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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文科殿试从顺治三年开始到光绪三十年终结，共举行了112次，取中文进士26000多人。这些进士中，若论哪个人最牛，则非陈叔通莫属，虽然在清朝他并没有作过方面大员，但新中国成立后，他却当上了副国级高官，还曾救过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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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8月7日,陈叔通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他自幼禀承家学,在古文诗词上独具慧根。早年的陈叔通立志功名。1903年27岁的陈叔通考中进士,成了翰林院的一名编修。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暮气沉沉，早已生机不再。忧国忧民的陈叔通东渡日本，寻求救亡之道。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他先后任清政府宪政调查局会办和资政院议员等职，逐步倾向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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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覆亡后民国成立，陈叔通当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陈叔通极为愤慨,积极投身于反袁护国运动中,袁世凯死后,共和并没有新生，各地军阀连年混战，争权夺利,对国家前途的迷惘和对政治的厌倦，使陈叔通转投出版行业，从1915年起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长达十年之久。期间他多次拒绝了北洋军阀让他出仕做官的邀请。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叔通与张元济、项揆一等一批友人积极支援抗战,募捐劳军,不辞艰辛。当时敌伪一再派人邀他出来担任伪职,他都坚决拒绝。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为了让社会上著名人士出来为他们装饰门面,多次派人来邀请陈叔通到南京担任要职,但都遭到他的谢绝。他也数次向友人表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表达了不愿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流合污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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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陈叔通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到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1947年5月，上海学生在进行反内战宣传示威时遭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逮捕。陈叔通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等人共同具名，分别致函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当时盛传的“十老上书”。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同年夏天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勘乱总动员令”，加紧对国统区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镇压，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写在密信中，带往香港并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
国民党败退之际，加紧了对民主进步人士的迫害，为了陈叔通的安全，1949年1月共产党安排他潜离上海，经香港辗转抵达北平，到达北平后，陈叔通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陈叔通同上海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从北平回到上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起成立工商界劳军分会，慰劳解放军。1949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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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全国人代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他还曾帮助钱学森回国。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决心回国为国家效力。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却以“携带机密资料”和“非法入境”等理由在海关将他拘捕，后来虽被保释出来但却24小时受监控。为了摆脱敌人监视,钱学森在香烟纸上亲笔给自己的同乡兼与长辈有深谊的陈叔通写了一封信，写明了自己现在的状况并表达了强烈回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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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由其夫人蒋英借上洗手间之机寄给了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然后又转寄住在上海的钱学森之父——钱均夫,再由他寄给北京的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信后，立马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周总理极为重视，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钱学森终于回到了祖国。如果没有陈叔通，钱学森不可能这么快脱离美国人的监控回到祖国。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这位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长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来源: 文史花折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