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雄周末书话第236话|商被厉害的周灭亡了，可商纣王才是真英雄

文摘 2024-11-15 17:04 上海

唯有知识可以分享，也只有知识可以裂变成财富。

#志雄周末书话# 每弹评鉴四本书

本周四书分别为：《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波斯纳》《叶恭绰传：仰止亭畔落梅花》《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自称发源于理性的古典主义思想明确表现出放之四海皆准的特点。然而其观念只要遇到以激发“情感效应”为职责的绘画就暴露出自己的相对性，因为这种绘画赋予细节重要意义。与古典主义提倡的理想化做法相去甚远的是，此类绘画的创作者努力寻求再现的个性化，极力展现细节的价值并开发其戏剧表现力或感染力。我们想说的并非无病呻吟、动辄流泪的学院派绘画，而是一类宗教艺术，即用于虔修的绘画。它在欧洲北方文艺复兴中发挥的作用如今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通过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Francisco de Ollanda）留下的文字，人们知道米开朗基罗看不起弗拉芒绘画。但很少有人指出，这一蔑视主要针对细节在虔修绘画中扮演的过于重要的角色。根据奥兰达的转述，米开朗基罗赞同佩斯卡拉（Pescara）女侯爵维托里亚·科罗纳（Vittoria Colonna）提出的弗拉芒绘画比意大利绘画更具“虔诚感”的观点。然而对这位意大利艺术家而言，这个优点与作品的艺术品质无关。在他眼中，这种绘画“旨在欺骗并非源自内心的目光”，其内容完全是“织物布料、小巧的建筑、田野构成的绿色条块、树木构成的灰色斑点、被我们称为风景的小桥流水和星星点点的人物形象”，即“对日常景物杂乱无章、七扭八歪的堆砌”。这一绘画“总想面面俱到……结果却是没有一样不出差错”，喜欢它的都是“女性——特别是老妇人和小女孩、修士修女和个别对真正的和谐毫无感受的先生”。总之，“弗拉芒绘画比任何意大利绘画都更对……虔信徒的口味，因为它能让这些人泪流满面，而意大利绘画不会让他们掉一滴泪。”

基督的伤口得到的开发尤为深入，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人们膜拜的对象，尤其是就肋部的伤口而言。对这一伤口的展示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淋漓的鲜血、惨不忍睹的清晰裂口、向目光指示伤处的手……），但其要领是着重展现身体细节。这一展示伤口的冲动可以导致伤口脱离图像，成为供人凝视的独立对象。此类虔修图像在绘画领域难觅踪影，在时辰祈祷书或祈祷用单页【图1、图2】构成的领域却大放异彩。对我们而言，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揭示出聚焦于细节并不惜为此取消形象整体性这一观看方式的某些内容。实际上，这绝非一种不入流的观看方式：从圣吕佳田［sainte Lutgarde（1182—1246）]到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e Catherine de Sienne（1347—1380）]再到真福者瓦拉诺［la bienheureuse Battista Varani（1458—1527）]，基督托送自己的伤口以供人亲吻这一主题在基督教神秘主义者那里反复出现。对于那些并未如愿以偿得见“异象”却如真福者瓦拉诺所言“努力默想基督内心痛苦”的人而言，图像充当着其虔诚情感的导体。因为“渴望体味基督所受苦难的人不应满足于用舌头舔舐瓶口，或者说基督的人性这只圣瓶上面附着的伤口和鲜血……他应该进入到这只瓶子当中……在那里，他将获得大于其欲望的满足”。

图1：“基督的伤口”

《诺曼底女公爵、卢森堡的博纳的日课经》，1345

泥金装饰手抄本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图2：“有关受难的器具”

