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六渡桥就能定义中国大城市的
全部繁华、 喧嚣和丰富。”
引语
这些天来，程米粒总会从梦中惊醒。很奇怪她总是会梦到两个女人，江淼和邰玉。在梦里头，她们依然都还是30年前的样子，面目是那么清晰和熟悉——江淼还是那个风风火火的文化记者，有双异于常人的大眼睛；邰玉则是刚从舞台上下来，卸了妆就赶过来和加夜班赶稿的江淼米粒一起吃宵夜；这三个武汉女人像亲姐妹似的不分彼此，在路边那歪歪倒倒的酒桌前快乐地说笑着。吃宵夜的地方在老汉口的吉庆街，梦里的那条街还没有被武汉作家池莉写到小说里去，更不是被所谓的“城市更新”的概念改造后的不古不今不俗不雅的夹生模样。它还是原生态的，在市井烟火的路边，绽放出各种小摊小铺。新鲜的食材水灵灵地清洗过，摆在路边的货架上，食客们看菜点菜，老练的厨子爆油过火，转头菜就炒熟了摆在桌前。那个举着根黄瓜当话筒、沿着每张桌子来讲黄段子讨赏钱的“吉庆天王”和把木质香烟盒挂在胸前的失学男孩围着她们的桌子转啊转，发辫没梳通、头发打了结的小女孩捧着一把不那么娇艳的玫瑰也绕过来了，看她们仨都是女的，估计是不会买手里的玫瑰花来相互意思的，悻悻地绕来又绕去地找下一桌……她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有一瓶奇怪的酒，邰玉给它们都取上了名字，叫作“太平酒”“龙凤酒”和“通宵酒”。这些名字来自她刚演完的一出戏。酒也像戏里的道具那样，永远喝不完也永远喝不醉。
当这三个女生在米粒的这个梦里说了些什么有意思的话的时候，仿佛存在于另一个意识里的米粒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说，快醒来，快点儿，记下这些话，不然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两个米粒一起使劲，做梦的米粒就醒了。醒过来的米粒没能记住梦里的那些事，那些话。梦里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会梦到，像谜一样。她只记住了那三瓶酒的名字，太平酒，龙凤酒，通宵酒……为了这些名字，她便想起了邰玉演的许多戏。好像戏和梦一样，混淆了许多故事原本存在的时间。
时间是贪婪的，带走了美好的故事，还吞噬了所有的细节。不过，有些细节会被细心的读书人捡起来，放进他们的文字里。有些文字会被能歌善舞的艺术家演出来，变成了戏剧。只有人生是注定了以死亡为终点，但戏剧的结局，是一场又一场告别。告别之后，故事还在继续……
一
我要讲述的是几代武汉女人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一群生活在六渡桥的武汉女人的人生。
就从彭一方说起吧。如果把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当成是一台戏的话，彭一方显然算不上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有时候她的存在甚至就像是舞台上的一个背景，或者是一段来历不详的话外音。但她确切地贯穿了故事中每个人物的起承转合。
彭一方在六渡桥的前进四路上出生长大。在她的少儿时代，有大汉口和大上海齐名的说法。大汉口的核心就是六渡桥。不光是武汉人，就连所有来过武汉或者慕名想来武汉的人都知道，一个六渡桥就能定义中国大城市的全部繁华、喧嚣和丰富。
彭一方出生的那会儿还是以民国来纪年，她的外公王校长在教她做自我介绍时曾点着她的小鼻头说道：“乖啊，你是民国30年生人。”彭一方费了好大的劲也无法理解“生人”在这种语境下表述的是个什么意思。外公说的是黄陂话，“生人”“圣人”“僧人”在黄陂腔里都是同一个发音，这就更是加大了刚开始学说话的彭一方在会文会意时的难度了。王校长在六渡桥的前进四路开了一家私塾，人前人后都是一副极严肃的道学模样。他的学生要是学习不努力是要挨戒尺的板子的，就连他的亲外孙女彭一方，见了他也总像是老鼠见了猫。彭一方会在背后偷偷地学着外公的黄陂腔作为笑话来讲，但若是见到了从黄陂到汉口来的老家亲戚，她一定是会字正腔圆地去说武汉话。因为，市井里的武汉人都认为，腔调就代表了出身。
武汉是个很奇特的城市，人们说到她，通常会说到“九省通衢”“武汉三镇”，意思是她是整个中国的交通枢纽的核心，同时又是由三个历史文化重镇——汉口、汉阳、武昌——组成。武汉并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知名城市，很多外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她，就算是有些老外对中国有些了解，话题中谈到“武汉”，还是会把汉口、武昌单独拿出来说。不怪人家，连武汉人自己都认为，这明明就是三个有板有眼有说法的城市嘛，哪里是一市辖三“镇”呢？你到中国其他地方看看，有几个叫作“市”的行政区域能跟这“三镇”中的任何之一相提并论？生生地把这三个城市捆绑在一起，从它们中间各挑一个字出来就命名了一个巨无霸的城市，但核心凝聚力又没明确。所以，老武汉人的眼界里，有明确的鄙视链，汉口的瞧不起武昌汉阳的，说那是乡里；武昌的瞧不起汉口汉阳的，说他们没文化；汉阳的知道自己被汉口武昌都瞧不起，就喜欢去说洋务运动和汉阳兵工厂，说“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哪个“乡里”是湖广总督来坐镇的？哪个识字的不知道崔颢的这两句诗说的就是汉阳的文化？
武汉是历史名城，三镇里的武昌和汉阳都有着超过1800年的历史，汉口的繁华期虽然要短暂许多，但也有500多年的荣光记载。尽管过去一两个世纪里，武汉是中国的教育重镇，普通话的普及自然在武汉做得非常到位，但武汉人在一起都不会去说普通话，不是他们不会说，是大家约定俗成地瞧不起那些在武汉老乡们面前还要故意拽普通话的，地道的方言是他们“人以群分”的祖传密码，也是这三镇千百年历史荣耀的现代见证。从彭一方记事起，他们就见不得武汉人无事生非地讲普通话，发展到彭一方的女儿程米粒他们这一辈“70后”，武汉腔的重要性就更是深入到骨髓里了。在程米粒他们看来，要是听到有武汉人说普通话，是一个人自己讲，那就是在“掰”普通话，瞎掰的意思，讲的那也是“弯管子话”，做作得很；要是两个人互相讲，那就是“鬼搞”“穷拽”“吊妖”地各种装腔作势，是两个“外码（外地的乡下人）”在装精、做戏，程米粒他们会暗自唱一句儿歌送给这些人——“乡里伢，喝糖茶，打个臭屁屙蛤蟆”。
