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从《礼记》中的一篇到“四书”之首

文摘   2024-11-06 11:59   四川  

文章千古事









《大学》简述

张学智
(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韩愈为复兴儒学,开始表彰《大学》。及至南宋,朱熹将《大学》列为《四书》之一,《大学》的重要性得到很大提高。之后《大学》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学》全文分经一章、传十章,内容围绕三纲领八条目展开。三领纲八条目规定了学习要达到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步骤。学习《四书》时,应从《大学》入手,"以定其规模"。

关键词:《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四书》    

《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自从朱熹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四种文献合在一起作为《四书》以后,《大学》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特别《大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上发生了极大影响。《大学》比较短,但它的内容非常广泛。


一、大学地位的提升
《大学》在唐朝韩愈以前,只是作为《礼记》的一篇,它的重要性没有后来那么显著。韩愈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原道》,其中特别突出了《大学》的地位[1],为什么突出《大学》的地位?

是为了对抗佛教。后人评价韩愈,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是说韩愈文章振起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以来的骈俪文风,倡导了一种气势雄健、内容充实、形式完美的文章风格。

所谓“道济天下之溺”,众所周知,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东晋到隋唐,佛教在文化界占有重要地位。韩愈要把佛教、道教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推翻,重新确立儒家的统治地位。韩愈认为佛教是养心的学问,它只有正心诚意,没有修齐治平,所以要重新表彰《大学》,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对抗佛教。韩愈在《大学》地位的提高方面奠定了基础。

到了南宋,朱熹继承了他老师程颐的思想,特别表彰《大学》。程颐认为《大学》是孔氏遗书,是初学入德之门,要想入儒家这个门必须先学习《大学》。并且说,人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儒学学问的次序,全依赖《大学》。学者由《大学》进入,则门径不差。

朱熹继承了这个看法,着力表彰《大学》。朱熹对《大学》用了四十年功夫,自言为《四书》作的注释每一个字都像在秤上称过一样,不教偏一点。他对《大学》注释反复修改,临终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的诚意章,可见《大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二、《大学》在《四书》中的位置

首先说“大学”二字。“大学”二字是相对于“小学”来说的。按照朱熹的《大学章句序》,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有大学,有小学。天子、诸侯、王公、大臣的子弟及庶人子弟中的俊秀者7岁入小学,主要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洒扫就是打扫卫生,应对就是回答长辈的提问,进退就是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节,然后是识字。14岁以后进大学,学的是“大人之学”,内容是三纲领八条目。

另外,朱熹还曾说过,《大学》是学习《四书》的第一步,“先学《大学》,以定其规模”[2]。规模就是学习的范围和学习要达到的目的。

因为《大学》讲的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它的最终目标是止于至善,达到这个目标的步骤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规定了学习要达到的目标和完成这个目标的步骤,等于一个完整的学习计划,所以学习《四书》要先从《大学》开始。

下一步学习《论语》,“以立其根本”[2],因为《论语》里孔子教人怎么做人做事,都是很具体的。掌握了《大学》这个学习的规模以后,下一步就要立根本,就是按照孔子所说的方法做人做事,奠定终生的基础。

再下一步学习《孟子》,“以观其发越”[2],发越就是发挥的意思。孟子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孔子教人是教如何做人做事,都是很平实、很具体的,但是到了孟子有哲学的发挥。孟子讲性善,讲四端,这都是在孔子所讲的具体做人做事上提高了一步。

孟子还讲尽心知性知天,把人和天道联系起来。孔子弟子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内容,《论语》讲的少,到《孟子》讲的很多。孟子对于孔子是一个深入、一个发挥,所以在学习《论语》,掌握了根本的基础上,要学习《孟子》,看里面对孔子讲的东西如何发挥。

最后学习《中庸》,目的是“求古人之微妙处”[2]。因为《中庸》是从天道开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然后逐渐讲到慎独,讲到诚明,讲到治国有九经,讲到尊德性而道问学,最后讲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从天道讲到人事,从人事最后归结为天道,讲的比较散。照朱熹的说法,散开贯彻到万事,收拢是一个根本之道,所以《中庸》中可以看到许多古人的微妙之处。

这是朱熹为学习《四书》定的一个次序。按照朱熹的说法,《四书》是六经的阶梯,中国文化首先表现在《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里,但是六经涉及的范围太广,因为它是整个中国文化的集成,要先从比较简单的地方学起。所谓简单,就是直接抓住儒家所讲的这一套价值系统。《四书》是这一套价值系统的集中表现,所以《四书》是学习六经的阶梯,六经的内容比较简明地表现在《四书》中。