皮埃尔·维拉特工坊

《布西考元帅时辰祈祷书》，1477—1480

泥金装饰手抄本

巴黎，雅克马尔·安德烈博物馆

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这一伤口脱离了身体并获得了嘴的形状：有关虔修的文章建议虔修者一边努力想象这一图像就是基督的伤口一边亲吻它。然而，我们却吃惊地看到，伤口这个细节的图像志一时间层出不穷，变幻出千奇百怪的形式。例如，圣婴竟可坐在已经成年的自己被戳破并被四个钉伤环绕的心脏上【图3】。在另一幅图中，伤口垂直而立，内含心脏、三根钉子和十字架，它与四肢和头共同构成了基督身体的记忆要点全图，实际上，四肢于此被“概括”成了带有钉伤的双手和双脚，头则呈现出维洛妮卡的面纱具有的形态【图4】。此图的说明文字指出，画面中的伤口与真实的伤口一样大小，画面中的十字架表明基督在人间的生命所具有的尺寸。

图3：《圣心中的圣婴》

德国无名氏，1475—1480

木刻版画，6.7×5.8cm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图4：《基督的伤口》

德国无名氏，约1490

木刻版画，12.1×8.3cm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美国退休法官波斯纳的第一本传记。

如果把我们对波斯纳作为学者、法官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涯的了解做一下概括，我们会发现贯穿始终的一个线索是：他从未认为自己适合干法律这一行。在一次访谈中，他说自己没有完全被法律界所接纳。从他的通信中，我们看到他始终严重怀疑一个人能否在法律行业中度过伟大而满足的职业生涯。法律里面有太多东西与像他这样具有文艺情怀的人的旨趣格格不入。让我们想想这件事儿：在就任法官10周年之际，他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审案在他看来就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无趣的本职工作。再想想这种心态是否有助于解释他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嵌入法律行业的尴尬。然后我们可以在他的存档通信中找到理解波斯纳的法律生涯的线索——这些并不足以让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式的主张，但却可以成为我们对他作出评价的背景资料。再考虑一下这个：当他被问到自己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哪些角色有相似性的时候，他回答说，他在自己身上看到很多哈姆雷特的影子，同时还有一点点麦克白，以及不算少的科里奥兰纳斯。这些足够让我们有冲动想要带一位精神病学家一起去探索这种混合体，从而理解波斯纳本人。

波斯纳也对学院派知识分子有类似的鄙视。这种鄙视一部分源自他感到这些知识分子自视甚高，而且自称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他在给努斯鲍姆的信中写道：“我只是认为文化不能让人变得更好。”然而，他承认“大学的人比其他人更有趣”，不过他观察到“平均而言，他们还过着更加混乱的生活”。为了反对学术知识分子，他指出了努斯鲍姆的轶事，即1994年大选的结果使许多知识分子想移民，并说“在她的群体中的人——那些学究——对普通美国人是轻蔑的”。提到学者们威胁要移民是为了确认波斯纳本人认识到的“普通人和学术界之间有一条巨大而又不健康的鸿沟”。他进一步说，学院派知识分子们对选举感到不满，因为这“证实了他们的边缘地位”。

波斯纳对学者们的评论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和个性。这里展现了他的价值观的方方面面，还展示了除此以外的更多内容。在他的评论中，我们看到他感兴趣的因素包括智力、个性、举止以及各种各样的弱点、缺陷和脆弱性。

一位法学院的同事“人真的很好，也很聪明，不过我认为他在智识上很胆怯，缺乏活力，并且因此他的学术产出不温不火，并不令人激动”。一位同事“聪明，有魅力，我认为他虽然不是学者或是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但却是出色的学术管理者，但我也可能错了。他有点自恋，情绪激动（这使管理者的生活非常艰难——我指的是他的内心），并且记不住别人的名字，但这只是些小缺陷”。另一位教授“很好，很聪明，但是太过关注自己了”。波斯纳写道他对曾经见过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有好感，“特别是他非同寻常的讲解技巧。我对他清醒的头脑尤其印象深刻”。

