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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处东南沿海，自唐宋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彼时福建人常往返于海洋之间，同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交流，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多元文化交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的经验积累，使得福建人在文学、艺术与民俗等方面都与海洋的关系格外密切。蔡崇达对海洋有特殊的感情，其长篇小说《命运》以闽南沿海乡镇为创作背景，通过讲述不同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闽南地区独特的海洋文化。
海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在小镇生活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傍海而居的闽南人有着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特色。
镇上人的生活分为“讨大海”和“讨小海”，“讨小海”是去退潮的海边“收拾些小鱼小虾小蟹小贝”，以海产品为食，过点“人间烟火”的小日子。20世纪以来，大量贝丘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福建就已出现渔业捕捞和采贝业，可知海产品从古至今都是闽南人民食物的重要来源。在《命运》的叙述中，不时地展现了小镇人民以海产品为食的生活细节。“回忆一”中谈到晒制鱼干或紫菜；“回忆三”中出现婆婆要阿太凌晨去海滩边捡螃蟹、虾和鱼的情节；“回忆四”中乡亲替阿太的婆婆守灵时也会“去海边翻来一些花蛤和蛏子”。正应了小说中“靠海吃海，其实靠海也不得不吃海”的结论。“讨大海”的人亦是以海为生，在深海捕鱼，做海外贸易。故事中阿太的丈夫就走上了“讨大海”的生活，运货去其他国家，或者出深海捕大鱼。
与出海捕鱼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是一些独特的生活习惯。“回忆二”中神婆讲述自己在出阁前也像闽南海边的女孩子一样“帮忙做家务、织网、学做衣服”。“织网”就是“织渔网”。渔网是闽南沿海渔民特有的生产工具，唐代记载为“串网”，清朝则俗称“苎麻网”。历史悠久的“织网”成了当地人不可或缺的谋生技艺，进一步证明了海洋文化与闽南小镇人民生活方式的相关性。
开放包容的移民传统。闽南文化脱胎于中原农耕文化，却摆脱安于现状的特性，形成开放的移民文化，这与海洋文化的长期陶冶密切相关。
《命运》中阿太无法生育，领养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杨北来是北方逃难家庭送来的，第二个孩子杨百花是东南地域某一妇女丢下的，最后的杨西来是登船逃向台湾时与父母走散的，阿太成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孩子的阿母”。领养与海洋文化融汇在一起，彰显了闽南地区对移民文化的开放心态。
一方面，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历史灾难爆发，有大量的北方中原人为逃难迁徙到泉州。在《命运》中，北来的亲生母亲正是因为北方闹饥荒，一路颠簸逃至东石镇。镇里人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处，镇中的宗族大佬安慰难民时还提到“别难过啊，我们祖宗也都是从中原逃难过来的”。特殊的境遇造就了开放的闽南文化，它善于与不同文化系统平等相处，具有巨大的包容性。
另一方面，闽南地区海洋贸易发达，且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期，泉州的港口就很繁荣，吸引了世界上著名的海商集团来到此地。他们与福建人杂居相处，通婚繁衍，观念文化也在碰撞之后逐渐融合，泉州港成了多元文明汇聚地，福建人民因此对外来文化有更强的亲切感。与此同时，海商的冒险意识深刻感染着闽南人，推动他们走向南海诸国去开创新生活。阿太的丈夫杨万流辗转到马来西亚发展，最终定居在马来西亚；养子杨西来和杨北来同样去马来西亚挣钱，后以侨胞的身份回乡捐款。可见，闽南人受海洋文化影响积极向外闯荡定居，进一步推动了移民文明进程。
海洋的广阔拓宽了闽南人民的眼界和思维，他们不仅拥有积极开放的心态，也拥有进取冒险的海洋文化精神。闽南人在海浪声中怀揣着梦想自发地走出家乡，迈向更广阔的海外世界。
《命运》阐释了命运、传承和死亡等人生的重大主题，在细节间体现了闽南的海洋文化。海不仅是沿海小镇人民获得食物、满足生计的来源，更决定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作家蔡崇达以缓慢悠长的叙事方式呈现了闽南人民独特的海洋文化观，展现出多元化的海洋文化价值，读者可以体味悠长的海洋文化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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