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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创新药，是从2015年开始的。
当年7月，面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大量新药审评的积压，在新任局长毕井泉的主导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自查通告，要求企业自查，数据不真实的要主动撤回。
据毕井泉今年撰文回溯，当年列入临床实验数据核查的品种1622个，扣除免临床的193个后，需要核查的1429个。不予批准和企业主动撤回的占比89%。
对数据的严格核查，标志着中国创新药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那之后，包括海外人才的回归、资本退出路径的通畅、区域政策的扶持等在内的一系列利好因素，叠加以加入世贸组织后十余年的资本积累，大量创新药企业进入蓬勃发展期。
至今，中国创新药的“创新力”有了肉眼可见的增长。
据清华大学梁万年、李冠乔等学者对中国创新药研发趋势的统计分析，截至2024年1月，中国公司药物研发管线的数量（4391）相较于2021年7月（2251）几乎翻了一倍，且first-in-class产品和fast-follow产品的增长率均高于me-too产品——三者的增长率分别为100%、123%、95%。
中国创新药在国际市场的被认可程度也水涨船高。长江证券研报显示，截至2023年11月17日，共有8款国产创新药获FDA批准上市，其中5款都获批于2023年。
2023年，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licence-out）交易超50笔，海外授权的项目数首次超过许可引进（licence-in）数。2024年这一趋势仍在延续——据医药经济报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就有32个项目成功签订，交易金额超200亿美元。步入下半年，创新药出海的形式更为多元，以“股权投资+许可交易”为特点的Newco逐渐引起关注。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融资寒冬带给创新药企的巨大挑战已毋庸多言。
有管线，没有钱，创新药企无以为继。
从药物创新的逻辑出发，到底如何打通药物创新的“全链条”？从世界上创新药产业最为密集、成熟度最高的美国市场，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11月中旬，写意君在北京见到了旅美学者孟八一，基于对大洋彼岸创新药产业的观察，他从制药经济学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洞见。
孟八一将创新药研发的过程称为“由资本驱动的科技赌博”。“赌博”性质的形成是多方促成的。他向写意君算了笔账：一款药物从临床到获批，成功的概率大约为10%。而1988年至今，10款新药中只有2款可以收回研发投资。因此，只有2%的药物可以同时在科学层面和商业化层面取得成功。与极低的成功概率相对应的是巨额资本投入，“十亿美金、十年时间”的“双十定律”在创新药研发中已是司空见惯。这一成本实际可能更贵——数据显示，2012年至今，美国每上市一个新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就要投入30亿美元。但由于“反摩尔定律”的存在，巨额投入的产出却难以逆转地逐年下降。所谓“反摩尔定律”，是指投入10亿美金上市新药的数目每9年向下翻一番。1970年至今，尽管生物制药的学科研究和技术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摩尔定律”也仍然存在。孟八一表示，这是由FDA的监管机制、“披头士定律”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无论是市场还是FDA审查员，都对新药有更高期待，如果后来的药物不能在安全性、有效性两方面同时超越前面的药物，就很难获批。至于“资本驱动”，尽管通常认知里，新药的上市由临床数据说了算，但现实中真正驱动药物创新的实际上是资本。这并不难理解——科学主张冒险，而资本遵循避险的逻辑，当二者在市场中彼此遭遇，自然是在靶点发现、临床推进等关键环节提供支持的“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孟八一同时指出，优秀的资本能够帮助药物研发实现“避险”，这是美国创新药市场领先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其中一个原因。美国VC进入生物制药领域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基因泰克的成立为起点。历经50年发展，现如今，美国的创新药市场上，VC、PE都已经具有相当成熟度。“美国很多搞风投的人都是科学家出身或者在大药企里浸淫多年的专家，他们转战华尔街，自身的经验、眼光，都能够帮助降低Biotech面临的潜在风险。此外他们参与Biotech的方式也相对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在美国创新药领域，对赌是很少发生的。”“资本驱动”和“赌博”性质，共同促使大型药企从“制造”向“寻租”的转变，而转变过程本身又符合前述特点。孟八一介绍，辉瑞、默沙东等曾经的化药巨头，都是由此开拓其在生物制药中的“版图”：通过融资、借贷等方式获取前期资金，而后购入尽可能多的市面优质管线或Biotech。原因一方面在于，管线的数量、质量与其对资本的吸引力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也在于“创新药的成功是个概率性事件。项目越多，方法越diversity，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同于通常认知中的“自由经济”，美国创新药体系也是政府强干预的闭环产物。孟八一这样概述美国创新药体系：“最重要的是投资、支付两头：国家带头投资基础研究，商业投资去搞应用开发；国家、商业和个人共同支持的多元支付保证投资回报。中间的自由定价体制、知识产权保护、FDA监管等等，都是国家设立的保障性、平衡性措施，目的都是帮助商业闭环的形成。”总体而言，支付体系建设是第一性的。他补充道：“国民医疗体系付得起，才能谈药物创新。”这是个滚动的过程：强大的支付能力保障创新药企的回本盈利，后者所展现出的市场潜力吸引商业投资支持药物研发。如此周而复始。美国的支付能力在全球几乎无其他地区能出其右。中银证券研报显示，美国人均医疗支出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是OECD国家平均值的两倍以上。其在药品方面的人均支出亦高于其他OECD国家，2021年该数字为1448美元，比排名第二的德国高出300多美元。总之，美国药物定价的着眼点，就是通过“专利悬崖”容忍“自由定价”，由国家支付撬动商业支付，由国家，商业，个人共同分摊药物开发的成本。孟八一就后者介绍道：“现阶段大体的情况是：政府支付其中的42%左右，商业保险，也就是雇主支付30%左右，剩下的由个人支付。”至于前者，“做药就是做专利”已成为一项共识，而“专利悬崖”也成为制药行业独有的特点：理论上，在药物专利保护期内，企业能够基于独占权而攫取丰厚利润，但在保护期之后，利润会随大量出现的仿制药而一落千丈。专利的价值能得到多大程度的发挥，取决于专利保护的程度。失去专利保护的药企，根本无法支撑创新药研发所耗费的成本。谈及此，孟八一指出，一方面，美国对于专利保护的申请较为宽松，对于专利侵权的惩罚则相对严厉，二者合力构筑“专利护城河”；另一方面，自由定价机制也允许企业在合理范围内高效回收成本，“‘创新驱动供给，市场解决争议’，这是主导美国创新药产业的逻辑。”此外，“医药分家”的规定，也能够帮助解决药物流通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美国的药品80%是从药房购得。即便是那些很昂贵的药物，像治疗癌症的PD-1，也是先由医保公司从药房购买，再拿到医院给病人使用。医院的处方药只占美国药物的20%左右”，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在限制医生的权力、防止“以药养医”的同时，促进药品零售行业的竞争、帮助药品价格合理化。潜心于美国创新药发展历程、模式、特点，是因为有时候未来的答案就在历史里。做创新药，既需要对未来怀有无限想象，也需要驻足回溯，从无数成功或失败的案例中汲取经验，继而洞察趋势、找到方法。中银证券《2024年美国医疗体系“支付”问题研究》《中国药企的全球野心：不只是说说而已》https://mp.weixin.qq.com/s/Bp8Nc3TgsjE3fQO574Wfcw毕井泉：防止把一致性评价变成“一次性评价”——我国仿制药的历史和未来_腾讯新闻Nature：中国创新药研发趋势-江苏省药物研究与开发协会，江苏省生物医药科技公共服务平台2024H1License out交易超200亿美元！BD面面观，创新药企逻辑变了？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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