一位学院派法哲学家给波斯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他接着写道：“当然，他是一位糟糕的公开演说家，即使是在一小群人中，他也无法把自己想说的话讲清楚，但细心的听众会间或感受到他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中隐含的强大的分析机制。在像他这种资历和声望的学者身上，你看不到任何虚荣和教条主义，这是与他面对面接触能感受到的最惊人特质。”波斯纳还提到，他曾遇到并非常欣赏另一位哲学家，一位世界一流的哲学家。他写道：“也许他是一个老道的骗子，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谦虚、单纯、友好、低调，他毫无保留且没有佯装谦虚。”一位同事得到“极其不愿跟人打交道”的评论，另一位则是“极其争强好胜”。一位芝加哥同事“雄心勃勃，但这不能算是一个过错。从外在看，他大概有些冷淡和高傲，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内在，所以我对此无法评价。但是我很难想象他实际上是［如传闻所指］和一个热衷户外运动的女孩结婚的，因为他绝对是不爱运动的温室知识分子”。另一位教师被形容为“一个令人恐惧的人”“可能会很吓人”。在参加完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活动之后，他提到再次遇到了之前打过交道的哲学系教师，正如上次一样没留下好印象，“他是一个怯懦而无聊的家伙”。

波斯纳形容芝加哥大学另一院系的一位同事让他想起了“伊甸园里的蛇——灿烂的笑容，优美的举止，但小小的苍白的脑袋上有狡猾、警惕的表情”。他写道，一位常青藤大学的校长“是一位非常出色和有效的经理。他和他妻子的从容和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年轻的教师“缺乏大多数优秀律师和法学教授具备的那种体面外表和外交技巧。他看起来‘高人一等’，虽然这并没有打扰到我，但会让包括某些学生在内的其他人感到不快”。

在提到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时，他形容另一个学校的一位顶尖法史学者“擅长写论文，但是本人非常不善言辞，甚至看起来很蠢。我喜欢他，但他确实缺乏闪光点，如果这个词确切的话”。一个经济部门成员在他的嘴里是“非常有想象力、聪明、高产的经济学家，但是说话没有分寸。一些人说蠢话只是为了尝试验证他们的观点”。一个著名的女性主义法学家则是“对与她的观点有冲突的观点极不开放。她就是固执己见女士（Ms. Idee Fixe），或者是固执己见本尊”。对于一位参会者，他形容道：“她对会议上报告的论文做评论，其水准停留于她过去几周看的报纸的水平。”在参加完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有竞争关系的一所法学院的派对后，他写道：一位教授“完全不知所云”，另一位教授则“喋喋不休，废话连篇”“这对他的法学院来说绝不是好的广告。”

在一次会晤曾长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索尔·贝娄之后，他写道：“他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友善，”并补充说：“他有一张鲨鱼般的脸，散发着冷漠的气息。”

在叶恭绰的四位妻妾中，张如颇值得一说。1906年，叶恭绰受张百熙之召，入职邮传部。初到京城，广泛交游。其间认识了青楼女子陈兰香。陈氏本姓张名如，出生于1897年，江苏常熟人，兰香是其艺名。1910年夏，叶恭绰在词人王运鹏的旧宅“四印斋”中与兰香相识。此时“四印斋”为罗惇曧租住，而当时叶、陈仅是一面之缘，并未深交相知。盛宣怀任邮传部尚书时，开始清理、整治交通系官员，又时逢“浙路风潮”，叶恭绰遂辞职南下。次年春天再返回北京，不期又与陈兰香相遇，仅凭当年的一面之瞥，她居然认得出叶恭绰。茫茫人海，前世有缘，两人就此定情。1913年，叶恭绰以明珠、玉璧为聘礼，正式娶陈兰香为侧室。

陈兰香与叶恭绰结婚后，恢复了本名张如，叶又为她取了小名“玉真”，与自己的字“玉甫”相配。叶佩玱又赠字“律芳”。明末名士冒辟疆写有《梅影庵梦忆》，怀念董小宛。叶恭绰在张如逝世后，写了《遐庵梦忆》一文，倾吐对她的爱恋之情。张如聪明好学，有过目不忘的禀赋，而且极具悟性。虽然出身风尘，但却冰清玉洁，喜插花，擅编织，好熏香，室中炉香袅袅，氤氲帘榻。叶恭绰好收藏，书画造诣很深。张如善解人意，为求得与叶恭绰有共同爱好，她也拜师学画，两人一同分享文房翰墨之乐。张如虽有青楼的经历，但婚后生活俭朴，三年未添置新衣。她还和叶恭绰一样，笃信佛教，修习净土宗，因此取法号净持。叶恭绰体弱多病，尤其入秋后时常患病，张如即发愿斋戒，为夫祈福。

