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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崇高
——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
1989年某月某日，谢学锦夫妇携谢渊泓夫妇穿过柏林墙，进入前民主德国，前往柏林西南部的波茨坦。
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同盟国的几巨头会议在波茨坦举行。会议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前者宣布了对战败的德国的几原则，后者宣告同盟国对日本全面作战，直至它停止抵抗，无条件投降。
谢学锦、谢渊泓父子和他们的眷属不是去参观波茨坦会议的会址的，虽然他们也顺带参观过；他们是去波茨坦寻找一个公园，在那座公园里去与两位亲人相会的。五十九年前，谢学锦的父亲母亲在那座公园里拍摄了一张照片，他们是谢家荣吴镜侬夫妇。那时，谢家荣在德国从事科学研究，而现在，谢学锦因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来到了德国，他的儿子谢渊泓几年前就来德国了，来攻读博士学位。于是，他们便有可能到波茨坦某公园作一次祖孙三代的“聚会”。
在谢学锦的影集里，我看到了这次聚会：谢家荣夫妇、谢学锦夫妇、谢渊泓夫妇在波茨坦某公园的同一个背景，以同样的姿势和表情拍下了几张照片。照片依次排列，占据了影集的一页。
遗憾的是，谢学锦夫妇一直没有弄清那座公园的名字，我又没有可能去问谢家荣夫妇和谢渊泓夫妇。谢家荣夫妇早已作古，谢渊泓夫妇远在德国，我便只好称那公园叫某公园。
波茨坦某公园。公园里有一排形似中国乡村的篱笆的高高的大栅栏（就叫它篱笆吧）。那篱笆不是竹子编成的花码，是一种金属制品，像铜，就算是铜吧。铜篱笆上有无数菱形的小洞，但有一洞很大，不是菱形，是椭圆形，远远看去，那椭圆形的洞有如一面大镜框。他们祖孙三代人的照片，就是以那面“镜框”作为背景的。
谢学锦告诉我，他带他的儿子儿媳去波茨坦，就是请他们去看看那面“镜子”里的爷爷奶奶的，当然也包括他自己。
谢氏三代，谢家荣1920年在美国获硕士学位，谢学锦1947年在中国获学士学位，谢渊泓1989年在德国获博士学位。谢家荣获学位后没有在美停留几天，匆匆乘船归国；谢学锦获学位后如果想出国深造，可以随他选择留学的国家，但他不出去。谢渊泓获学位后在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找了份工作。
1966年8月14日，谢家荣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几轮冲击波后，在他的住所撒手长逝。
许多年以后，谢学锦是这样回顾他父亲的死的：
1966年8月8日，地质科学院爆发了一个叫“八八暴动”的事件。地科院所有的头头和学术权威都被一锅端了，端到院子里全体下跪。跪倒一大片，这情景也够壮观的。谢家荣首当其冲，跪在最前面。谢学锦只看到谢家荣下跪时的背影，没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所以无法描述谢家荣当时内心的痛苦。那时谢家荣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最近的十多年，他身体不好，行动不怎么利索，他下跪时动作慢了点，便被接头，便遭呵斥。虽然他也经历过反右的屈辱，但这回的屈辱，还是令他惊讶不已，而且他似乎再也没有从这种惊讶中走出来过。令谢学锦不堪回首的是，他明知父亲难以忍受这份屈辱，却不能去看望他（他们不住一起）。他自己也是个遭侮辱被监视的人，他甚至没有能给父亲捎去一句安慰的话，宽心的话。
1966年8月13日晚，谢家荣独自睡在门厅里，他对妻子吴镜侬说，他晚上睡不好，老翻身，就不和她同睡卧室了，以免影响她休息。
第二天早晨，吴镜侬发现丈夫死在门厅里了。她的悲痛和恐慌是无须用文字作什么描述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家的保姆显示了政治智慧，她首先通知的不是公安局和单位，而是死者的儿子谢学锦。
造反派和公安部门的人来后，谢学锦报告说：“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他还不能说：我父亲死于心脏病。
造反派和公安部门初步认可了谢学锦的报告，之后，送谢家荣的遗体去解剖。医院最后认可了谢家荣的死：死于心脏病猝发。
但不久，谢家荣死于自杀的传言出现了，而且还出现在大字报上。那时的自杀，一概叫作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加数等，祸及子孙。
这自杀的传说，以后果然祸及谢家荣的子子孙孙，谢渊泓仅仅是其中的一个。
1973年，在陕北插队的谢渊泓壮着胆子报考了大学，贫下中农推荐的有力和他文化考试的顺利给了他希望。但他等待的却是不录取。他果然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再次报考。他想当当愚公，感动一回上帝。
他果然感动了上帝。突然有人来看他，而且泄漏了下面的机密：去年政审时，对他录取还是不予录取有两种意见，不予录取的理由是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右派，录取的理由是看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他的表现很好嘛。况且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呢。不予录取最后占了上风；他爷爷谢家荣是自杀的，自杀比被杀更严重。这个时候，上帝也帮不了谢渊泓了。
他只好自己帮自己了。他跑到一个邮电所给母亲挂长途电话。那时他的父母所在的单位已从北京搬迁到陕西蓝田。接通蓝田的电话，他禁不住声泪俱下了：“妈妈，救救我……”他请求母亲，快去爷爷单位，请他们开一份证明来，证明谢家荣死于心脏病，不是死于自杀……
李美生紧急行动起来，请假，借钱，赴京。
她抵达北京后直奔百万庄，直奔地科院政工组。她的眼睛一亮，那里坐着的是位熟人，而且是位好人。上帝显灵了。她没有多费口舌便得到了她要的证明。她匆匆赶在邮局寄出了那证明。到了下午，她又来到了政工组，她后悔上午只开了一份证明。她还有几个子女，以后都必须用这证明来证明。她于是再次请求那位熟人好人。但这位好人说什么也不干了，他说他因写了上午的那份证明挨了批评呢。李美生冷汗直冒了，幸运的是上午来过了，令她担心的是怕这里以组织的名义向陕北发出一公函，证明上一个证明是个假证明……
