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这不是他的真实姓名——13岁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服刑。
在父亲突然去世后，他在澳大利亚北领地（NT）抢劫了一家商店。他被拘留了一周，但不到一个月，他因再次入室盗窃而再次被拘留。
五年过去了，这名土著青少年在监狱里度过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外面的时间。
“改变很难，”托马斯告诉我。“（违法）是你一辈子都在做的事情——很难改掉这个习惯。”
他的故事——犯罪、被捕和获释的恶性循环——在北领地并非个例。
多年来，许多人犯罪越来越严重，判刑也越来越长，而每次服刑之间的时间则越来越短。
北领地是澳大利亚监禁率最高的地区：每10万人中就有超过1,100人被关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多。
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美国，后者是世界上监禁人口最多的国家。
然而，尤其是将儿童监禁的问题，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在北领地，新的政府决定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2岁下调至10岁，这一决定引发了争议。
这一举措违反了联合国的建议，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被关押。
这不仅仅是监禁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平等的问题。
尽管北领地约30%的人口是土著人，但几乎所有被关押的年轻人都是土著。
因此，土著社区无疑是新法律影响最大的人群。
乡村自由党（CLP）政府表示，在竞选期间承诺保持领地安全，因此他们有了民众授权。这帮助该党在8月的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支持CLP的选民中包括孙尼尔·库马尔（Sunil Kumar）。
库马尔是达尔文两家印度餐馆的老板，在过去一年里，他遭遇了五六次入室盗窃，他希望政治家能采取更多行动。
“这大多数时候是年轻孩子干的——他们觉得很有趣，”库马尔解释道。
他说，他改善了锁具，安装了摄像头，甚至为在外面闲逛的孩子提供软饮料，试图与他们建立关系。
“为什么他们会出去，而父母却不知道？”他说。“应该对父母进行惩罚。”
然而，尽管关于犯罪的政治言辞十分有力，批评者认为，这实际上与真实的数字关系不大。
自新冠疫情以来，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上升。去年，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上升了4%。
但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仅为15年前北领地的约一半。
然而，政治家们却在迎合居民的恐惧心理。
除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他们还推出了更为严格的保释立法，名为“德克兰法”（Declan’s Law），该法案以去年被保释者致命刺伤的20岁青年德克兰·拉弗提（Declan Laverty）命名。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家庭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他的母亲萨马拉·拉弗提（Samara Laverty）说。
“这项法律的通过是北领地的转折点，它将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幸福、更和平的地方。”
“10岁孩子仍然长着乳牙”
上个月，当这些法律在达尔文开始辩论时，一小群示威者站在议会外，进行最后的努力，试图扭转政治潮流。
一位女性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10岁孩子仍然长着乳牙”。
另一位则问：“如果是你家的孩子呢？”
“我们在唐代尔的年轻人需要有希望的机会，”土著长者巴布·纳西尔（Aunty Barb Nasir）对示威者说。
她提到的是达尔文郊外一个臭名昭著的青少年拘留中心，那里曾发生过虐待事件——包括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个孩子戴着吐沫罩，被铁链绑在椅子上——这一事件引发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愤怒，并促成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
“我们必须始终为他们挺身而出，因为他们在里面迷失了自己，”巴布·纳西尔说。
反对这项法案的独立政治家凯特·麦克纳马拉（Kat McNamara）告诉人群：“认为为了支持一个10岁的孩子就必须让他们犯罪，这是不理性、无效和道德败坏的。”
在一阵掌声后，她补充道：“我们不会容忍这种做法。”
然而，凭借在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乡村自由党（CLP）轻松地通过了这些法律。
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撤销了去年刚刚通过的法律，该法律曾短暂地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至12岁。
尽管其他澳大利亚州和地区一直承受着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0岁提高到14岁的压力，但目前全国范围内，刑事责任年龄仍为10岁，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除外。