科举制度确立以后,先是《五经》内容很多,后来到明清,《四书》比《五经》重要得多,头一场考《四书》,出题都在《四书》里,答题要用八股文。第二场考经学,士子人报一经,并不是六经都考。至于第三场的策问占的比重更加轻。最重要的是第一场,很多题目从《大学》里出,所以《大学》对整个儒家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

另外,《大学》讲的是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八条目是很简括的,所以后来的人就把《大学》当做儒家的纲领来讲。比如皇帝从太子就开始读书,一般选有德有学的人做太子的老师。自从《四书》学成立以后,《大学》常被用来做经筵讲义。

南宋末年有个思想家叫真德秀,写了一本书叫《大学衍义》,这个“衍”就是引申的意思,对《大学》里的三纲领八条目,每一目里都填充了大量的内容,加以引申[3]自从真德秀《大学衍义》出来以后,很多给皇帝和太子讲书的,都把《大学衍义》作为经筵讲义,因为内容很简略:三纲领八条目,但是涉及的几乎是儒家的全部内容。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最后两目治国平天下没有作完就逝世了,明朝一个思想家叫丘濬,他作了一本书叫《大学衍义补》,想把真德秀没有完成的治国平天下这两目补完,专论治国平天下。

因为治国平天下包含的内容很多,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教各个方面,所以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部头很大,共160卷,是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题目然后把相关的内容都补充进去,包括经书里面的话、儒家著名人物的著作,还有丘濬自己的按语,内容非常之广[4]

三、《大学》纲目

以上讲的是想说明《大学》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下面讲《大学》的具体内容。

(一)三纲领

《大学》一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全在这三句话里。

“明明德”这前一个“明”,是个动词,指把明德发明出来的功夫。明德就是人所本有的德行,明明德是说要把人本有的德行发明出来。

“亲民”就是亲爱百姓,因为明明德是一个目标,明德要在亲民的过程当中实现。二程认为“亲民”在文献上来说,应该是“新民”。新民和亲民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亲民重点在亲爱百姓,通过做对百姓有益的事,使百姓过上好生活。新民重点在通过礼乐教化,移风易俗,使百姓不断提升自己,新而又新,日新不已。

“止于至善”,这个至善就是最后的、最高的善。止,就是停止于此的意思。明德、亲民的最后目标是止于至善。这就是《大学》的三纲领。

《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定”,意思是知道了止于至善,然后心才有定向;“定而后能静”,只有心有定向,方向确定下来了,心才能安静下来;“静而后能安”,是说你心无旁骛,这样才能心安理得;“安而后能虑”,是说只有心安理得,静下来,才能够进行正确的思虑;“虑而后能得”,是说进行正确的思虑才能有积极的效果,知止有定,定而能静,静而能安,安而能虑,虑而能得,这是《大学》一开始就讲的逻辑。

《大学》下面接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尽道。”是说任何事物都有本末,本指它的根本,末指它的不重要的部分、末务。任何事物都有根本和次要的部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开始和终结,“知所先后则尽道”,知道了哪些是根本的,那些是次要的;先做哪些,后做哪些,你就离道不远了。

《大学》接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倒推上去,从平天下到治国,从治国一直到齐家、修身、正心、诚意。每一个步骤,前者都是后者的基础,所以最基本的是格物。

说完这些话以后它又重新归结了一遍:“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而后知致”,前面讲“格物致知”,现在讲“物格知致”。物格就是格物的完成。格物是一种行为,物格就是格物这个行为的完成,只有“物格”才能“知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最后的结果就是从天子一直到普通百姓,都是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也”,是说修身是本,如果修身这个本没有做好,其他这些条目都是没法做好的。本乱而末治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经”,下面的“传”是解释经的。

所谓“经”,众所周知,古人往往把孔子说的话叫做经,把后人对于孔子的话的解释发挥叫做传,按照朱熹的解释,《大学》的开始一段是经,经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内容就是三纲领八条目,是孔子讲的,孔子的弟子曾子把它记下来,加以传述,就是经。

下面《大学》的原文就是对三纲领八条目逐条的解释,是传。传共有十章,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就是说传是曾子的意思,曾子的门人把它记下来,流传开来。

传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大学》引《尚书·康诰》里的“克明德”,引《尚书·太甲》里的“顾諟天之明命”,又引《尚书·舜典》里的“克明峻德”。古人写文章喜欢引用经书特别是《诗经》《尚书》里的话。如《孟子》《荀子》大量引用《诗》《书》,引用《诗》《书》是为了增强说话的权威性,有的仅仅是修辞上的需要,只是切一个字。比如“克明德”切一个“明”字,“顾諟天之明命”“克明峻德”也切一个“明”字。引这三句话都说明“明明德”这个“明”字非常重要。