在程米粒他们看来，只有不会说武汉话的所谓武汉人，才跟真正的武汉人讲普通话。为什么不会说呢？因为他们想标榜自己是武汉的，但实际上可能来自武汉周边的三郊四县或者是更遥远一些的“卫星城市”。所谓卫星城市，就是以武汉为恒星，像卫星一样环绕着她的那些小县城小市镇。20世纪60年代左右，三郊四县都逐渐地并入武汉了，卫星城市的说法也换成了“环武汉城市圈”或者“环武汉经济带”，真正领导着这个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总有些参差的城市的，早就不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土著了。无论是省政府所在地——武昌，还是市政府所在地——汉口，里面进进出出的拥有各种头衔的大小人物们，台上台下，都不说武汉话了。但在民间的烟火气中穿行的老武汉人，街坊邻里的一见上面，还是会一上来就鼻音边音不分地“一鹅，你过鸟早冇（您吃早点了吗）”地亲热地打着招呼，如同地下党接头，对上正宗的方言暗号。这种暗号里蕴含着的骄傲，估计有点类似那些在皇城脚下讲着一口儿话音的京片子，用世袭的卷着舌头的腔调，来怀念和感恩着老祖宗们让他们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武汉三镇以长江和汉江分江区隔，汉江是长江的支流；汉口在江北，武昌是江南；至于汉阳嘛，住在汉阳以外的武汉人习惯说那是个“腰子圪”，就是个城市边缘上的不起眼的角落。武汉人里面，住汉口的是最“玩味（有品位）”最“杠赛（顶端）”的，傲视三镇里的其他地区。六渡桥是大汉口的中心。如果说汉口是武汉人鄙视链的上峰，那么，生活在六渡桥，绝对就是这条鄙视链的顶端。而在老武汉人的说法里，光讲六渡桥，这个概念也太大太笼统。六渡桥跟汉口的两条主要交通标志——主街中山大道和与之平行的京汉铁路——沾了边，中山大道在民国之前是叫作“后城马路”的。这两条路线都跟长江的堤岸平行，从江堤一路向北往岸上走，先是沿江大道，然后是中山大道，再就是京汉铁路，新中国成立后，又平行地延展了下去，有了解放大道、建设大道、发展大道……仿佛从这些街道的名称就能看到时代在这个城市里留下的痕迹：先是纪念国父有“中山”，然后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得“解放”，之后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平行时期大搞“建设”，再往后就是抓经济、促“发展”……名叫“解放”“建设”和“发展”的这些个宽广的康庄大道，都是在仰望着六渡桥最鼎盛时期的经济成就和娱乐生活，用了超过半个世纪、几代人的血汗才实现的，所以，对于真正怀念着“六渡桥”的老武汉人来说，他们心里惦记的那一块与祖辈承袭相关的荣耀，发生在自民国时代开始就蓬勃着的繁华，以日复一日的平常节奏，把紧挨着中山大道两侧的那些有模有样的联排楼房或者欧式高楼当作是记忆的河床，流水般地烙印着。
在旧时的大汉口，沿江大道旁基本上都是租界区，发生在那里的故事属于洋人买办和大资本家，那里盖的那些大宅子和镶边的老汉口里份，都是深宅大院的高尚住宅；这些人不在老武汉的鄙视链的任何区间，因为他们的生活根本就是在天上，不在人间。从江边往岸上方向走，到了中山大道两旁，住的就是小资本家和小老板，他们有点家财家产，但还要持续劳作，只有这样，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才能一点点地靠近江边的那些豪宅和豪宅里的主人。这些人的故事，被念叨和被传颂的最多；除了他们在世时的自我表扬和相互捧场外，他们在不懈劳动时也不懈地传宗接代，所以，不管后代怎么瞎折腾，反正基数大，只要有一个出息了，家族的故事就能传下去。这些人也喜欢跟后代唠叨那些旧日里不寻常的辉煌，待他们的后代成长起来后，总有个把会记事的，能写能讲，于是，就有了六渡桥的各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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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敏，汉族，1972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9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媒体工作多年，2000年后旅居澳大利亚。在报刊、电视台、卫星电视等机构从业多年，后投身财经界。业余从事文学创作，曾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米卡》。1988年，被评选为“新中国十大文学新星”。曾和邱华栋、阎妮等同被誉为“十大杰出小作家”。1994—1996年，连续三年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期刊评审委员会一等奖。2002年，被《北京文学》杂志评为“她世纪”中国文坛标志性女作家之一。2003年，创办澳大利亚孔子学院。前后著有包括《没人知道我爱你》《巴黎爱情》《粉墨登场》《她和他们》《非来非去》《蓝花楹》在内的长篇小说共1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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