谢渊泓被录取了，进入西安一所大学，还是光荣的工农兵学员哩。毕业时逢“四人帮”垮台，他便更加光荣地进入北方一所名牌大学去读研究生。以后分配到北京，以后去了联邦德国，读博士学位。不久，他的妻子也陪读去了那边。他在那边毕业后未归，谢学锦便萌发了带他去看看他爷爷的想法，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次波茨坦之行。
谢学锦要面对波茨坦那座公园里的那面高悬的“镜子”，给儿子儿媳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关于他爷爷的一个故事。1929年，谢家荣应邀赴德国从事科学研究（以后还去过法国、瑞士），用的是日本返回的“庚子赔款”里的钱。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在德门的谢家荣便中断了研究，提前回国了。他必须回来，与国人共赴国难；他必须回来，他不能允许自己再用什么“庚子赔款”。这也是一面镜子，渊泓，你好好看看吧！
中国人喜欢镜子，古有铜镜，水镜，现在的镜子更是多得五花八门。古有“吾日三省吾身”说，现有“历史的镜子”说。雅点的有：以此为镜，俗点的有：撒泡尿照照。
在波茨坦那公园那面椭圆形的“镜子”面前，谢氏三代人相会了聚首了。谢家荣的“归国之路”打动了他的孙子谢渊泓了吗？我们看到的是，谢渊泓至今未归。他们三代人在那面”镜子”里看到了什么。是血脉的延伸有了证明，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可阻遏？他们在那时又做了些什么？是相约撰写了一份继往开来的誓词，还是给历史留下了一份存疑的问卷？
谢渊泓去德国已有九年。不久前，他致信谢学锦，请他为他查抄李白的两首诗。他小时候读过的两首诗。他说他现在记不真切了，他在德国又查不到。谢学锦马上去查，翻遍家里的藏书，但没查到，就搁下来。谢渊泓却打来长途电话索要。谢学锦只好请妹妹谢恒帮忙，谢恒在自己的藏书里找到了那两首诗。谢学锦亲笔抄录下来，当天便给谢渊泓寄去了。
两诗的题目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襄阳歌》。这两诗过去我看过，这次看时，我有一个奇怪的感觉，我的眼前忽然晃动起他们祖孙三代摄于波茨坦的那组照片，那组照片仿佛正是从李白的那两诗里飘出来的。
有道是“玉床金丹冰峥嵘，人生飘忽百年内”、“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何必长剑挂颐事王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以上为《答三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句）。有道是：“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古碑材，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以上为《襄阳歌》句）
“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
这情景在中国，其实很平常。
谢家荣先生的追悼会是在他故去十多年后开的，追悼会上依然说他死于心脏病。
几年以后，谢家荣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谢学锦为父亲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他对推动我国矿产勘查事业所做的贡献是没有任何地质学家可以与之相比的，但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代很少得到应有的评价。我相信随着一个时代的极左思潮的暗淡与消亡，父亲所做的贡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一位老地质学家指着这篇文章对我说；谢学锦终于为他父亲说话了。
这位老地质学家给我朗读了上面的那段文字，念得热泪盈眶。
他说：“谢家荣先生是无与伦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莫说和谁‘伦比’，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一个禁忌。”
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地质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言必称李四光。
一面是禁忌，一面是言必，这在科学上是个很奇特的现象，在其他学科，绝无仅有。
李四光无疑是位伟大的科学家。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是现代中国地学界提及、援引最多的一个理论。中国地质科学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这本来是件极好的事。但是再好的事如果一旦推向极端，便会引出荒谬乃至荒诞，地质力学理论也不能例外。
大庆油田的发现，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请看下面的文字：
大庆油田之发现和建成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更是地球科学界的头等大事。