另外它讲人有“明德”,这个明德是天之所命。这一点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大学》说人有明德,《中庸》一开始就讲“天命之谓性”,都认为人性是天之所命,与从人的动物性上说人性完全不一样。

孟子曾经跟告子辩论,告子讲“生之为性”,意思是人生来就有的就是人性。儒家在这一点上有着特殊的贡献。儒家所讲的人性不是人和动物的相同之点,而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那一点。人生下来就有人性,所以人性是天之所命。这一点是儒家一个非常杰出的方面,一开始就把人和动物的区别彰显了出来。明明德就是通过修养功夫,把人本有的明德,把天之所命的明德发明出来。所谓发明就是去掉对明德的遮蔽。

按照理学的说法,人都是禀气而成,气构成他的身体,自然就有欲望。欲望很容易遮蔽人的明德,所以人的修养就是要通过功夫把遮蔽人的明德的东西去掉,这就是“明明德”。说到底,明明德就是通过“明”的功夫把人本有的明德发明出来。这是“传”的第一章,解释明明德。

第二章解释亲民。《大学》原文是“亲民”,但是后来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新民”。程颐和朱熹都这样认为,根据主要是,下面引的汤之《盘铭》。《康诰》《诗经》都切这个“新”字。商汤是一个有名的圣王,盘就是沐浴的器具,就像现在的澡盆。汤在他的澡盆上刻了一段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思是假如人能够做到不断地提升自己,日新不已,就会不断的进步。《尚书》的《康诰》说“作新民”,就是圣王鼓舞百姓不断更新自己、提升自己。《诗经》里的一句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说周虽是旧的国家,但他的使命是常新的。

一讲到这句话,笔者就想起北大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冯先生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鼓舞他一生从事文化事业的座右铭,他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阐旧邦以辅新命”,下联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阐旧邦”就是把古老的中国文化阐发出来,“辅新命”就是辅佐现在新的国家。冯先生做中国哲学完全受“阐旧邦以辅新命”这句话的鼓舞。他到80岁的时候才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七卷,到95岁的时候写完了。在这期间他曾经多次住院。有一次他对女儿宗璞说,《中国哲学史新编》没有写完,我是不能死的。这个书写完以后,假如我再住院,就不出来了。冯先生用极大的毅力从80岁以后才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95岁写完。刚写完,在准备给他祝寿的前几天,他逝世了。冯先生一生完全是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诗的鼓舞。

这是第二章,重点说一个“新”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还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是切这个“新”字。所以二程根据这一点,说“亲民”应该是“新民”。“亲”和“新”字形近而误。

第三章解释“止于至善”。“止于至善”,按照《大学》原文,指各种社会角色都有他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至善,就是追求的终极目标。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即做君主的要以仁德、做臣子的要以恭敬、做儿子的要以孝顺、做父亲的要以慈爱、和人交往要以信为最高的追求。

这个地方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是和孟子的“五伦”一致的。“五伦”在东汉的《白虎通义》里作为国家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以后的中国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明代的平民讲学中,孝悌慈是讲得最多的。这说明它的影响极大。下面引《诗经》的一章,是说君子风范,君子通过修养达到这个风范就是止其至善。

第四章解释本末。《大学》引了孔子的一句话:“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孔子说,判断案件我跟别人的水平差不多,但是我的特殊之点是通过教化百姓使案件不发生。案子判得准确这是末事,没有案件发生才是本。没有案件发生,那些隐瞒真实情况的、说假话的人就没有机会,即“无情者不得尽其词”。《大学》提倡出现一个非常好的社会,这个社会“无讼”,或案件非常少,这就是本。

                      
参考文献:

[1]韩愈.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17.
[2]朱熹. 朱子全书(第十四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419.
[3]真德秀. 大学衍义[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1: 27-52.
[4]丘濬. 大学衍义补[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1-16.


(二)八条目
按照《大学》原文的顺序,下面该讲“格物致知”。关于格物,《大学》原文里没有解释,朱熹认为原来有,后来流传中遗失了。他自己补了一段,后人称为“补大学格物传”。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

因为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朱熹自己的学问趋向。朱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他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熹在儒家中的地位非常高,他的学问重点就是格物致知。与朱熹同时有一个思想家叫陆九渊,陆九渊与后来的王阳明合称陆王心学。陆王心学和程颐、朱熹为首的程朱理学是对立的,两派学问重点不一样。简单说来,陆王心学重“尊德性”,程朱理学重“道问学”。尊德性特别提扬人的内在德性方面,道问学虽然也重视人的德性,但是认为德性必须通过学问来达到。