“三次长参案”爆发后，张如自然受牵连，成为被人攻击的目标。在参劾叶恭绰的诸多“罪状”中，有为“爱妻陈兰香私挂专车”，以及陈兰香之母“免费坐车”等。张如为案子四处奔走，力洗冤情，也成了某些报纸追逐的目标，谓其车马出行，“风头如故”，似乎在影射她早年的身份。一时间的流言蜚语，给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伤害。

1915年3月，张如患病，经医生诊断为肾脏炎，即刻住院治疗，后又在天津治疗，终因医治无效辞世，年仅十九岁。叶恭绰为之“暮朝凄痛，殆不能忘怀”。净持殁后百日，叶恭绰写了感怀诗，其中有句：“皈依君竟归何处，沦落吾犹有此身。”并在北京西山佛寺丛林中为净持寻找墓地，在万叶萧瑟中，仅能得一抔黄土来表达自己的心境，但仍然是“化碧九原情未已，埋忧三径意何任”。次年冬，净持落葬于西山之麓，叶恭绰守墓，夜宿灵光寺，寒夜孤灯，难以入眠，又写下七绝四首，爱妾已逝，“剩我拖泥带水行”“舍身容易忏情难”。松窗对新坟，月色如雪，叶恭绰心中是何等痛苦，不难想象。隔年清明，叶恭绰又为净持扫墓，仍是悲情难已：“一棺如隔万重山”“爱河纵有春风到，萎尽琼枝不再开”。自恨不如随净持而去，“活人医国两无方……鬼门关外少沧桑”。又过了一年，净持坟墓被籍没，叶恭绰听到这一消息，简直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在诗中写道：“未知白骨何仇尔，苦念重泉不待人。大地固知终幻影，一抔犹想伴闲身。”六年之后，也可能是出于这个缘故，叶恭绰在净持墓地附近盖了一幢小楼，名曰“幻住园”。“遐庵”或即指此。“遐”有远去意，语出张衡的《东京赋》：“望先帝之旧墟，慨长思而怀古。俟阊风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薛综注：“遐，逝也。”叶恭绰自署笔名遐庵。他的别号很多，唯“遐庵”与之相伴一生。

张如在生前曾与叶恭绰同游颐和园、昆明湖，曾拟请林纾（琴南）画昆明湖风物。张氏殁后，叶恭绰再请林纾画《遐庵梦忆图》横卷，林跋曰：“玉甫社兄与其宠人玉真女士曩游昆明湖，即徵余画，未曾遽应。近则玉甫社兄以《梦忆》见示，哀感幽绝，爰就其意，以作此画。”吴湖帆题了《华胥引·遐庵梦忆图》词。其他还有陈方恪、程颂万、梁鸿志也各有题诗。1945年，叶恭绰又请陆维钊画《幻住园图》，陆氏曾协助叶恭绰编《全清词钞》。图成，陆氏题诗中有云：“举目西山百不堪，灌园人老树毵毵。”叶恭绰后来又请齐白石画《幻住园图》，叶于1954年题画云：“幻住园为余京师西山墓地，故名幻住。有小楼已坏不可居。白石翁与余有身后结邻之约，为余图此，戏题四绝。”其中有一首云：“人生有分共青山，卖尽痴呆只是顽。幻住那有无住好，剩添话靶落人间。”

叶恭绰与张如的夫妻感情，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他一生为她写了许多诗，每当张氏忌日，他就以作诗来悼念。如《净持殁十年矣，忌日感赋》：“刻骨愁丝可得湔，微波重展桂风前。浊流久分终同尽，膏火何期永独煎。半死僵蚕虚作茧，离群哀雁尚惊弦。伤心人月同圆梦，触拨寒灰十二年。”其后又作有《净持殁后十六年》《净持二十三周年忌日》等，字里行间，一往情深。其中《望江南·中秋好》词云：“中秋好，孤赏翠微旁，小筑幽栖原幻住。安心是处更无乡。惆怅不能狂。”词后有注云：“北平西山秘魔崖下幻住园，净持葬地也，花木萦翳，景殊幽寂，余中秋数宿此。”