在70年代许多报刊和日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发表评论，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李四光同志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导而发现的。前面所说的地质部门大力提倡地质力学而极力贬低其他学派，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地质力学找到了大庆油田。从1955年起，地质部下面的普查委员会负责全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普查勘探，特别是选定重点普查地区或叫选区任务。我担任普查委员会常委，与谢家荣一道全面负责技术工作。对于大庆油田（当时称松辽盆地）之发现过程知道得比较清楚。因此，1978年1月11日我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反映大庆油田发现之经过的事实，指出油田之发现与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并恳求中央派专人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黄汲清。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里依然健在者中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他的这篇文章收录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部题为《二十八年间》的书里，该书的副题是：“从师政委到总书记”，是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回忆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风范的文章。黄文继续写道：
小平同志很快于1978年1月18日批示：“秋里、康世恩同志阅。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1978年1月26日余副总理批示：“请袁宝华、康世恩、孙大光同志遵办。”1978年1月31日宝华同志批示：“速送大光同志。”地质总局花了四个多月时间，才于1978年5月27日写成一份报告，回答“余、方（即方毅，原科委主任）、康副总理并报邓副主席”。报告签发人是原地质部副部长李轩（不是孙大光）。该报告批判了我信件的某些内容，但又拿不出过硬的证据，说明地质力学是怎样找到大庆油田的。
1991年初我准备写回忆录，重新研究这一段找油历史。因此，查阅了地质部的有关档案，并和当时的十几位当事人（包括普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奔和地质科长吕华），当面谈话或通信讨论。最后我得出结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毫无关系……
李四光和谢家荣是同辈科学家（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在30年代，他们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虽然不可能互相替代，却可以互为补充。不幸的是，一位成为“言必”，一位成为“禁忌”。
“言必”和“禁忌”都是极不正常的，与真正的科学风马牛不相及。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改变了世界也震惊了历史。他晚年致力“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因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
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扩大到科学家本人，便是不正常了。
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我所访问的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冠李戴，搞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的是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的局面。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派的争论，而且应当允许“异端”。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其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
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或终于敢于说出：谢家荣是位伟人。
谢家荣是世界公认的国际煤岩学研究啊先驱。在矿床学领域，他的成果为国际矿床学权威史奈德洪盛赞，作为经典引入他的著作。他在金属矿物显微镜研究领域的成果为著名学者兰姆多尔多次援引，至今闪闪发光。然而，他更大的成就却在矿产勘查上，在地学理论向找矿的转化上，在找矿的组织和领导上。他创造了许多“第一”，有一个“第一”便是地质找矿面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他在40年代提出的、即便在今天，在市场经济确立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模式的今天，对于地质界的某些人来说依然是千呼万唤始不得。而他的这个市场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指斥，甚至冠以“江湖地质学家”的雅号。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文魁在谢家荣冥诞90周年纪念会上说；谢家荣先生在他“六十八年的岁月里，从事地质工作近五十年，著作四百余篇，他是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期间中国少有的地质大师，矿床学巨匠，是我国矿产测勘工作的开创者，是矿产勘测中首先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作用的事业家。”
黄汲清著文称：“在老一辈的地质学家中，谢家荣这个名字是非常突出的，他是中外驰名和大众公认的矿床学巨匠……他不但对岩浆矿床和一般沉积矿床做了重要贡献，而且对煤田地质和石油地质也有精辟的论述和创见。他的成就既表现在理论方面，也表现在实践方面，也就是找矿勘探方面。不少重要矿产或者是由他亲自指挥的队伍，或者是根据他的理论指导进行野外工作而发现的。”