陆九渊主张直指人心,所以他的功夫重点只有一句话,叫“先立乎其大”。“先立乎其大”来自《孟子》。孟子说:“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就是先把人内在的德性树立起来,那些属于身体欲望的小的东西就不能夺走人的意志。按照朱熹的说法,先树立人内在的德性,怎么树立?必须通过道问学,就是广博地研究事物,广博地穷理。知道的道理多了,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当时尊德性和道问学是朱陆之争的焦点。

朱陆之争在有名的鹅湖之会上表现得很明显。该会上讨论为学之方,结果朱陆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朱熹说服不了陆九渊,陆九渊也说服不了朱熹。因为尊德性和道问学是学问的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其实反映了两种人的个性。哲学是人学,一个人喜欢什么样的哲学其实和他的个性大有关系。

比方说有的人喜欢浑融的东西,不喜欢把一个浑融的东西分得很具体;有的人思维很细很实,思维很细很实的人适合做科学;有的人喜欢想象,喜欢想象的人适合于做艺术,适合于做宗教。

美国知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他是实用主义的著名代表,他说哲学家有两种,一种叫做软心的哲学家,一种叫做硬心的哲学家。软心的哲学家倾向于唯心论,硬心的哲学家倾向于实在论。
唯心论和实在论从古到今是两种对立的主张,西方从柏拉图时代开始就有了这种对立。

说到这一点,其实过去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和清华大学(以下简称“清华”)的学术路数正好是这样两种。后人戏称,可以用《论语》的两句话来评价1949年以前北大、清华各自的学风特点,说北大是“学而不思则罔”,清华是“思而不学则殆”。因为当时清华的教授从美国回来的比较多,北大的教授从德国回来的比较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倾向于实在论,所以清华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都有实在论的倾向。北大的教授,像最早介绍黑格尔的张颐,还有后来的贺麟、郑昕,这些教授大多是德国学术背景,倾向于康德、黑格尔之学。还有讲中国学问的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都倾向于唯心论。

但是“唯心论”这个词笔者不太喜欢用,因为学者们后来多把“唯心论”当作坏的哲学,引起了很多误解。其实从哲学上说,唯心论和唯物论只是看问题的角度、看问题的主张不一样,并不是说唯物论就是先进的,唯心论就是落后的;唯物论就是正确的,唯心论就是反动的,这是教条化的看法。

笔者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朱熹倾向于实在论,就是说每个事物都有理,要一草一木、一事一物的去格物。

格物的“格”就是比量,引申为研究。“物”就是人之外的事物。格物就是研究事物。朱熹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理,要用理性的认知能力去研究事物,获得事物的理。积累得多了,一旦豁然贯通,对具体事物的本末精粗,对万物的根本法则就有所了知。这是朱熹的为学方法,先求具体事物之理,然后通过积累而豁然贯通,获得宇宙根本之理。

陆九渊的为学之方是,不要到外面去求理,理就在自己心中。先把自己本有的理树立起来,别的东西就不能夺走。这是两种不同的学问趋向。

朱熹是理性非常强的一个人,他主张格物致知。“致知”就是获得知识,朱熹强调通过格物来获得知识。《补大学格物传》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就是说要得到知识,先去穷究事物的道理。“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每个人都有理性,都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每个事物都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因为没有穷尽地去求理,所以知识很浅薄。

所以,大学一开始就要学者到天下之物上去求理,求理要尽量广博,使自身的知识尽量扩大。求理时间久了,积累多了,一旦豁然贯通,事物内部的、外部的,精的方面、粗的方面都了解了,同时知外物的过程就是提高自己认识能力的过程,在格物中求知者自身的认识能力也同时得到提高,这就叫做格物致知。

从朱熹的《补大学格物传》的内容,从朱熹补传的意图,可以看出,朱熹的学问方式侧重于道问学。道问学和尊德性是中国学问从古到今争论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终结。

而当国家有故,多灾多难的时候,往往是心学的人站出来。因为心学尊德性,首先要把自己的心树立起来,自信其心。后来的人曾经说,心学没有其他,只是自尊无畏而已。因为心学首先尊重自己的心,树立自己的心,所以不崇拜外在的偶像。

中国近代有名的维新志士,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喜欢心学。蒋介石也是心学,因为蒋介石特别提倡陆王,他的“力行哲学”实际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翻版。孙中山也信奉心学,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行易”,他认为国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就在于革命党人偷惰、苟安,心理建设没有做好。所以孙中山写了《心理建设》,主张从心这个根本上解决问题,把信心树立起来。在国家清平的时候,知识分子才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斋里平心读书,一步一步地研究学问,这个时候道问学才容易发生作用。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需要不顾一切、挺身而出的人,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心学。所以,道问学和尊德性是两种学问倾向,也是两种人格。

