眼看着已没指望,伴陪他的是无边的寞落。

友情失落时，文化大革命兴起了。世局急遽变化出乎贤的预料,却冥合了他心存的无名期待。一直被自卑，犹豫和疑虑折磨的他, 几乎不假思索地积极迎合着来自各种“大道”“小道”的宣传煽动。校园狂热的群情, 溶化了胸中的坚冰,他心潮如激流决堤,宣泄、冲刷、荡涤；压抑已久的才华这才得到发挥，“欲问今日之域中，试看谁家之天下？”总务处的各色人等,能把大字报写到这气势的,不是别人，是微不足道的临时工贤！

那个女同学虽不见音信，她妹妹还在这儿读初中，小女生看到的将是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贤。这或许正是他期望的。

大破四旧时，贤把名字改成前，以示和昔日决裂,以示获得新生。他不仅是改了名字，做派举止也幡然大变，肩膀展了, 腰杆直了；窄长脸冒着油光，细碎眼睛顾盼有神；嘴里冒出的全是时兴话语：“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等等。

前写大字报、刷标语、参加辩论、外出串联、操办集会；指派文弱书生掏厕所、挖城墙、打土坯、拉大轱辘牛车；领一伙初中生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学校三分之一的教师已进了牛棚，有的是劳动力，更不乏阶级斗争的 “活靶子”。

前卖力表现并没有达到预期成效，且不说后来校革委会、总务处领导小组没他的份，当时连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也没混上。不过,能为新兴的政治群体所接纳,已满足了他归属的渴望。这种渴望让他乐于放弃小我顺应大局，无怨无悔地、坚决勇猛地跟进组织造反,并在这个过程中逃避着以往的自我。他以团队中最暴戾的极端形象,展现着自身的强势,在权利场上出不了风头就出拳头，他的凶猛令师生侧目，应了一句老话“海水不可斗量，是人不可貌相”！

前一般不参加两派之间的群殴，凭那副身子骨，去了怕是没得便宜可占。他喜欢对不能还手的人出招，最擅长“夜袭”——午夜时分邀上两三小将闯入“牛鬼蛇神”家里，践踏私宅如进无人之地。他时而踱步兜圈慢语细究，时而奔窜扑腾厉声嗥叫；掌嘴、拧耳、抡皮带、架“土飞机”……前的谋略中，这类“家访试”的突击是迂回进攻的上策。当着亲人的面暴打羞辱对方，直击他们情感最柔软的部分；那家老人的眼泪、孩子的惊叫，更是摧垮对方意志、迫使他们屈服的利器。这一招一式,一般人学不来，当然也不是啥人能教会的。

前感到自己所未有的强大, 同时,心存的炽烈怨恨，竟然转化成一种鄙视、一种轻蔑、还有一丝莫名奇妙的怜悯，他端详着眼下的“猎物”，乐了。

前和这些人本无旧仇新怨，这无妨他精心谋划，主动地、不停顿地、一次又一次发动攻势。想来是为立战功，假如制服了对方,叫他们能按照既定的口径,顺着编造的离奇故事,承认“叛徒”“特务”“反革命”罪名,那么,深挖攻坚战果非他莫属。

前没有恋人，没有朋友，不敬神明,不怕鬼魂，无牵无挂无情趣爱好。自称是“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这两句歌词,就像是专为他量身打造。那年月，这种人不少呢。

卫是学校的马车夫，生的莽头莽脑,身板敦实,胳膊粗壮，一看就觉得小伙子浑身是力。的确,他干活从不惜力。“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 ，他铡饲草就是比别的饲养员更仔细；“马无夜草不肥”每天半夜，他都要举着马灯进出棚圈，添草添料。学校北面有条小河，他经常在清流边刷洗马，一匹青骢,一匹枣骝,还有一匹黄骠马,被侍弄得膘肥体壮毛色光鲜人见人爱。他疼惜牲口，手中的鞭子轻易不往实处落，几下响鞭，几声吆喝就把三匹大马调教的非常乖顺。