1958年3月24日，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下达了把叶恭绰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

右派分子叶恭绰的处分已经中央国家机关党组批准：撤销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务，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由行政八级降为十级。

此件抄送北京画院整风运动领导小组。时任画院副院长的崔子范在旁批注：“先在画院公布并转告画会。”与叶恭绰同时被划为右派的还有徐燕孙、王雪涛、汪慎生、启功（有关原件藏于北京画院）。

到底是哪一个机构或单位把叶恭绰错划为右派的？在后来的复查过程中，始终是无法得到答案之谜。叶恭绰虽然当时有多种职务，但他的人事编制隶属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却没有叶恭绰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相关资料；叶恭绰原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但该馆也没有叶恭绰这方面的资料。和叶恭绰工作关系最密切的是北京画院，虽有崔子范、于非闇对叶恭绰的长篇揭发及其他资料，也没有找到把叶恭绰划为右派的正式文件或报告，这真是一桩咄咄怪事。

1979年10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领导小组下达了《关于叶恭绰先生右派改正问题的通知》：

中共北京画院支部委员会：

你们报来关于《叶恭绰先生的复查结论》和《关于叶恭绰先生的复查工作报告》收悉，经局领导小组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叶恭绰先生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右派的改正意见。

1980年2月29日，文化部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叶恭绰举行追悼会，在会上宣读了为他平反昭雪的文件，为他招魂……

叶恭绰与吴湖帆合作扇面

西周毛公鼎，叶恭绰旧藏

1927年到1937年间，是傅斯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最多产的年代。在这一时期，他提出了几个这一领域中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学说。其中明显可见两个特点：第一，他拆散了一系相传的中国古代史架构，代之以不同族系并进的多元过程；第二，他把被疑古运动击成碎片的中国古代史重新缀合在一起。当然，他对中国古代史的重建并非向旧有主题的回归，而是尝试建立一种以新材料为基础的新说。

傅斯年提出的第一个学说是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论，挑战了传统习惯上的“华夏”观。经典文献支持这种夏、商、周三代基本为一系的旧观点。

傅斯年向这些传统观念发起质疑。他认为，三代之间的关系是平行互动的关系；实际上，两个竞争的种族之间战争频仍。这一学说与过去关于尧、舜、禹之间和谐关系的叙述相矛盾，质疑了儒家传统并拆解了“十六字心传”的传说故事。这个故事说，舜传给禹十六个字：“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成为宋明儒学一个主要的学理基础。如果按照傅斯年的学说，其推论舜属于东部集团，禹属于西部集团，既然这两个集团处于冲突之中，舜怎么能将这十六个字传给禹呢？

傅斯年也质疑了传统的周文化中心论，他认为，中国文明中心恰如希腊之于西方文明者，是东部沿海的夷和商，而不是周。他并指出，中国文化传播的方向是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发展。

傅斯年区别于他人之处在于，他深信在中国有一个东方本土文化传统。此外，这里还要论及他思想的两个来源：欧洲历史学和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影响，前者使傅斯年认识到欧洲的许多国家由多种族群落构成，后者使他想到在古代中国西部可能存在着一个异文化族群。

在欧洲，傅斯年了解到印度、南部希腊和法国都存在有多族群，征服族群通常在文化上较落后，它们接受被征服人民的文化并成为它的保护人。他把这一论题向前推进了一步，进而认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实际上是由不同的族群组成的。

在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认为中国人最初来自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待其学术成熟以后，他从未提出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结论，但他也意识到不能完全否定此说。虽然他很少公开讨论中国文明西来说，但私下里也的确表现出对很多印欧人可能卷入古代中国史的关注。他相信，在西周时期，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比我们想象的要广泛得多。在手稿中，他经常推测中国的象形文字可能不是本土的产物。步西方学者后尘，他进一步推断，四轮马车可能是从西亚引进中国的。在一则笔记中，他甚至简短地论述到白狄实际上可能是欧洲白人种群，其中的一些人中古时期在敦煌一带仍十分活跃。在另一部未出版的草稿中，他承认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必与新石器时代的印欧人有关；这在安特生发现的彩陶中尤其明显。但傅斯年仅仅提到中国和西方交流颇多，并不赞同西来说。