下面是第六章“诚意”。《大学》原文讲:“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诚意首先是不要自欺,同时也不要欺人。《大学》举的例子是“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意思是说,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意才是最真诚的?比如见到一个漂亮的人,自然就喜好。“恶臭”就是难闻的气味,“恶”就是厌恶,闻到难闻的气味,自然就厌恶,这都是出自诚心,想做假也做不来,所以《大学》解释诚意的时候举这个例子。“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就是诚意。

下面又从诚意讲到慎独。“慎独”是儒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养功夫。“慎”就是谨慎、戒慎,“独”就是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的时候。“慎独”就是在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的那个地方要特别加以谨慎。因为人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容易放松自律。过去有一个词叫“不愧屋漏”,“屋漏”出自《诗经》,就是屋子西北角设小帐的地方,比较隐秘。“不愧屋漏”就是哪怕在隐秘的地方,也不要做亏心事,“不愧屋漏”就是慎独。

下面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大学》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意思是,小人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无所不为,什么样的坏事都做得出来。而见到君子或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把这些坏的东西掩藏起来,把他做的好的地方显露出来让人看。《大学》说:“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意思是,别人看你就像看透了你的五脏六腑,你把不好的东西掩藏起来,把好的东西给人看,这何必呢。因为“诚于中,形于外”。《大学》这句话很重要,是说一个人的真实心思必然会在行动或者言语上表现出来。心里面一定要真诚,言语和行为才能有正确的结果。

《大学》引曾子的话“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来说明这一点,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在别人的注视之下,大家都在看着你,用手指着你,这是很严正的,容不得丝毫装假。下文又说“富润屋,德润身”。“富润屋”是说,一个人假如有钱,是富人,那么他的房子大,车马也光鲜,屋子也陈设得漂亮。“德润身”是说,一个有德的人,他会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比如说心广体胖。这个“胖”的意思就是很舒泰,四体轻快,整个身体很好。“心广体胖”就是心地宽广,身体舒泰。一个有德的人,表现在形体上就是这样。《孟子》里也说“睟面盎背”,指一个有德行的人表现在形体上,脸色红润,动作安详,身体舒展。《大学》认为,有德行修养的人,必然表现在形体上,“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所以君子应该诚意。诚意是修身的基础。

下面是第七章,解释“正心”。《大学》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愤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意思是,要想修身,先要正心。愤是愤怒,懥也是发怒、生气的意思。恐惧,就是对有一些事发生惊恐惧怕。好乐就是对某些事过分喜好,忧患就是对很多事情担心太过,整天忧心忡忡。有此四者,心情就会失去平衡,就会影响思维的正确展开。所以《大学》所讲的正心,就是去掉愤懥、恐惧、好乐、忧患,使心经常处于空静的状态。

程颢在《定性书》里讲的“廓然大公”“如鉴空衡平”,讲的就是正心。所以《大学》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意思是,假如心是不正的,明明在看,但是实际上什么都没看见;明明在听,但是什么也没有听到;连吃东西也食而不知其味。这都是要说明,心要在正当的地方,否则会影响人的正常的心理活动,包括认知、思虑、选择等。

关于这一点,东方文化讲的更多更细。比如佛教的核心意思也在这里,佛教讲“空”,即通过排除心中的意念达到心无一物的状态。儒家认为佛教只讲心,不讲理。理就是天理,心就是本来无物之心。儒家讲正心,是为了正确地思想;佛教讲心,是为了达到空以入涅槃。从心的含蕴来说,佛教认为“本来无一物”,儒家则认为心中有本心、有良知。从达到正心的功夫来说,儒家认为通过得到道理,理主宰心,就可以去掉愤怒、恐惧、好乐、忧患。而佛教是通过禅定等达到心空。东方的学问都重视正心,但是儒家认为佛教所讲的心是一个空,其中没有理。儒家和佛家最根本区别就在这里。

佛家和儒家在修养方法上有很多地方是一致的,比如说宋明理学中心学这一派吸收了佛教“明心见性”的修养方法,主张把心的蒙蔽去掉,心里本有的明德就会自然显现出来。但是心学一派认为,明心见性显出来的不是佛家所讲的佛性,而是儒家所讲的良知、本心。因为佛性是空,而良知、本心是理,是明德。这一点是佛家和儒家最大的不同。二程就讲:“吾儒本天,释氏本心。”天就是天理,儒家最根本的是天理,佛家最根本的是一个空。所以佛家和儒家在修养方法上有相同的地方,但在根本的追求上不同。理学吸收了很多佛家的东西,然后又反过来批评佛教。这在宋明理学里是非常显著的。著名的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都是这样,吸收佛教的东西来补充儒家的修养方法,但是又反过来批评佛教。