校家属院的那一伙半大小子们最爱看他耍鞭。长长的马鞭，在他手中迅灵如蛇出神入化。树顶的苹果,指哪打哪,辫杆一抖，鞭梢刷地飞上去，果子就啪地落了下来，连一片树叶都不带的，简直比撮起指头摘还灵泛。小子们看过电影《飞刀华》,在他们眼里,卫也是身怀绝技的大侠,尊他为“飞鞭卫” ,说起来佩服得很。

只要马车放空, 小子们就蜂拥挤上。卫也乐得表演,鞭舞得噼啪山响，指挥的青、红、黄三匹大马扬鬃决蹄,像是彪悍的踢踏舞者,轰隆而来,绝尘而去, 一路撒满小子们的咋呼和欢笑……

卫干活有眼色,也乐于帮助人。只要不出车，看到谁个忙不过来,他会不啃不响过去搭个手。大家觉得他言语不多踏实本分,因此在农场人缘不错。总务处长也不少表扬卫，要员工们向他看齐。

文革前夕，血统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家庭出身对个人在单位的处境越来越重要。卫的心气在提高，但校园毕竟是崇尚文化知识的地方，他对这一点不是不清楚。别说那些满腹经纶的教师，随便哪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张口说功课，在他就像是听天书。日复一日，他到老师同学中更加手足无措。

卫把希望寄托在学校的汽车。老司机大字不识一个，车照开不误。所以他觉得开汽车可能是学校里唯一不需要文化的高级别职业,这正是自己跳起来能够得着的“葡萄”。每有闲暇，他总要围着汽车库转悠，拿老司机当大爷抬举，老司机也时不时拿顺情话忽悠他。他为此找过校长，校长说你没有念过书不适合摆弄机器,还解释说老司机是不识字，但人是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汽车兵，不好攀比的。卫被校长一席话呛得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唯唯诺诺倒退出校长办公室。

假如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农村、农场或者畜力运输队（当时县里有这种单位）赶车，卫必定是最优秀的。在不需要攀比文化的群体里，他的踏实能干定能赢得周围尊重，要说弄个开拖拉机或者开汽车的营生也未尝不可，那时,公社和农场的拖拉机和汽车大多数掌握在文盲半文盲手中……

文革动乱，各地都以破旧立新为导火索 ,以学校为引爆点；把优秀文化统统列为封,资,修黑货加以声讨,把学校定位成”十七年来一直被又粗又长的黑线统治着”的反动堡垒。卫是那种难于被说服,却容易被煽动的主儿。事实上他就是比所有顺境中的人更容易接受世情感染。内校园彻底乱了,造反派号召被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压制的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造反。还有比这更亲切、更激情的呼唤吗? 卫心中的怨恨升温发酵，驱动他奔向群体性癫狂。本来五音不全的他，听到红卫兵战歌：“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豁然开窍跟起学唱，虽然唱得如马嘶牛吼,却十分地投入、百分之百的动情。

知识已变得一文不值。昔日高高在上的校长、权威教师、业务骨干等,都乖乖地在那里接受批斗，一任皮带、棍棒在身上翻飞，遭际还不如卫鞭下的马。早先想都不敢想的事摆在眼前，卫能不动心？

“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决裂”“亲不亲、路线分”等煽动，制造了校园人际鸿沟，“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代替了朴素的做人道理。卫卸下了自卑，抛弃了起码的是非感。从约束和自我约束中挣脱，他得到了新的自由——一种毫无愧疚地去恨,去施暴,去凌辱的自由。“该出手时就出手”，卫不用马鞭、不用棍棒，每次都徒手上阵，惯用农民式的“扯脖”手法，即抡圆巴掌劈头盖脸地抽。这种手法直来直去解恨撒气，好几次，批斗会上那些个鼻青脸肿形象都出自他手。他累得又喘气，又甩手。把自己手都能用疼，还有谁能比他更奋不顾身？真格打出了学生娃们打不出的威风，博得一片叫好，卫报以憨笑。

卫原先是学校尽职尽责的临时工，现在是群众组织的驯服工具。不同的是，旧秩序下他是畸零者；新兴政治群体，给了他精神家园,他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恢复了自信，踏上了自我表现的舞台。