所有这些都让傅斯年想到，在上古时代，除了本地人而外，可能也有许多“外来人”迁移到中国西部并定居在那里。当然，这些见解无一发表，说明傅斯年对它们是否准确可靠采取谨慎态度，可能也还有些犹疑。傅斯年对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持续兴趣和他在发表任何有关这一题目的著述上表现出的踌躇表明，他在思想深处其实相信有几个不同的族群可能相继占领过中国西部。长久以来，他相信古代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居住着一个民族，于是产生出“西土”之人和“东土”之人二分的观念。这是他提出中国古代多元种族起源论的一个重要契机。

“土著”对“外人”的提法对中国人并不陌生。第一本中国通史的作者夏曾佑首先意识到“苗”不像过去习以为是的那样是一个民族（nation）之名，而是某一族群之名；他辩称，苗人是土著,而汉人则来自于西亚。傅斯年质疑了土著对峙外人的观念，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东部沿海地带存在着另一个本土族群，这个族群才是中国文化的渊源。他的结论是，中国东部与西部之间一定处于二分的对峙状态。

傅斯年在山东的成长经历使他耳濡目染了当地的传统、风俗和崇拜形式，所有这些都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生动的印象，即古代山东地区一定是一个异于西部的中国本土文化中心，虽然西部文化的因素已经长期附着在原初的本地文化上了。他派遣一个考古团队到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寻找这种本土文化的痕迹。这个调查组主要在平陵和临淄地区工作。他假定这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因为在那里曾发现了怀疑源于西亚的仰韶彩陶文化。

令人鼓舞的时刻在1930年到来，在山东龙山城子崖的大发掘，大大有助于支持他的梦想。大量的黑陶器皿第一次被发现，产生这种陶器的文化证明与中国西部的彩陶文化不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傅斯年1924年提出的在山东和辽东半岛一带必有本土文化的推断最终得到了证实。

城子崖的发现包括版筑与夯土的垒墙、甲骨和黑陶。前两者与殷墟的发现是相同的，在仰韶的其他任何一个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过。傅斯年的脑海里浮出一个念头，即甲骨占卜一定是个中国东部长期存在的传统。在城子崖的发掘中还发现，商文化层恰在黑陶地层之上。傅斯年由此得出结论：商文化和黑陶文化如果不是同一的，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发现一定令傅斯年惊喜万分，因为他曾经推测商人来自于中国东北地区，后来征服了夷人；这些文化层似乎也提示出类似的故事。

1935年，傅斯年发表了《夷夏东西说》。他提出，晋代（266—316）以前只有东西之分，此后才有南北之分。这种区分与地理的变动大致吻合，可以沿着平汉铁路画一条线。平汉线以东是广大的平原，而以西是广阔的山区。地理被视为理解形成文化差异的关键。

这样，东部与西部的对峙成为三代历史背后的推动力。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后来，周兴起于西方并征服商，仍是东西对峙之局。在这些对抗中，东西方各有胜败，但是总体上东胜西之事较少，而西胜东之事甚多。其中原因很多，综而言之，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而西方的武力更强。战争平息后，周成为东方文化的保护人。傅斯年提醒他的读者，尽管东方和西方各有胜败，但文化中心一直在东方的齐鲁之地（山东）。

但是，按照傅斯年的看法，殷商文化也是接受了被征服的本地人——东夷人的文化。他反复强调夷人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他指出，空桑或现代的曲阜在远古是一个极重要的地方，这里是古夷人的大本营，少昊、后羿的都城。周公派遣他的远征军东进时，他所追逐的敌人奄国就在那里。此地土著之伊尹，巧妙地运用其文化所赋之智谋以事商汤，助其成功地征服了夏。几百年后，另一位此地土著之孔子娴熟地以当地传统造就了儒家思想。