下面是第八章修身齐家。《大学》说:“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这里“辟”就是偏狭、邪僻的意思。这段话意思是,齐家的前提在修身,修身首先在于克服人本有的很多不好的自然倾向。比如说人对某些东西喜爱,这个喜爱就容易造成偏蔽。人把有些事、有些人看得很轻贱而讨厌他,这个轻贱别人讨厌别人就可能造成偏蔽。人敬重什么东西,或者畏惧什么东西,或哀怜什么东西、怠惰什么东西,都可能由此发生偏蔽。人的种种错误行为,大多由这种偏蔽引起。所以先秦的大儒荀子就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解蔽》,“蔽”就是遮蔽、蔽害的意思,“解蔽”就是把遮蔽去掉。在《解蔽》里荀子一开始就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提到,喜好会成为蔽,厌恶也会成为蔽,远也成蔽,近也成蔽,博学成蔽,浅薄也成蔽。只要陷入一个片面,都会成为人心的遮蔽。所以荀子特别强调解蔽,而解蔽的途径在养成正确的思想方法。

《大学》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就是说喜好一个东西,同时知道这个东西的不好处;厌恶一个东西,同时知道这个东西的好处,这样的人很少。《大学》用当时的谚语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就是人都不知道他孩子身上的缺点,都看不到自己的庄稼长得好,他只看到别人的庄稼长得好,这个谚语演变到现在就是经常说的“别人的老婆,自己的孩子”。这句谚语按照朱熹的解释,就是“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为什么人看不到自己孩子的缺点呢?因为溺爱,溺爱很容易蒙蔽自己;人为什么只看到别人的庄稼长得好?贪得者无厌。溺爱、贪得是人最容易发生的偏蔽。所以人首先要使自己心正,心不正则身不修,身不修就不能齐家。

这一点宋明理学讲的很多。二程说,正心就像鉴空衡平。鉴就是镜子,衡就是秤杆。鉴空衡平就是心要像一面空镜子,没有先入之见;像一杆秤,时时保持平衡。应该“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廓然大公”就是心在没有反映事物时是空虚无物的,只有心空虚无物才能做到大公。“物来顺应”就是心只是顺应事物而无私意搀杂其中。“廓然大公,物来顺应”,和《大学》里讲的正心是一致的。

下面是第九章,讲齐家治国。《大学》里所讲的齐家,这个家和现在所讲的家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所说的家,一般是三口之家,甚至现在的丁克家庭不要孩子,是两口之家。所以在现时代,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前提是不可以的。但是在战国的时候,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前提是可以的。

因为中国古代长期是宗法大家族,“家”一般都很大。家长总理一个家族的事情,家族成员往往分管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家族事务,可以说是一个治国的见习。家族这么大,事情千头万绪,家族里有很多分支,婚丧嫁娶、赋税徭役,管理好非常不容易,这些看《红楼梦》就能看到一些。明代有一个著名人物叫何心隐,说《大学》欲治国先齐其家,就在家族里做试验。他把整个家族的人算在一起,家族应该付的赋税统一来交,家族的子弟立学校来教,冠婚丧祭这类大事,由族长统一管理。但这个试验没有维持很久,所以古人讲先齐家后治国,是有它的道理的。

《大学》接下来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意思是,要治国先要把自己的家齐好。自己的家没有教育好而能够教导别人,这是没有的。君子先理好自己的家,成为全国效仿的榜样,所以君子不出自己的家门就能教化全国。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做好孝、悌、慈,“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在家里孝顺父亲,就可以推广来在朝廷事奉君长。悌就是弟弟尊敬兄长。能在家里尊敬兄长,到社会上就能尊敬年龄比自己长、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在家里能够慈爱族人,出去作官就能体恤民力民情,合理役使百姓。所以过去官做得好,往往说他“爱民如子”。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因为缺乏对百姓的慈爱、体恤引起的,如不管农忙农闲,征调百姓去为帝王修陵墓、修宫殿,最后导致民变、灭国。所以《大学》里讲,在家里要做好孝、悌、慈。在家里做好了,在治国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侍奉君长,役使百姓。

《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就是说你在家里把仁德修养好了,你出来治国的时候才能使一国都兴起仁爱;你在家里辞让做得好,治国的时候才能使一国的人都礼让;假如你在家里就贪婪暴戾,治国的时候就会残暴而导致国家昏乱。这个关联是很迅速的、不爽失的。这就是齐家和治国的关系。

《大学》里还说:“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意思是,君子只有自己做好了,才去要求别人;只有自己没有某种缺点,才能要求别人也没有这种缺点。“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就是说你本身没有做好,而要求别人做好,别人仍然听从你的话,这是没有的。因此《大学》里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就是,你在家里做好了,才可以教育国人,这就是治国先齐家的道理。