卫和前两个人在学校的原先的处境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属于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角色，都是疏离于知识分子圈外的失意者。

失意者经常有意无意地回避自身的“短板”，而把困境归结于外在的限制和优势群体的压抑。在无法自主选择的人际环境中，他们认为自己得不到尊重，看不到自身价值被认可的希望，从而形成潜意识自我萎缩心理，引发消沉、冷漠、嫉妒等性情变化。正常情况下,作为心理过程,自我萎缩有着缓解和向良性化变化（比如自立自强）的可能。

文革动乱，使外部条件和自身处境急遽变化，特别是弱势一时有望成为强势，或者自认为能成强势，潜在的自我萎缩心理就像压得很低的弹簧,极具冲击性地突然蹦起，携带着不可理喻的幽怨、嫉恨、报复、反叛心理和暴力倾向，形成恶的选择。俗话说可怜之人定有可恨之处，就是指这种情况。

当炽烈的憎恨给空虚生活带来意义和目的，看似不可理喻的恨其实是要掩盖内心失落、贫乏、无价值；自我萎缩就此被转化为加害他人的欲望。文革带来了转化的机遇和驱动力，群体性动乱又掩盖着个体责任；为了掩饰这种转化，施害者会在“与阶级敌人势不两立”的名义下,把迫害主动地、不停顿地的进行下去，同时也使自己一步步走向罪孽的深渊。

昔日的失意者，今天的得势人看到被幸运眷顾者每况愈下，看到正派者被损害被侮辱会深感慰藉。在普遍的没落中，寻找平等前景的行径，就好比修理木桶时以最短的残缺木板为标准，把其它长板统统锯短，使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事实上文革动乱中，许多支配局势、左右人的命运的往往是政治群体中最低劣者。所以世风日下，所以整体没落。

人性的异化，有环境的影响，也有深层次的心理成因。时代悲剧，必然包含着“编剧”、“导演”和“演员”的人格缺陷。对文革时期恶的反思追问，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乱世英雄起四方。说起边城文化大革命, 兵是绕不过去的角色。作为一代小将的标志性人物,他已留存当地人口碑。

兵曾是引人瞩目的阳光少年，生在军营,起步即踏上了幸运的红地毯，生活中别人缺啥他有啥，别人有的他更有。他相貌俊朗,身体挺拔结实,打篮球、踢足球、每每出场,总能牵动众多视线，赢得满场喝彩。他言谈豪爽,革命老区口音，显示着高贵血统。他待人义气,敢惹事、能担当，罩着那些桀骜不驯的干部子弟，赢得了不少平民家孩子的仰视，总以为他身上带有天生的领袖气派。

从北京串联回来，兵身穿四个兜的草绿色军官服，臂佩鲜红的袖章，腰扎棕色牛皮武装带，足登高靿翻毛皮鞋。那个威武潇洒真是没得可比,用现在的话说,叫“酷毙”、”帅呆”。

血统论的泛滥，为这类小将们脱颖而出提供着机遇。纯而又纯的家庭出身，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豪迈气派，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激越情怀,造就了少年英雄。兵觉得自己拥有无敌力量,毫不犹豫地投身群众运动。他被视为当然的红色接班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注定会大有作为。追随者因选择了“潜力股”而沾沾自喜。他不光得到的百十号少年同学拥戴,前和卫那拨成年人也甘愿随从左右。

到处能听到热烈欢呼和激情颂扬，能看到挥舞的红旗和游动的红袖章，到处能体验“没有硝烟的战争”气氛，能感到“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大好形势……”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啊！兵找不着“北”了。找不着“北”的，何止是一个他?别说幼稚的中学生,多少“老运动员”也被搅得晕头转向!