澳大利亚并非孤例——例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责任年龄也定为10岁。
然而，与之相比，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将刑事责任年龄定为14岁，符合联合国的建议。
北领地首席部长莉亚·芬诺基亚罗（Lia Finocchiaro）认为，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政府可以“及早干预，解决犯罪的根本原因”。
“我们有责任对那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多方面被辜负的孩子负责，”她在上个月说。
“我们也有责任对那些只想要安全、不再想生活在恐惧中的人负责。”
然而，对于像托马斯这样的年轻人（现年18岁）来说，监狱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的犯罪只会变得更严重，他在监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他说，他觉得监狱反而有些安慰。并不是他喜欢那里，而是监禁带来了熟悉感。
“我大部分家人都进进出出过监狱。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家里，因为所有的男孩都照顾我。”
他的两个弟弟也被困在类似的恶性循环中。曾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母亲每周都要坐公交去监狱看望三个儿子。
托马斯现在佩戴着由当局发放的电子脚环，但他已经离开监狱近三个月了——这是自从成为青少年以来，他最长的一次自由期。
他得到了“兄弟2另一个”（Brother 2 Another）的帮助，这是一个由土著人主导的项目，旨在指导和支持陷入司法系统的第一民族儿童。
“把这些孩子关起来只是一个反应性的做法，”土著项目“兄弟2另一个”（Brother 2 Another）的青少年领袖达伦·达马索（Darren Damaso）说。
“需要更多的康复支持服务，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由土著人主导的项目，因为他们真正理解这些家庭所经历的情况。这样我们才会开始看到变化。但如果只是采取‘把他们关起来’的默认做法，这不会奏效。”
达马索先生来自拉拉基亚（Larrakia）土著民族，是达尔文地区的原住民，也是亚努瓦（Yanuwa）和马拉克马拉克（Malak Malak）民族的成员。
他的组织把年轻人带到位于达尔文郊区一个工业园区改建的单位里，提供放松空间、感官室和健身房。
“兄弟二人另一个”还在学校中开展工作，帮助年轻人找到工作——许多曾与警察和监狱打交道的年轻人很难参与这类机会。
“这是一种自我延续的循环，”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说，他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刑事辩护律师，已在达尔文工作了三十多年。
他为许多年轻人辩护，并认为，应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系统，而不是监狱系统，以防止一开始就进入监禁。
劳伦斯先生表示，土著人“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遭受着巨大的不公和伤害”。
“这件事能发生，充分揭示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有多么明显和严重。”
全国辩论
对犯罪的强硬言辞并非仅仅限于北领地的政治。
在昆士兰州的最近选举中，赢得选举的自由国家党（Liberal National Party）将其竞选口号“大人犯罪，大人惩罚”作为主要宣传。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最近一份报告中，全国儿童专员安妮·霍隆兹（Anne Hollonds）指出，通过将脆弱的儿童——其中许多是第一民族的孩子——刑事化，澳大利亚正在制造“澳大利亚最紧迫的人权挑战之一”。
“本应帮助他们的系统，包括卫生、教育和社会服务，根本不适合这个目的，这些孩子正因此掉入漏洞，”她说。
“我们不能通过警察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证据表明，把孩子关起来并不能让社区更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通过教育来资助早期干预，而非通过监禁，尽可能减少边缘化和贫困的原因。
“人们的文化优势是什么？社区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就是在建立这些基础上，”儿童基础组织（Children's Ground）的地区主任埃琳·赖利（Erin Reilly）说。
她的组织与社区和学校一起在他们的祖先土地上工作，学习有关野生食物、药物以及土著人的‘亲属’体系——即人们如何与社区和家庭相融。
“我们把土著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放在中心，采用一种适合土著人的方式工作，”赖利女士解释道。
“我们知道，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对我们的人民并不奏效。”
对于托马斯来说，监狱生活很艰难，曾经一度长时间处于孤立状态。但他表示，外界对他经历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理解。
“我觉得没人关心，没人想听，”他说。
他指着自己前臂上的咬痕，补充道：“所以，我总是伤害自己——看到这些疤痕了吗？”
来源：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170n974091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