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口述：我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
我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
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演出。
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全靠我母亲天生一副好嗓子，“吼”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
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
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官欺、民狭、嘎子搅，私官两面是非多多，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多方周旋，耗费大量的心血，这是我亲眼目睹的———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
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
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但当时我心里觉着：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父亲饱受没读过书、没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6岁上私塾，8岁上洋学，学国文和外文。
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为我补课，他巴不得宝贝儿子能早日成材，做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做一名教师、工程师或医生，以此改换门庭，彻底摆脱曲艺这个“下九流”的行当。
1951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在同一天里，我父亲、母亲、外祖父、二舅、三舅这些亲人，都被抓走了。
半年后，母亲、外祖父获释；父亲、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6年、8年、5年有期徒刑，父亲那年刚好43岁，受其影响，我前半辈子没得好，成了灰色人物。
母亲和父亲离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了沈阳。主心骨不在，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我如泰山压顶，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
期间，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可是赶上得场大病，只能退学了。
等到父亲刑满回到家中，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爱妻改嫁走了、儿子结婚了，儿媳也没离开本行，是个说大鼓书的，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八岁。
后来，父亲对我坦诚地说：“回到家时，恨不得一头撞死，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全毁了。”
毕竟骨肉情深，很快，父亲原谅了我，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学评书从头再来。
可是，这一切努力已经太晚，他一无文化，二来年近五十，想说书，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很快，他就被沈阳市曲艺团裁员，转业到沈阳市大东区的一个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1969年冬，在等待下乡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就利用这段空闲，把患病的父亲接到鞍山，想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们父子俩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
我和父亲几乎无话不说，相互交心。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净淘气，甚至爱撒谎等等。
我埋怨父亲当年出手太重，没短了冤枉我，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父亲的徒弟）。
看得出，父亲很内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极为感慨地点了点头，发自内心地接受了，接着说：“那个时代都这样，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唉，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另外，打徒弟的事儿，都说‘打戏子打戏子’，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
父亲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那对突出的眼睛，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一头银发及那动作迟缓的肢体......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洒衣襟。
我很想让他颐养天年，可惜那时我和老婆孩子，即将被遣送到农村。
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一手抚摸着我儿子的头说：“田芳啊，我这辈子算完啦，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农村有多苦，你都要挺着，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孙子。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
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沈阳的客车，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的影像。两年后，父亲去世。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现在人说，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
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就互相唠嗑，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这话有道理，也是众多道理之一。
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胡子”就是土匪，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
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等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
我第一次登台初学乍练，都不知道怎么说，感觉是胡说一通，说完都想不起来说了些啥，我自己特别不满意。
但是有了失败，才有了后来的成长。经验积累多了，慢慢就靠说书有了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
但是后来又赶上运动了，可以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
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运动来了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被下放到了农村。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
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满腹委屈无处申诉。
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
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
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
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
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直到1978年，我恢复名誉，迁回城市，赔偿了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
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
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
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
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
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
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
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
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说说自己。
从民国那年代过来，经历文革、改革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成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的。
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
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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