兵对写大字报、打口水仗之类“文攻”并不上心,只信奉武力，且长于 “武卫”。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他说要来就来实的,得靠拳头。这一点和戈培尔不谋而合，戈培尔说：“如果宣传想要真的奏效,那它的后面必须时时刻刻备着一把刀。”至今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批斗会上，兵一个黑虎掏心（直拳）捣去，凭谁都得脸面煞白冷汗如注。

兵也擅长组织“小战斗”。有次，他和几个同学把一个历史老师带到密室，用套着橡皮管的汽车刹车弹簧管(文革新式武器钢丝鞭)猛抽,要他承认强加的“毛主席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罪名，而本人的原话是“我学马克思主义是从资本论开始的”。辩解就打！不服还打！沉默再打！老师被打得血汗交流,口干舌燥，请求学生给点水喝。军强按着他的头，把事先撒进尿的军用水壶对准老师的嘴……兵哈哈大笑。阳光少年丧失了自我,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因而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力”。陀思妥耶夫说过, 这种权力具有常人所无法抗拒的魅力，更何况浅薄狂妄的少年呢？

至今,那位历史老师提及文革，有着往事如烟的轻淡；唯独说起这一经历,难免声音哽咽泪水潸然。对知识分子来说,羞辱比暴打更锥心刺骨，无形的创伤更难弥合。

有人有酒瘾,有烟瘾，有人有斗瘾。兵有斗瘾，确切地说是打瘾。打瘾支配着打手一条道走到黑，对曾经迫害过的人,不但没有同情,也不能放任，唯有持续地恨、持续地加害；否则通向自责的门就会打开，使自己陷入迷茫恐惧。兵参加工作之后,一天正午,他和两个哥们骑车在城郊逛悠，看到母校的一个老教师走过来；他把这看成“款待”弟兄的好机会，急忙指使几个人扔下自行车,扑上去把老教师扯到路基下的林丛里,轮番大脚猛踹老师的肚子；一边踹，一边振振有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给了持续迫害充足的理由，造就了多少有形无形的人间地狱。直至今天，那位老先生每逢紧张时刻便内急腹泻。这是学生留给老师的永久纪念。仅从这一点可以说，老先生虽然有幸翻身，但并不彻底。

分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在小将期待之中。

革委会成立后，前被安排到一家国营公司,并且直接进入管理层,有了干部身份，户口也随之进城。这些转机，并没有改变他已养成的习惯性憎恨，即使在传达优越的时候，他依然把恨置于开怀之前。一天，他在街上遇见当年被染红脸蛋的男孩，上前扯住男孩的领子，凑近问道：“碎怂，你说实话，怕我不怕？”他话音未落，先放声大笑，飞溅的唾沫喷放出浓重的馊臭，男孩发现前更瘦了，因为瘦，牙长了一截。

卫的理想没有实现，无论怎么跳弹，他终究没有摘到理想的那串葡萄。方向盘落在别人手中,马车也被学校淘汰。之后,他很少在校区闪面，悄悄回到运动前的畸零。文革后期，有个电影插曲唱道:“长鞭唉,那个一甩耶,就啪啪地响来,唉唉嗨咿呀……”听到歌声，有人突然提起卫, 说那家伙长鞭使得可真好。

兵高中毕业即被分配到一家新建的大工厂。这是老三届学生最理想的出路,让其他同学好生羡慕。兵本来心气更高想得更远，看到当了校革委会副主任的同学这时也一样进厂务工，特别是看到绝大多数同学都被撵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才平顺下来。

毕业分手前夕, 大家想到不久前还可着嗓子同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现在呢?欲说还休，欲说还休！有人笑,有人哭,更多人哭笑不得。

血统论虽然被名义上遭到批判，但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你是红五类,他是黑七类；你是必须依靠的阶级基础,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各色各等类分,决定了大多数人生活在自己无法设计又无力改变的轨道上。而且只要被打入“另册”，就没有公平的机会,没有公正的待遇，没有公开的竞争，看不到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指向哪里。于是，一些人宁愿相信宿命。

人在哪条道路上能走多远，终归由不得自己。即使一开始就踏上坦途者也不例外。

前、卫和兵三个青年的后事说来难以置信：

前到新单位上班以后,胃病越来越重，泡在医院的时间比在单位上班还多。人渐渐瘦成一把干柴，终于不得而治，到死连家都没成。

卫的年龄比前小,却去得更早。他病在脖颈,发现已是晚期。先是起了包块,很快烂得收拾不住。他也没有成家，同事轮流去医院照顾，去过的人说病房味道很大，熏得人呆不住。

兵起先情况要好得多，学徒期未满就转成干部，不久又被提拔。结婚、生子、分房，好事接连而来时，却查出他身患绝症,手术后，肚子上插着导管又苦撑两年，终归没能撑过去。

三个人走时都不到三十岁,搁现在还被称作大男孩呢。他们没看到改革开放的好年月人生便匆匆谢幕。殁于文革期间，使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时机，没有回归正常社会的可能。形象被那样定格，青春残酷令人唏嘘!

