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全军覆灭是红四西进计划彻底失败的标志，结局太过惨烈。失败的原因可以用红一红四第一次会师时张国焘对朱德讲的一句话来概括：军事只是皮毛，政治才是根本。
西进计划、包括西路军的失败，首先是张国焘政治上的失败：另立中央，又不能坚持到底，本来是有坚持到底的资本和理由，但因为自己性格软弱，书生气太重，再加上陈昌浩等红四国际派的压力，终于在一年后向陕北中央俯首称臣，给自己和红四的干部们背上了反党的政治包袱。从此开始走上了偏离西进计划正确路线的错误轨道，甚至明知中央的指挥是错，也要服从执行。结果导致红四没能全部西渡，一分为二。
西路军主帅陈昌浩政治上背了包袱，军事上又过份轻敌，他对西路军将士的宣传是：马家军能有多少人？看看我们有多少子弹？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马家军还不够我们打的。
按理红四在西康时，是学习、训练过打骑兵战术的。并且董振堂在西北军时曾经和马家军交过手，打得马家军骑兵大败。正如朱德所言，西路军对付马家军，如果战术得当，应该是游刃有余的。结果徐陈这对活宝，在右路军时，让中央在自己眼皮底下跑了，林彪彭德怀的一三军团可是由他俩节制的。
南下后又不听张国焘命令撤军退守西康，坚持要打百丈关战役，结果大败。那次是因为碰上了入川的中央军，战斗力强，又有飞机大炮，打败仗还情有可原。这次对付著名的“土包子”马家军，这二位故态复萌，更是轻敌。结果一败于古浪，第九军被打残，失去战斗力。连总部侦查电台都被毁坏，失去了作战的“双眼”；再败于高台，董振堂第五军全军覆灭，董战死。
应该说这些失败不能都怪中央的遥控指挥。这些具体的战术问题，中央也不可能管得那么细。用朱德的话说就是“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倒是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发生，中央让西路军在当地作为战略部队策应东北军，应该也没错。因为西安事变才是当时全党的重心，而西路军只是这盘大棋的一颗棋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也就没有西去的必要了。
其实西路军最初渡河后就应该一路西行，直奔新疆，对于马家军，可用政治方式解决。因为西路军只是借道路过，并不会久居此地，马家军也不会一定要和西路军拼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西路军可到新疆后拿到苏联援助，再回师南征。
当年红四西征初到川陕时，张国焘对四川和陕西军阀就是如此：告诉他们，红军只是在此地休养生息，不久就会重返中原。争取到红四有了一段和平时期来喘口气，立住脚，得到充分的休整。然后再和川军开战。徐陈二人太相信自己的实力，小看了马家军。
后来西安事变发生，中央要求西路军原地停留，作战略支撑，如果当初没和马家军开战，再加上张学良电告二马不要敌对红军，相信马家军也不会一定要对西路军赶尽杀绝。这一些政治操作，如果张国焘去，肯定会政治军事并举，不会把西路军弄到极其被动的地步。
中央对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的处理应该说不算过份。张国焘思想上一向反国际，这是众所周知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体制就是高度集权，你反国际，就是藐视国际的权威，如果大家都如此，以后国际还如何领导下面的各支部呢？瞿秋白当年就认为陈独秀应该代国际受过，不然国际就会失去威信。张国焘还为此和瞿秋白发生争吵，关系一度破裂。所以中央后来批张，政治上、组织上是没错的，顾全大局嘛。王明回来后也讥讽张国焘另立中央，严厉敲打了张国焘。
张国焘没明白他是在搞政治，而不是在做学问。做学问要讲道理论是非，而搞政治是不能讲道理论是非的，他还是书生气太浓，到晚年写回忆录，才悟到政治是肮脏的，革命也未必纯洁。
处理陈昌浩应该说中央也没有过份，如果说另立中央张国焘是主犯，那么陈昌浩就是第一号从犯。并且陈昌浩作为西路军主帅，葬送了整个西路军，当然要承担失败的责任，更恶劣的是陈徐二人兵败后居然单独离队脱逃，丢下部队不管了，陈甚至连老婆张琴秋都不顾。这无论在哪家军事系统都是不可饶恕的。中央让他去苏联治病，放逐他十多年，何错之有？
至于徐帅，当然也要承担西路军覆灭的责任，毕竟是西路军总指挥，又兵败离队脱逃，责任虽说比陈昌浩小，但中央不可能不惩罚。其实徐在红四虽说是总指挥，但其地位并不是外间以为的第三号人物，至少周纯全排在他前面，两河口沙窝会议，红四新进政治局的就是陈昌浩和周纯全，而不是徐。徐只是个专业的军事干部，张国焘看重他，除了军事能力强，应该是他政治欲望不强。这也是后来毛让他做红四旗帜的原因吧。有红四将领在延安整风时直问毛：徐为何不能当129师师长？降徐半级，作为对西路军覆灭的惩罚，应该很轻了。陈昌浩是一撸到底，做了个宣传干事。李木匠降五级使用，对徐只降半级，徐是不应该有怨言的。