傅斯年反复强调，甚至到秦汉时，主流文化因素仍源于这一地区。齐鲁文化以五行和儒家这样的思想体系主宰了汉代全国。他相信，周人征服中国东部后，将夷人排除在儒家经典记载之外。周朝之正统史观，只有虞、夏、商、周四代。历史若为东方人所造，其正统或者以夷代夏。

傅斯年不解的是，何以过去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忽视了东西方之间的二分和对峙。他相信，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喜欢将历史伦理化。他们像希腊人那样将不同地域和时代的神祇聚集进一个“全神堂”，这就泯除了两地的差异。傅斯年则运用不同族群的观念将这个全神堂拆解为碎片。三代是一个平安和谐世界的想象及其与之相联的道德垂训被一举击碎；三代本是一个充满纷争、阴谋和对抗的时代。

傅斯年还提出了其他几个有争议的学术推论。一个是商人的起源。傅斯年认为他们“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之，实际上亦可说夷人胜夏”。如前所述，他甚至将商的起源追溯到中国东北地区。因为缺乏材料，商人起源的问题至为模糊难解；王国维曾主张商人起于东方，却遭到胡适的诟病。傅斯年进一步发展了王国维的假设，主张商最初来自东北地区，后来征服了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先进文化的夷人。

第三个推论是夷一商是中国文明的渊源。在这一点上，傅斯年与王国维的看法不同。王国维在比较了商、周之文化后，断言周文化远比商更高——周自身已形成“道德之团体”。按照王国维的看法，周公的主要成就，即封建和道德之典礼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成就——这也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个传统观念。但是傅斯年不赞同这一传统论断，并贬低周文化；这无疑是在攻击构成周文化主体的儒家。他宣称：“一切疑殷商文化不及周初之见解，应一扫而空。”他认为寒浞、后羿、商纣王等历史人物在传统儒家观念中被看作是残暴凶恶的，实际上他们是英雄人物。

在儒家的诠释中，商朝最后岁月的统治精英被描述为沉溺于多种罪恶，包括放荡、酗酒、沉溺于巫术，从事异教活动等；另一方面，周王朝的建立者在早期儒家文献中被处理成中华文明的创造者或守护者。譬如，宗法体系、仁政和礼仪秩序被认为是周人的重要贡献。现代重要学者王国维仍认同这一传统观点。但傅斯年通过给商文化更高的地位推翻了这一传统。如他称赞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最坏的一个统治者”纣王是一个“能爱”、“多力”和“多好”的人——总之是“一大英雄”，但“爱”、“力”和“好”并非正面的传统价值，这种重新评价只有在新文化运动后才能出现。傅斯年在完成商周对抗史的研究后写道：“周之方面，毫无良德，父子不兼容，然狠而有计算；一群的北虏，自有北虏的品德。”

傅斯年对史学的取向同他的政治倾向相吻合。譬如，作为一个强调古代中国的东西二分和对峙的人，他一直偏爱东方传统（东夷和商）胜过西方（周）。与此一脉相承，他质疑那种长期存在的乡愁，即希望通过复兴中国西北来复兴民族；在中日战争结束之初，政治家如蒋介石，学者如钱穆和向达（1900—1966）都对此甚为热心。傅斯年以为，连西安周围十数里的地区都“有沙漠之感”，西北自不适合作为国家的中心。他强调说，中国应该以东北为中心，甚至还宣称如果中国不能发展东北地区，就永不能成为一等国。稍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论断与他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反西北的思想吻合。同样，傅斯年的著名尝试，即将中国独特文化的起源定于山东，部分似也源于对自己出生地那爱屋及乌的浪漫情感。尽管如此，傅斯年方法论的严整及其对广搜依据以证成其假说的坚持，使他的理论牢固而认真，超越了他隐伏在著作之后那带有个人特质的感情动机。

作者 | 张志雄

编辑 | 周艳付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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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指数说明

我的标准是三颗星以下的书不要看，浪费时间。给三颗星是因为某个章节或某些段落值得一看，没时间的话不要看了。四颗星是我比较满意的，但数量很少。五颗星是我最喜欢的书，但未必是最理想的书。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A4NjY3NQ==&mid=2650363567&idx=1&sn=64892a14b1f3792902118eaece0f5158

志雄走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