害人者其实也是受毒害者。小将们加害别人的同时，心灵被毒化，良知被湮灭，花季人生染上血腥。

说来荒谬，激发癫狂者澎湃心潮和弥天自信的，往往是一次集会，一个口号, 甚至一句话。比如“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正确的！”就使得癫狂者更癫狂，暴戾者更暴戾。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把世局搅成滔天浊水，癫狂者就像浊水中扑腾的鱼。无论他们扑腾的怎样多姿多态，就其自身而言，其实都是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同质可塑体。至于被塑造的何等扭曲、变形、妖魔化，既不可预见、又不能左右，甚至被兴高采烈地接受。

越来越多的人头脑发昏找不着“北”，正是道德瓦解人性沦丧的开始。无思无虑不折不扣地按指令作孽，被哲学家称为无知的恶。量大面宽的无知的恶，深化了民族的灾难。

癫狂可以引发暴力,暴力也助推着癫狂。文革动乱制造的血腥越多,施害者就越相信自己遵循的准则至高无上，就越加心安理得放胆放手。被完全同化到癫狂群体的人，不再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他们眼中只有猎物。这一点很像狼群里的情况。狼群受到的最致命攻击、造成最大的牺牲，其实不是来自天敌，而是同类（有统计占14%——65%）。不同的是，狼遭受同类攻击时可以拼命，文革中人却不能对暴徒还手。

大打出手经常是文革动乱中群众组织造势生威、摧垮对方心理防线重要手段。造反小将们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被“迷糊汤”迷糊着，认为是自己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器，履行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进行的是正义斗争，甘愿意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因此想不到应该尊重生命财产(包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都不顾惜，遑论别人的生死。大打出手也是小将们效忠团队的表态模式。那光景有些像黑道入伙的投名状，一旦陷身入道，难免步步走向迷失、堕落……多少无知青年，没有学到仁爱，却被教会了蔑视仇恨；没有理解善良，却被培育出狠辣歹毒。他们不把公共财产和他人财物当成劳动成果，“打、砸、抢”就无所顾忌；丧失了尊重生命的意识，剩下的是作践同类的快意；在制造别人的惨剧的同时，也踏上自己的悲剧人生之旅。

历史的灾难都是历史的人造成的，其中大人物的罪恶固然应该清算，比如文革后对“四人帮”的审判；而太多太多小人物们由于各个不同的原因普遍向假、向恶、向丑，同样应当长久地晾晒以警示于后世。他们的言行带来的恶果虽然不像大人物那样具有主导性和引领作用，却也在最广泛、最细密因而最深刻的程度上毒化了社会、毒化了人性；不仅在灾难后长久地禁锁着向真、向善、向美的人心，而且在事实上还在为下一次灾难的准备了土壤。

对社会和人性的毒化，当然地造成小将自身的恶变。有的学生十七八岁当上群众组织的司令、总指挥什么的，如果所在组织被支左当局裁定为革命造反派，领军人物自然会攀升到学校和地方革委会的高位。于此，看似分到了一份文革“红利”，打开的却是潘多拉的魔盒。权欲一旦膨胀，年轻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随之而来。——俯视众生的快意, 桀骜不拘的自在，追捧拥戴的陶醉，特权随身的优越，必然导致人格异化。值此，小将把自己当成纯粹的政治动物(流行的说法是职业革命家)，桂冠巍峨、羽翼灿烂，尾巴高翘，此身再难放平。