下面第十章,讲平天下先治国。这里的“国”指诸侯国。这句话是说,要想平治天下,首先把一个诸侯国治理好。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诸侯国呢?《大学》认为首先要靠“絜矩之道”。《大学》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意思是说,在上者能够孝敬老人,全社会的人就会兴起孝道;在上者能够尊敬长辈,全社会的人就会兴起尊敬长辈之风;恤孤就是照顾孤儿。“倍”通“背”,就是背叛。在上者能够照顾孤儿寡母,全社会的人就不会逃离这个国家。

这就是《大学》里所讲的“絜矩之道”。“絜”的本意是用绳子量一个圆柱体的周长,“矩”就是用方尺去量一个物体是不是方。“絜矩之道”就是定一个准则,然后把这个准则推广到别人身上去。絜矩之道就是孟子所讲的“推己及人”,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从人的现实心理出发,说人都有“四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恻隐之心”也叫做“不忍人之心”。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之掌上。”“不忍人之政”就是爱护百姓的政治,这个政治是从人“不残害别人的心”开始。孟子也讲“善推”,善推就是把自己的四端之心推广到爱一切人。

《大学》里面所讲的絜矩之道也是这样,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意思是,你厌恶你的上级怎么对待你,你也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你的下级。比如说你不喜欢上级经常让你加班,那你当了老板以后,也不要经常让你的下级加班。“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是说你不喜欢你的下级怎么对待你,你也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的上级。比如你不喜欢你的下级顶撞你,那你也不要去顶撞你的上司。这就是絜矩之道,就是推己及人。

《大学》的结论就是“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假如你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你失掉了人心,就等于失掉了这个国家;得到了人心,就得到了这个国家。这一点,儒家讲的太多了。所以《大学》里有这样的话:“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里说君子首先要修德,有了德行你才能够把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你周围。有了有才能的人不愁没有土地。当时的国家都是怕国家小,没有土地,没有人。有了有才能的人就有了土地,有了土地,那土地就有出产,就有财富。所以德是根本,财是末节,德是人的立身之本。“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就是把德这最根本的东西放在次要地位,把财富这样次要的东西放在根本地位,那就是与民争利,就是掠夺百姓。所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史记》里讲的“冯驩客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道理。孟尝君手下有很多门客,有一个人叫冯驩,他很有才能,但没机会显出来,于是他抱怨得不到重用,吃饭的时候嫌没有鱼,出门的时候嫌没有车子坐。后来他弹铗而歌的事被孟尝君知道了,孟尝君派他带着债券到一个地方收债。冯驩到那个地方以后,召集欠钱的人,还得起钱的,约定还钱的期限;还不起钱的,把借据一把火烧掉。他回来复命的时候,一分钱都没带回来,孟尝君大怒。冯驩对孟尝君讲,你现在所缺的不是钱财,你缺的是民心。所以我替你着想,把这些债券通通烧掉了,这就是在替你收买人心。孟尝君听了以后才醒悟过来,感谢冯驩,后来孟尝君经历的一次险难也验证了冯驩的话。

《大学》还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就是背离正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假如在上者言论背离正道,在下者就会附和你,违反正道的言论就会给你提出来。货财,如果是以正道得来的,那么就会越聚越多;假如不是正道得来的,最后就会因不守正道而失去。就是说,假如你不择手段地敛财,这个财最终会丢失。“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个话很深刻,也很有哲学意味。

《大学》里又引了一些古人的话,说:“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这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假如用正道去治理,这个国家就会富强;不用正道治国,这个国家就会丧亡。

又引用《国语》的话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意思是,楚国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只有一个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善,即楚国以善为宝。另外,还引用了舅犯的话。舅犯是晋文公的舅舅,名叫狐偃。晋文公在晋国争王位的斗争当中失利,出亡在外多年,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复国。复国以后,大封功臣。流亡时有一些人跟着他,其中就有狐偃。

狐偃告诉他,说我们都是一些流亡在外的人,无以为宝,只有仁德和亲亲是最宝贵的。当时跟他出亡的这些人有很多是贤人。舅犯告诫晋文公,流亡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能把这些人才留住,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这些流亡中跟着晋文公的人后来许多人成了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的贤臣。所以有仁德的人一定要荐举出来担承大任。反之喜好小人,疏远君子,必招致灾祸。

《大学》里接着讲君子生财之道,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学》里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里讲的,和现在生财的原则不一样,现在很多情况下是用消费刺激生产,所以主张用得也要快,用得快刺激更多的生产。