黄汲清接着援引了谢家荣1953年一篇谈石油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谢家荣特别指出我国找石油应当“特别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在华北。华东，甚至东北的广大平原上，已有种种迹象指出有广大海水侵入的可能，如果不谬，那么，含油的希望就很大了。所以这些地区应作为可能油区予以密切注意。”黄汲清最后一针见血：“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上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一点一般人都不知道。”
大庆油田所在地当年叫松辽盆地，“松辽盆地”这个词，还是谢家荣的一个创造。华北油一田属古潜山型，“古潜山”这个概念也是谢家荣第一个提出的。
中国贫油，几乎是外国地质学家和石油学家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影响和禁锢了几代中国地质学家。在东三省沦陷时，日本占领军曾花过很大力气在北满找油，实际的勘探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了，中国贫油的论调更加甚嚣尘上。而谢家荣都坚决地指出：“将来的勘测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谢家荣作此番科学预见时日本人刚刚投降。他的科学预见不再有帮助日本人的嫌疑。这个说明并非多余。谢家荣在1946年发现淮南八公山大煤田并且亲自组织实胁并且一钻成功被时人称为“丰功伟绩，永垂千秋”，但到了反右的1957年，他的这个千秋伟绩却变成了千秋罪孽。理由是现存的，可信手拈来；淮南大煤田的发现和开发在客观上为国民党反动派输了血，延缓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这的确很逻辑，很富想象力。但遗憾的是，这些人没有一直逻辑下去想象下去。大庆油田，华北油、田、胜利油田是比淮南煤田更重要的发现，经济和政治意义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为什么不说谢家荣在客观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输了血”呢？1957年大庆、胜利还没有出现，没可能说，1957年以后大庆、胜利出现以后还是可以说的，但他们不说。
第一位指出“北满”有油的是谢家荣，第一位提出对“北满”实地勘察的是谢家荣，第一份勘察设计书是黄汲清起草谢家荣修订的。那时，黄汲清和谢家荣都是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的常委。
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了。举国欢腾，举世惊愕。庆功会一个接一个召开了。洋油时代结束了。帝修反的封锁打破了。然而，那位本应坐在庆功会主席台上的谢家荣，却寂然地坐在北京一间小小的书房里，一会儿闭门思过，深挖搞成为右派的思想根源；一会儿奋笔疾书，撰写他约地学著作。
他没有抱怨天道的不公。但无须讳言，他的心在滴血，稠稠的血。在他以后的许多地学著作里，人们在惊叹他的理论功底和他那双穿透地层的眼睛时，又不得不为之战栗。这些煌煌大著里流着血，稠稠的血……
于今，我国已成产油大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座座油田神话般崛起。每个油田几乎都曾经出现在谢家荣早年的著作里，在他的预测之中。他不仅破除了中国贫油论，使思想冲破牢笼，而且打破传统，把视野扩展到深层的古生代，向古生代要油了。这在中国、外国，都是个创举。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证明了他的胆识。我去过塔里木油田，那里有位地质师对我说；真是不可思议，古生代地层也出油了！令我同样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地质师不知道谢家荣其人其事。
谢家荣的追悼会早已开过，平反的决定早已作出。比较梵蒂冈直到过了四百年才为伽利略平反表明我们对真理的认同远远快于教皇。但是，我看到的那份悼词显得很马虎。大而化之，泛泛评说，而且，没有向谢家荣道歉。保罗二世代表教廷为伽利略平反时同时也向科学家道了歉，向科学道了歉。道歉与不道歉是不大一样的。在科学史上，谢家荣难以与伽利略并论。但这不能成为不道歉的理由。
1991年，石油部华北史志编辑室的王仰之，以《谢家荣——勘查中国石油地质的先驱》为题，表示了他对谢家荣的景仰之情。而早几年，石油部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的王育林、石油部科技司的王宝珩合写了一份未正式出版的史料，史料以如下几个小标题展示谢家荣千秋永垂的丰功伟绩：“我国最早的石油调查者；我国最早的石油著译者；陕北、四川和台湾油田的积极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个石油探矿计划的规划者”王育林、王宝珩还编录了谢家荣主要石油地质著作的编年目录，从1922到1958年，共三十七种。
而那位王仰之，更是不畏艰难，溯本求源，一桩桩一件件，如数家珍，从谢家荣1921年开始的玉门之行一直写到谢家荣50年代作出的预测。王仰之的结论是：“谢家荣在五十年代作的预测，如今已完全被几十年来的石油勘探实探所证实。”王仰之还特别提到1949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之后，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一九五四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
海明威说，大海里的冰山之所以壮观，是因为它只把七分之一的身子露出水面。
我望及的谢家荣，已是一座破碎了的冰山。我没有能力再现他的壮观。我从海里掬起一两块碎冰；贴上我的前额……
文章原载《当代》199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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