失去利用价值后，当局会借毕业分配把他们发送到工厂（也有个别去当兵的）。直接走进工人阶级队伍或解放军大学校，不用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算是分享胜利成果，或者说是论功行赏。尘埃落定，时代宠儿转眼间成廉价的牺牲品。心高气傲的小将们的期望落空了。坚守不再有高远宏阔的意义，拼命为一己私利搏击成了一些人的不懈动力，于是，不惜以浅狭智慧、无边自信来单打独斗挑战社会 (众随从已猢狲星散)。有人走了多少单位，为个股级、科级职务，不停地和旧友新朋掐呀、斗呀，斗得人见人说“狼来了”。为什么权欲膨胀到极致被称为“狼子野心”？因为权欲熏心者，在对权和利的追逐中表现出的凶猛狡诈执着顽强，恐怕只有饿狼才能比肩。

是人总有回头看的时候。看看，想想：在卑微冷酷的争斗中，诚信、友爱，多少温馨的情感流失了！科学、艺术，多少选择的可能错过了！生命的丰富性，生活的质量又在哪里？留给后人的又是怎样一个背影？

有幸的是，绝大多数小将后来的人生历程和改革开放同步；感受了创造生活的充实、体验到以人为本的尊严、沐浴着和谐社会的宽容。坏的环境,使好人变的假,恶,丑。好的环境，使更多的人走向真、善、美。迷途的羔羊回归，是善良的人们都乐意看到的。使被毒化的人恢复人性，才是历史的胜利。

悲痛往事谁愿念念不忘?咀嚼苦难毕竟不轻松。

最近，读了几本文革风云人物的回忆录，又觉得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那些深重的罪孽，那些残忍的暴行，那些卑劣的做作,被稀释、淡化、模糊、遮掩；引人瞩目的是当事人顽强地自我辩解和精心粉饰。这使人想起《马赛福音》里的一段话: “……你们是有罪的，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观起来好看，里面却充满着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

当年，宣扬的是要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必须连根铲除一切封、资、修的旧文化。于是，被捧为天兵天将的造反小将，烧书籍、毁文物、砸寺庙,大面积迫害知识分子……把优秀文化的奇峰峻岭夷为一片片惨不忍睹的墓场。文革刚结束时，把这类暴行说成是群众运动的“过激行为”，要求正确对待(其实就是宽容谅解)。四十几年过去了，往事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这使一些人如释重负。

现在，又有人来粉饰“坟墓”，粉饰手法并不高明,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没经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被引入认知误区，为文革的招魂也不乏回应。

粉饰罪恶令善良人殷忧。

犹抱琵琶半遮面也好，贼无脏硬似钢也罢，每一种死不认错的表现背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重的罪疚意识。除非真诚忏悔,否则任怎么精心粉饰都不可能从中得到解脱。

冯骥才写完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后悲哀地说，他采访、会见了这么多的受害人，却没听说过,更没见到过哪怕有一个忏悔者！季羡林也发过感慨“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拒绝忏悔使宽容者蒙羞。

或为刀俎，或为鱼肉的非人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是，魔幻世事仍不可捉摸，诡异人生更难以言尽。

该回到”狼爷”的故事了。

故事说，无论是人、是狼、还是人狼，在阳世上混的年头时日都有定数，该回去时就得走，该怎么走就得怎么走。

江湖乱道,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千世界本无人狼，纷繁人间却有过狼性。

群众运动会按照既定的形象塑造追随者。文革动乱中，无所不在的权力斗争，阴谋盛行的败坏世局，人人自危的凶险境遇，泯灭良知的残忍教育，催生了一大批小人物的狼性。狼性附身者,毁灭了多少人的生活，制造了多少冤魂?同时，也不自觉地恶变了自己。狼性横行,使受害者被迫活得不像人,施害者立身行事不像人。双方是人亦非人，共演了一幕幕不堪回首的现代悲剧。

难怪，难怪“狼爷”的故事传了那么久远。

而如今，狼作为二类保护动物，已在深山密林里安享天年。它们不可能再主动攻击人类，相信也不会有什么人去设法吃它（经管有狼肉是大补之说）。

人和狼差不多相忘于江湖，“狼爷”称呼几成绝响。

狼性,真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消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