《大学》所讲的是古代农耕社会,产品生产得慢,所以主张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时候要快,消费的时候要慢,这样财富就永远够用。这一点对于现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勤俭办一切事业,杜绝奢侈浪费,裁剪冗员,养成精打细算的风气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所以《大学》强调“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关于“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实际上是有针对性的。《大学》的写作大概在战国后期,这个时候不事生产而游食诸侯的人不在少数。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写了一篇文章《五蠹》,所谓五蠹就是五种社会蠹虫,儒家、墨家、纵横家、工商业者、逃避兵役者是为五蠹。他认为这些都是光消费不生产的人。韩非是一个法家,主张通过耕战获得财富,所以奖励耕战。纵横家用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发动战争,博取个人的卿相之位,这都是社会的蠹虫。

按照法家的说法,当时确实是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但是《大学》并没有说社会哪部分人是光消费不生产,他只是提出了一个保持社会财富充裕的原则,这就是:生产财富的人多,消费财富的人少;生产财富要快,消费这些财富要慢。只有这样,财富才永远够用。这个原则是朴素的,但是很深刻,它是一个普遍原则,对任何社会都有意义。香港有一个孔教学院,孔教学院的创始人是民国时期著名人物陈焕章。他创始的香港孔教学院就把《大学》里的这段话作为座右铭,他还画了一副画,上面是孔子,下面是《大学》的这段话。可见,陈焕章特别欣赏这段话。

《大学》里还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个话也很经典,仁者以财发身的意思是说,一个有仁德的人,是把创造财富作为提升人格的一个工具,一个媒介。发身就是提升自己,扩大自己的人生格局,最后完善自己,达到可能的高点。财富是完善自己的工具,不是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全部目的。“不仁者以身发财”,不仁者就是没有仁德的人,以身发财是说他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发财,为了发财可以不顾自己的声誉、自己的人格、甚至自己的生命。这句话是一句很经典的话,很有哲理,也很有警示意义。

所以《大学》里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就是说,一个治国者,如果你爱好仁德,那么你的百姓就爱好正义;假如上下都爱好正义,那么你的事业就会有好的结果,你的国家府库里的财物就属于你的国家。假如不好仁义,就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最后你这个国家灭亡了,国家府库里的财物都不是你的。这仍然是强调以正义作为治国的原则。

《大学》下面引当时的一个贤人孟献子的话说:“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畜马乘”按朱熹的解释,指刚刚脱离了士的身份出来做大夫的人,也就是初踏入官场的人。“伐冰之家”指卿大夫以上,夏天丧祭能够用冰的人。现在制冰非常容易,《大学》这个时代,夏天能够用上冰的,只有高级人物。伐冰之家指那些地位比较高的人。百乘之家,乘,一辆兵车就是一乘。“家”就是大夫的采邑。百乘之家,就是有采邑的人。

这段话是说,一个小官家里不养鸡,不养猪,中级官吏家里不养牛羊,高级官吏不应该有聚敛之臣。聚敛之臣,《论语》里也说过。孔子的弟子冉求在季氏家里做家臣,帮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命令他的门徒鸣鼓而攻之。在孔子看来季氏是地位很高的人,家里有很多财富,冉求还去帮他聚敛财富,是不义之举。所以孔子命令他的弟子攻击冉求。《大学》这个地方话说得很决绝,说与其有帮助聚敛财富的臣子,不如有监守自盗之臣。就是说聚敛之臣比监守自盗者还坏,对人的危害更大。可见对聚敛深恶痛绝。这是因为,聚敛是为私利,但往往巧立名目,比较隐晦,而监守自盗是人人皆知的恶行。

《大学》下文说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就是说,统治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以正义作为最高原则。而用正义治理国家自然会带来利益。这个利益是全体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利。如果单单以利为追求目标的话,最后这个国家会失去正义,也会最终失去公众的利益。所以他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就是说,统治一个国家,只追求财富,最后这个国家的灾难就来了。而以利为唯一追求,大多是由于小人的引诱,以利益来打动管理国家的人,最后导致丧身失国。所以治国必须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大学》这个话说得很沉痛,也很精辟。这就是《大学》最后一章,讲治国平天下。

最后,朱熹对全部十章有一个总结,说《大学》全文分“经”一章,讲三纲领八条目;“传”十章,逐条解释三纲领八条目。具体说来,前四章主要讲三纲领,是“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主要讲八条目,是“细论条目功夫”。在条目功夫中,又以第五章论格物致知最为切近,因为它是得到善的最基础的步骤。而第六章论诚意最为重要,因为诚意是修身之本,而修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所以这两章对初学者来说,可谓重中之重。

以上就是《大学》的全部的内容。《大学》原文里比较重要的词句,几乎都解释给大家,没有解释的只是它引用的《诗经》和《尚书》里的词句,但也指明它引证这些话的用意在什么地方。该篇所讲,先是《大学》在《四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里的地位,然后讲《大学》被人重视的缘由,最后具体讲《大学》的内容。总的来说就是三纲领八条目。


文章来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33(6):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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